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常万全的建军节讲话 -- shuzhu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