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我要回溯一下西方文学传统的根源，以及其中第一个得到记录的、一名男性让女性闭嘴的事例——未曾得到记录的事例肯定还有更多——在这名男性看来，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我所要讲的是荷马的《奥德赛》当中流传千古的一刻。这部作品是这部西方文学的奠基经典之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总认为《奥德赛》讲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历险，他如何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尽艰辛返回家园，而他那忠贞的妻子珀涅罗珀则十几年来一直坐在织机边上等他归来，同时还要抵挡打算强娶她的各路求婚者。但是《奥德赛》同样也讲的是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的成长经历。在这首长诗当中，他由男孩成长为了一名男人。

他的成长过程开始于全书的第一卷开头。有一天，珀涅罗珀走出闺房，来到自家住所的厅堂里。那里有一位游吟诗人正在向成群结队的求婚者们歌唱希腊英雄们返家旅程当中的各种艰难困苦。珀涅罗珀对此非常不悦。她当着众人的面要求游吟诗人换一首曲子。这时，年轻的忒勒马科斯插了进来：“母亲，回去吧，操持你自个的活计，你的织机和线杆。至于辩议，那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子，首先是我——在这个家里，我是镇管的权威。”于是她就回到了楼上。

一名乳臭未干的少年，居然能要求一名老于世故的中年女性闭嘴，这一幕着实有些荒唐。这个事例很好的说明了早在西方文学传统发源之时，女性在公共场域当中就没有声音。更有甚者，正如荷马所描写的那样，成长为男人的必然一步就是控制公开发言，并且让女性保持沉默。忒勒马科斯的用词非常讲究。他用来表示“辩议”的希腊语单词是muthos。这个词并非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指代“神秘”（myth），在荷马的希腊语当中，这个词专指“具有权威的公开言论”，而不是随便什么人——包括女性或者说尤其是女性——都能扯上几句的家长里短与闲言碎语。母亲可以与人闲聊，但是假如她试图掌握muthos，就必须加以制止。

今晚我打算研究一下，这一幕荷马史诗当中让女性噤声的经典场景与现当代文化以及政治当中致使女性在公开场合失声的某些方式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无论这里的公开场合是议会大厅还是百货商店。有一幅刊载在《笨拙》杂志上的漫画很好地反映了这种集体耳聋的现象。漫画的题目是：“很好的建议，崔格斯小姐。在座的哪位先生愿意提供一下这条建议吗？”待会儿我们还要谈一谈这幅漫画。此外我还想研究一下，荷马史诗当中的这一幕如何导致了许多确实在公开场合发声的女性遭到辱骂。今晚我主要关注声音，而不是写作或者抛头露面。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支持钞票上出现女性符号，推特上面涉及强奸与斩首的网络威胁，以及忒勒马科斯打压珀涅罗珀的举动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我要承认，我在这里面向大家谈论女性如何无法在公开场合发声或者无法在公开场合找到听众，这一幕本身就有些自相矛盾，甚至还有些说嘴打嘴。有些人可能还会认为我有些大言不惭。这个问题待一会儿我也要专门谈谈。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不住嘴地抱怨，也不打算提供某种全覆盖性质的女性失声规则。我的目的是通过非常长期的视角来揭示女性声音与公共发声之间长久以来的尴尬关系。这里的公共发声包括演讲、辩论以及批评，换句话说就是最广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发生在办公室里还是下院会场当中。

我希望长期视角有助于我们摆脱“仇视女性”的简单诊断。如今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这个词当成挡箭牌。当然，仇视女性的思想的确存在。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假如你参加了一场电视辩论之后，发现网上针对你本人的负面评论总喜欢将你的私处与各种腐烂的蔬菜相提并论，那么你实在很难不认为仇视女性是形容这一现象的最合适词汇。但是就算女性并没有遭到噤声，依然要支付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被别人听见。假如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乃至于有所作为，就要清楚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远比仇视女性更复杂的长期原因。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忒勒马科斯的勃然变色并不是个例。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当中贯穿着历史悠久且总体而言十分成功的尝试，不仅将女性声音排除在了公共发言之外，而且还会大肆张扬此类排斥行为。忒勒马科斯仅仅是这一传统的开端而已。比方说在公元前四世纪早期，阿里斯托芬专门撰写了一部“滑稽至极”的喜剧，幻想了女性管理国家的景象。这出喜剧的部分笑点在于女性无法妥当得体地在公开场合发言，或者说无法将自己的的私密言论——在这出戏里女性的私密言论三句话不离上床二字——转换成为高尚的男性政治术语。到了罗马时期，奥维德创作了《变形记》。这部非凡的神话巨著以人类形体变化为主题，可以说是继圣经之后对西方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品。《变形记》反复描写了女性在变形过程当中失去声音的意象。可怜的伊娥被朱庇特变成了一头母牛，因此她不能说话，只能哞哞叫。饶舌的林中仙女爱可也遭到惩罚，只能重复他人的语句。在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的著名画作当中，爱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纳喀索斯，却无法主动一直交谈。而身为一切自恋者原型的纳喀索斯则爱上了自己在池水当中的倒影。

离开神话的领域，回到历史当中，公元一世纪有一位认真的罗马文选编者费尽气力才找到了三位“尽管受到天然状态的限制，却依然没有在公共论坛噤声的女性”。他的描写措辞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位女性名叫麦希娅，她在法庭上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因为在她的女性外表之下潜藏着男性的本质，可以说是一位女化的男子（androgyne）。”第二位女性名叫艾弗尼娅，她曾经主动与别人打官司，并且“不成体统地”亲自出庭发言，以至于所有人都听厌了她的“吠叫”与“狺狺之声”——她依然没有像人一样的声音，而是变成了一条狗。根据记载，艾弗尼娅死于公元前48年，“对于像这样有悖天理的怪胎，记录它们的死期要比记录它们的生辰更重要。”

在古典世界里，女性公开发言的行为仅在两种特殊情况下才不至于被视为悖逆之举。首先，身为受害者或者殉道者的女性可以公开发言——通常是在自己的死期临近之前。早期的基督教女性信徒形象往往涉及在身赴狮口之前高声宣扬自身信仰的场景。罗马早期历史当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贞洁的卢克利希亚遭到了君主家族的一名残暴王子的强奸，之后她得到了公开演讲的机会，而她的演讲内容也仅限于谴责自己的强奸者以及宣布自己即将自杀——至少罗马的作家们是这样写的，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就算这样苦涩的发言机会依然有可能被人从女性手中夺走。在《变形记》当中，年轻的菲洛米拉公主遭到了强奸。为了避免出现卢克利希亚式的慷慨陈词场景，强奸者割掉了她的舌头。莎士比亚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 当中也借用了这一桥段，扯掉了遭到强奸的拉维妮娅的舌头。

我们更熟悉第二种例外情况：一名女性偶尔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言捍卫自己的家庭、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女性的利益。那位罗马文集编者提到的第三位公开发言的女性——她名叫荷滕希娅——躲过了贬斥与责难，因为罗马为了资助一场不太说得过去的战争而推出了专门针对女性征收的财产税，荷滕希娅则担当了罗马女性反对这项税目的发言人。换句话说，在极端环境下，女性可以公开捍卫女性群体的利益，但是不能代表男性或者整个社区发言。总体来说，二世纪一位古罗马智者总结得很到位：“女性应当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声音不被外人听见，就好像她应当保护自己的衣物不被人扯掉一样。”

这些事例反映的情况要比看上去更复杂。女性的哑口无言并不仅仅反映了她们在古典世界当中普遍无力的地位，例如没有投票权，法律与经济行为能力受限，等等。而且应该说古罗马的大多数女性显然并不喜欢在不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场域里公开发言。问题在于，我认为我古代世界排斥女性公开发言的行为远比看上去更积极，并且内涵也更深重。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于我们自己设计女性声音的传统、习俗与假设造成了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影响。我的意思是，公开演讲并不仅仅是古代女性不做的事情，而且还是用来界定男性气质的排外行为与技能。正如之前所见，忒勒马科斯要想成长为成年男性——以及精英男性——就必须掌握公开发言的权利。如果说公开发言算不上雄性气概的唯一决定性标志，那么至少也是决定性标志之一。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开发言的女性从定义上来说就不是女性。

在古代文学当中，我们会发现各位作者们都在反复强调低沉男性声音的权威。古代的一篇科学论文这样写道：“声调低的声音意味着男性的勇气，声调高的声音意味着女性的胆怯。”另一位古典作家则宣称，“女性的音调与音色不仅会颠覆男性发言人的声音，还会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整体的健康。”公元二世纪的著名学者金口若望曾经让他的读者想象这样一幅场景：“请想象有一个社区遭到了怪病的侵袭，所有男性的声音突然全都变成了女性的声音，一切男性——无论长幼——都无法像男性那样说话。这一幕岂非可怖之极，任何瘟疫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吗？他们肯定会赶赴圣所，求助神灵，还会献上众多供品，只为平息神力。”我们尽管可以宽慰自己，认为金口若望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但是他并没有开玩笑。

这一切都并不是什么遥远文化当中的特殊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从时间上来说确实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这些文化当中的言论性别化传统——以及关于言论性别化的理论总结——却流传到了今天。今天的我们依然直接或间接地沿袭着这套传统。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现代文化的内容并非全都来自希腊与罗马，无论是言论还是其他方面——谢天谢地。就算是像我这样的古典主义者也不愿意——或者说像我这样的古典主义者尤其不愿意——生活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世界里。现代文化当中充满了各种改头换面相互竞争的思潮，而且我们的政治体系也颠覆了许多陈旧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至少在官方层面上赋予了女性平等政治权利。但是我们的辩论与公开演讲传统以及规则依然位于古典世界的阴影笼罩之下。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现代措辞与劝说技巧根植于古代演讲词与演讲手册当中。我们的措辞分析原则可以直接回溯到亚里斯多德与西塞罗。事实上经常有人指出，巴拉克.奥巴马或者说他的文胆们从西塞罗那里学到了大量技巧。就英国下院而言，制定或者奉行绝大部分议会规章的十九世纪绅士们正是在我所引用的这些古典理论、口号与偏见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再说一遍，我们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受害者而已，但是古典世界的传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并且一直还在提供一套思考公共演讲的模板，我们利用这套模板来定义以及决定演讲的优劣与说服力，还要决定应当向谁的演讲赋予被人听到的空间。而性别显然是模板当中的重要因素。

只要随意打量一下当代西方演讲传统——至少是二十世纪之前的传统——就能发现许多反复出现的、我刚才提到过的古典主题。就像公开为自己辩护的麦希娅一样，在公共场域里发生的后世女性同样也会被当成不男不女的怪物。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入侵之际伊利莎白女王在蒂尔伯里面向英军的强横发言。在她本人的名言当中，她似乎积极主动地坦承了自己男女一体的特质：“我知道我有一副柔弱女子的躯体；但我有一套君王的脏腑，一颗英格兰国王的心。” 实际上伊利莎白女王很可能从未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她本人或者她的写作班子都没有留下写有这句话的手稿，也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词，至于我在学校里接触到的这场演讲的正典版本——仔细想想，在女子学校里教一群小姑娘们学习这段演讲实在是古怪得很——则来自一名四十多年以后的很不可靠的评论家的信件，而且此人还很喜欢夹杂私货。不过对于我的论点来说，这句话的虚构性质反而更能说明问题：这名男性作家借助伊利莎白之口承认或者炫耀了男女同体的特质。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演讲传统，我们依然会发现女性获准公开发言的主要领域依然集中在保护女性自身利益方面。我希望你们不至于像我一样翻阅过厚重的《历代演讲精选八百篇》，但是如果你确实这样做过，就会发现其中的女性演讲人——找到她们的演讲并不容易——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到近来刚刚在北京联合国大会上就妇女问题讲话的希拉里.克林顿都属于这一类型。她们的演讲主题往往总是女性而非整体社区。最经常被收入各种文集的女性演讲也是如此，即1851年索杰娜.特鲁斯的《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索杰娜.特鲁斯曾经是奴隶，后来又成为了废奴主义者与美国女权活动家。按照流行的记载，她曾这样说过：“我生过十三个孩子，眼看着他们全都被售卖为奴。当我发出母亲的恸哭之时，除了耶稣以外谁也没有听到我的哭声。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我不得不指出，尽管这段话很有影响力，但是并不比伊利莎白的演讲更真实。关于这段话的官方记录出现在索杰娜.特鲁斯发言十年之后。“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正是被插入了这个版本当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索杰娜.特鲁斯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此外她原本的演讲在这个版本当中遭到了翻译，使之更符合美国南方的英语习惯，从而呼应废奴主义的主张，尽管索杰娜.特鲁斯来自美国北方，而且从小说的是荷兰语。

我当然不是说女性发声支持女性权益的行为并不重要。毕竟总得有人为女性说话，如果男性不肯开口，那么女性就必须顶上去。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女性的公开言论一直被局限在这个领域当中。说到这里我要为自己竖旗，免得别人替我动手。没有人强迫我选择今晚的这个主题，但是我选择女性公开发声这个主题，而不是移民或者叙利亚内战，恐怕也并不是单纯的巧合。我必须承认，我也位于这个受到局限的领域里。

即便在这个领域当中，女性也未必总有权发言。西方文化当中存在着无数逼迫女性彻底退出公共对话的忒勒马科斯式范例。比方说亨利.詹姆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波士顿人》，书中的主题之一就是年轻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与发言人维瑞拉.塔伦特的失声。随着她越来越受到追求者巴希尔.兰萨姆的吸引——詹姆斯特意强调了此人具有浑厚的嗓音——她发现自己公开演讲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兰萨姆等于重新私有化了她的声音，坚持她只能对他讲话，“将你那顺滑的词语留给我。”

詹姆斯本人的立场在这部小说里并不明显——至少读者们并不会特别喜欢兰萨姆。但是在他的论说文当中，詹姆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写到了女性声音对于社会的污染、败坏与摧残，他的行文风格与二世纪的罗马作家一般无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文字源于古典文学传统。在《美国女性的影响》一文当中他写到，在女性的影响下，语言很可能会沦为“嘟囔不清的胡言乱语，口舌含混、涎水横流、嘶哑呜咽的腔调”，听上去就像是“牛哞、驴鸣、犬吠一般”——我希望大家在这段狂乱的表述当中能够略微回想起失去舌头的菲洛米拉，只能哞哞叫的伊娥，还有罗马公共论坛当中吠叫不已的女性演讲人们。

亨利.詹姆斯只是众多此类人物当中的一个而已。他的同代人发动了一场拥护美国演讲标准的圣战，宣扬在家中唱响的甜美女性声音。同时坚决反对女性在更广大世界里使用声音。许多人都抨击过女性演讲当中的“纤细鼻音”，以及“嗡嗡紊紊，支支吾吾，哼哼唧唧”的女性口音。用詹姆斯的话来说，“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国家荣誉，我们万万容不得这样的女性！”

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如此露骨的措辞了。但是在我看来，关于女性不适合公开演讲的传统观点集成——这些观点的本质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依然支撑着我们今天对于女性公开发声问题的基本假设与尴尬态度。我们可以看一看如今我们依然在使用的用来形容女性发言的形容词，这些词与亨利.詹姆斯以及长篇大论的古罗马人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公开论辩表达意见的女性听上去怎么样呢？她们的声音要么“尖利刺耳”，要么“哀怨不止”。我曾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条针对我的生殖器的特别下流的评论，于是就有些混不吝地在推特上留言，认为这句话“简直令人震惊”。然后某主流杂志的一位评论员就这样写道：“‘像这样厌恶女性的言语实在令人震惊，’她哀怨道。” 我用谷歌来了个快速搜索，发现除了女性之外，最喜欢“哀怨”的群体就是接连输了好几场比赛的英超足球教练。

词语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因为这些词语支持者一套用语习惯，而这套用语习惯剥夺了女性言论的权威与力量，甚至还抹杀了她们的机智与幽默。这套用语习惯将女性推回了私密场域——想想吧，人们总是在面对一大堆需要清洗的脏碗碟时才会“哀怨”。这套用语习惯弱化了女性的言论，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对其进行了再私有化。相比之下，“嗓音浑厚”的男性自然具有“浑厚”一词所具有的深奥气度。当我们——也包括女性——听到女性的声音时，并不觉得这个声音传达了权威，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学会从这样的声音当中听到权威或者说muthos。而且还不仅是声音，相貌也是一样。皱纹遍布的男性面孔象征着成熟的智慧，皱纹遍布的女性面孔却意味着“保质期已过”。

此外我们在女性的声音当中也听不到专家的资质，至少在传统的女性专属领域之外听不到。对于一名女性议员来说，担任妇女事务部长或者教育卫生部长与担任财政部部长相比根本不是一回事——顺便说一句，英国至今都没有女性财政部长。此外在其他领域，我们依然能看到传统的男性言论地盘如何激烈地抗拒女性的侵入。洁奎.奥特利就曾经因为胆敢擅离网球场成为《今日足球》节目的第一位女性解说员而饱受辱骂。在《提问时间》露面的女性也总会遭到火力格外集中的抨击，因为《提问时间》的主题总是典型的“男性政治”。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位指责我如何“哀怨”的杂志评论员还声称要搞一场“轻松愉快的评比”，题目是“本年度曾经在《提问时间》出现过的最愚蠢的女性”。我实在不愿意自贬身价，评选一下曾经在《提问时间》出现过的最愚蠢的男性。不过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句话揭示的又一项文化联系：假如某个不受欢迎、具有争议或者只是与众不同的观点出自女性之口，往往会被当做这名女性头脑愚蠢的标志。并不是说你不同意她的观点，而是说她实在太蠢，根本不值得你多费事。“不好意思亲爱的，这种事你不懂。”我已经数不清自己在网上或者在邮件里多少次被人称作“无知蠢货”了。有时我也忍不住会想，我确实可能出错，我们确实可能意见相左，但是我很自信我并不是无知的蠢货。错误与愚蠢是两回事。

这样的态度、假设与偏见是我们的思想的固有部分。并不是说我们的大脑结构天然如此——没有任何神经学理由使得我们天然认为低声调比高声调更有权威——而是说我们的文化、语言、男女观念以及两千年来的历史天然如此。当我们考虑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女性在公共场域的相对失语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必须跨越首相与布灵顿俱乐部的小伙伴们，跨越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大男子主义风气，甚至还要跨越面向女性的灵活工作时间政策、育儿补贴以及偏向性招聘政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关注更加基本的问题，即如何学会倾听女性言论做出的贡献。回头再说那幅漫画， 我们需要关注更加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谓的“崔格斯小姐问题”。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崔格斯小姐如何才能在会场里获得话语权，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更清晰地意识到致使我们听不见她的心理过程与偏见。

现在我要专门谈一下网上的喷子、死亡威胁与辱骂。许多关于性别与声音的问题在网上都有体现。我们要小心，不能过于自信地将互联网的各个丑恶侧面一概而论，因为这些侧面的存在形式五花八门，例如推特上的推文与新闻下方的评论就不太一样，触犯刑法的死亡威胁与仅仅令人不快的性别歧视言论也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都会成为网上攻击的目标，例如遭受丧子之痛的父母，大学教授，还有各种“名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网上攻击来说，男性攻击者的数量远高于女性，女性受害者的数量也远高于男性。男性并不能免于网上攻击，但是近来的研究显示遭受攻击的男女比例大约是一比三十。

说句实话，我所遭受过的攻击与某些女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每次我在电台或者电视台进行演讲之后，都会收到许多不妨称作“抱有不得体的敌意”的回复，换句话说，这些回复并不是批评与批判，甚至都没有表达愤怒，而仅仅是单纯的发泄而已。我敢肯定这些攻击背后的动机多种多样，有些人是青少年犯中二，有些人是酒后撒泼，有些人是暂时失控，事后会非常后悔。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坏人，只是心情很糟糕而已。当我心软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攻击的一大部分源于人们的失望，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虚假的民主化承诺的哄骗，例如推特就是宣扬虚假承诺的先锋。推特原本应当让我们与掌权者取得直接联系，并且打开民主对话的新渠道。但是推特并没有做到这种事。如果我们给首相或者教皇发送推文，他们阅读这条推文的可能性并不比阅读来自我们的信件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首相账户里的推文都不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教皇兴许还多写了几条推文，因为他没那么忙。我觉得这些辱骂仅仅是虚假承诺的产物，至于选择“多嘴臭婆娘”这样的传统靶子恐怕只是出于习惯。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女性并不是唯一遭到噤声或者感到失声的群体。

但是我越是检视女性遭受的网上威胁与侮辱，就越发现它们——至少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符合我谈到的古老模式。首先，女性的立场无关紧要，只要你闯入了传统的男性领域，就一定会遭到辱骂。这些辱骂并非由女性的发言内容导致，而是针对了女性的发言行为本身。这一点也很符合威胁的细节内容，其中包括耳熟能详的强奸、炸弹、谋杀等等——我在这里的态度或许比较轻松，但是当这些威胁在半夜时分出现的时候我依然会害怕。但是这些威胁当中还有一个旨在让女性沉默的类别——“臭婊子闭嘴”就是其中最常见的语句。这些威胁还会号称要去除女性的发言能力——“我要砍下你的头操个稀巴烂。”这是我收到过的一条推特回复。“无头母猪”是一位推特用户的注册名，此人一直在威胁一名美国女性记者。另一条推文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应该找人把你的舌头扯下来。” 这是另一位美国女记者收到的推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了菲洛米拉。这些粗鲁恶毒的推文旨在将女性排除在男性的交谈以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一百四十个单词的推文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看清其他地方的类似情绪。我觉得这些疯狂的推特发作——其中绝大部分确实只是疯言疯语而已——与议会下院习俗之间存在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在下院里，女性议员发言时往往会遭到男性议员的大声起哄，以至于谁也听不见她说了什么。据说在阿富汗的议会里，他们干脆会拔掉女性议员的麦克风插线。

讽刺的是，当女性遭受辱骂与攻击的时候，好心人们给出的建议往往会造成攻击者想要看到的结果，也就是女性的沉默。“不要反击骂人的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就想要这个。闭上嘴就没事了。”如果女性沉默的时间太长，想要跟随自己的声音就很困难了。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就是让欺负人的推特校园恶霸们不受挑战地占据推特操场

至此我袒露了我的全部想法，我认为要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女性失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补救措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纠正现状呢？借用一句很多女性都说过的话，“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想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有很多女性团体、女性友人或者女性同事们经常讨论“崔格斯小姐问题”的日常方面：无论是在办公室、委员会、市政厅、研讨会还是在下院当中，我怎样才能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注意，怎样才能身为女性打入讨论当中？我相信，一部分男性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有一种体验能够令各行各业各种政治立场的女性产生共鸣，那就是经典的、几乎所有女性都经历过的“失败干预”。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女性立刻就能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你在会场上，你发表了观点，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过了令人难堪的几秒钟之后，某一名男性拾起了他刚才放下的话头：“刚才我想说的是……”你会觉得自己还不如不开口，一方面责备你自己，另一方面则会责怪排外的男性讨论俱乐部。

那些成功地发出声音的女性往往会采用某种形式的男性化策略，例如罗马公共论坛上的麦希娅或者蒂尔伯里的伊利莎白——她们会有意识地模仿男性措辞的某些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接受过专门的发音训练，从而降低自己的调门，她的顾问们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她说话的权威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样做确实管用的话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此类策略往往会让女性觉得自己依然是局外人，觉得自己仿冒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觉得自己是演员而不是演讲者。说的难听一点，让女性伪装成为男性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或许确实是个快捷的解决方案，但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从更基础的层面上考虑我们的言说行为的规则。我指的并不是“男性与女性说不通的语言”这一类的胡话，假如男性与女性说不通的语言，那是因为他们从小学习了不同的语言。此外我也不想深究“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一类的流行心理学话术。根据我的直觉，假如我们想在“崔格斯小姐问题”上取得切实的进展，就需要回溯关于言语权威本质的最初几条原则，考虑言语权威的构成，以及我们怎样学会了按照目前的方式听到以及辨识权威。与其让一代代女性全都参加发音培训班，让她们发出浑厚沙哑却又做作的声音，我们更应该研究主导男性言论内部的裂痕与断层。

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作品并且得到有用的启示。尽管古典文化对于公共言论、男性权威以及女性沉默的露骨性别假设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有些古代作家也确实远比我们更善于反思这些性别假设。他们颠覆性地意识到了这些假设的含义，他们对于这些假设的单纯特性感到不安，而且他们还暗示了针对此类假设的抵制。奥维德确实浓墨重彩地通过变形或者残害剥夺了女性的声音，但他同时也暗示读者，交流与沟通可以超越人类的声音，而且女性并不会轻而易举地陷入沉默。菲洛米拉虽然失去了舌头，却将自己的经历纺织成了挂毯图案，从而指证了强奸犯——所以莎士比亚笔下的拉维妮娅不仅失去了舌头，而且还失去了双手，免得她有朝一日接近织机。还有些最明智的古代男性演说理论家很不舒服地意识到，最好的说服技巧非常接近他们眼中的女性勾引手段。他们因此担心，演讲与男性气质当真完全兼容吗？还是说演讲从根源上就是更接近女性气质的行为呢？

还有一起特别血腥的事件，栩栩如生地揭示了潜藏在古代公共生活与公共演讲表层之下的性别战争。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4年朱利叶斯.凯撒遇刺之后不久。这个故事的起因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罗马最强的演说家与辩论家。他遭到了私刑处死，他的头与双手被处刑人扬威耀武地带回了罗马城，钉在了他曾经高谈阔论的公共论坛发言人讲台上。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听说此事之后与好事者们一起赶到了论坛。她的丈夫曾经受到过西塞罗最具破坏力的几篇演讲的强力抨击。当她看见西塞罗的首级之后，就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反复戳刺他的舌头。这是一幅令人心神不安的意象：最能代表女性饰品的发簪变成了暴戾的武器，扎烂了产生男性演讲的口腔——可以说逆转了菲洛米拉的遭遇。在这幅十九世纪的画作当中，这个场景甚至平添了几分色情意味，因为富尔维娅干脆将西塞罗的首级带回了家里，在卧室当中而不是论坛跟前仔细地动手。

我想指出的是，古代传统当中存在着关键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未直接挑战我所描述的基本思维模板，但却彰显了公共演讲性别化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并且针对男性以及女性演讲的本质与目的提出了更重大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并且挑明那些我们在寻求简单解决方案与实际回答的时候倾向于搁置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公共场域演讲，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域演讲，辩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习惯于认为谁的声音适合演讲。我们不仅需要实际措施，例如在每个委员会里安排一位女性，而且需要提升女权主义意识，想清楚我们所谓的权威声音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当代的珀涅罗珀应当如何回应当代的忒勒马科斯，或者干脆借给崔格斯小姐几根发簪，看看她能扎出什么名堂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