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常万全的建军节讲话 -- shuzhu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