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1979年初，杜润生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注：华为大山孤门独户开了口子。）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生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