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我今天想要长话短说一下。我以前也参加过好几次阿斯彭讲座大会，我知道你们参会的目的不是听我说话，而是听你们自己说话（笑声），所以我会尽量不给大家碍事的。

在ASPEN讨论谦虚这个话题多少有点奇怪。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我的书，但是我在书里的确略微描述了一下阿斯彭的居民。他们并没有多少谦虚的理由。我曾经在市区繁华地段的晚上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身材苗条，以至于根本谈不上尺码二字，只不过试讲几个造型优美的几何体摞在了一起（笑声）。本地的女性全都实现了某种基因学奇迹，她们的祖母长得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但是通过与俊美之人的通婚，她们自己一个个长得都像乌玛.瑟曼。本地母亲全都比自己的孩子体重更轻（笑声），她们在怀孕期间服用了那么多全大豆营养剂，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十三磅重。然后母亲们就会赶紧找出中文识字卡让孩子们学外语，并且开始为哈佛大学招生申请准备资料。养狗在阿斯彭很时髦，而且还必须是达到室内高度三分之一的大型犬，犬的名字大都来自简.奥斯汀的小说人物。我还听说当地有一群八十来岁的成功商界人士决定自己不打算死。他们全都有私人健身教练，他们吃起希爱力就像吃糖豆一样。在登山的山道上总能看到他们全身裹着氨纶紧身衣，低头猫腰骑着山地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冲上山顶，在身后扬起一片蔑视的尘埃，就好像你不过是挡路碍事的铁丝网而已（笑声）。当然，这些人并不太清楚谦虚是什么。

首先我想谈一件几个月以前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华盛顿特区开车回家，还在收听国家公共电台的广播。我收听的节目名叫《军前演出》（Command Performance），这是一档二战期间面向海外美军的综艺节目。那一天播出的节目正好首播于1945年胜利日当天，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仅仅几个小时。鲍勃.霍普、玛琳.黛德丽、弗兰克.辛纳屈等大牌明星全都参加了节目录制。平.克劳斯贝是这期节目的主持人，他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于不久前刚刚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此刻我们并不感到骄傲，仅仅觉得谦卑。我很高兴我们挺过了这一难关。”这种低姿态为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在节目当中他们还在反复重复这一点。布吉斯.梅迪斯在节目期间朗读了一段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文字：“我们之所以赢得了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拥有勇敢的士兵，勇敢的盟国，充足的物资，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上帝选民。我们现在应当努力生活，让自己配得上来之不易的和平。”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视收看橄榄球比赛，一个四分卫投出一记妙传之后按照所有职业运动员的风格跳了一支庆功舞，炫耀自己的能耐。这时我意识到，我刚刚在球场上看到的庆功炫耀都比二战胜利纪念节目当中更多。在我看来这个现象体现了几十年来的文化变迁。我们曾经奉行自我贬抑的文化，“我不比别人强，别人也不比我强。”如今的文化则奉行自我扩张。我认为这场文化变迁导致了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

为了描述这场转变，我要先回到《军前演出》的时代，讲述一下那个时代的人们与社会环境。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哈利.杜鲁门，美军最高统帅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想一想这两个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吧。杜鲁门生长在密苏里，艾森豪威尔生长在德克萨斯。他们的成长环境里存在着一股盛行氛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大概都不想回到他们小时候的乡镇里。那些地方交通闭塞，而且大概种族主义盛行，但是的确自有其可取之处。这些村镇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一整套做人的原则，包括辛勤工作，衣着整洁，办事负责等等。当地的社区联系非常紧密，每个人都深入参与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当中，但是每个人从小也都被灌输了一套律己信条，例如不要炫富，不要自大。杜鲁门曾经形容自己从小的街坊邻居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也曾经有人形容杜鲁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事实上杜鲁门的第一位雇主认为他“从头到腚都很一般”（笑声）。老实巴交，一般人，不炫富，这些描述都算得上是社会平等主义的特质。

艾森豪威尔的家庭虔诚信教，每天晚上全家人都会下跪祈祷。艾森豪威尔小时候，有一年万圣节晚上他想出去玩，父母认为他太小，不让他出门。于是他又哭又嚎，用手锤树，直到双手出血。于是他父亲抓着他用力摇晃，大声训斥了他，并且将他关进了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在里面痛哭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的母亲为他的伤口上药包扎，并且告诉他，“能够征服自己灵魂的人比攻陷一整座城市的人更伟大。”七十六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杜鲁门的家庭不像艾森豪威尔家那样虔诚，不过也已经很虔诚了。日后他声称自己小时候背诵的祷文是平生背诵过的最重要的一段祷文，并且在很多场合都重复过。以下是这段祷文的节选：“请让我时刻诚实可信，保持荣誉；请让我心智坦诚；请让我对待他人时能够奉行慈悲、宽恕与耐心；请帮助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与弱点，就像您理解我那样。”

这两个故事共享了同一套世界观，知识界可能会将其称作奥古斯汀世界观，即我们生而有罪，必须控制自己的弱点。根据这种世界观，一切罪孽之首就是骄傲。骄傲会使人疏远上帝，将自己奉为神明，削弱了针对自身弱点的抵抗力，使人更难领受更大的人生福祉，因为这些福祉来自于自身以外，来自家人、朋友、邻里以及上帝。根据这种观点，骄傲不仅是自我主义的表现，还意味着心中只有自己，无论好坏。将骄傲视为万恶之首是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的成长环境当中的重要因素。

艾森豪威尔与美国著名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同乡。尼布尔曾经写道：“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邪恶，其实就是自认为或者假装比自身实际更好的善良。”尼布尔还认为骄傲是一切罪孽的基础，会导致自负、贪婪与虚荣。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甚至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尽量不谈自己。在他们的时代，就连电影明星也非常低调，例如加里.库珀，格里高利.派克，吉米.斯图尔特，亨利.方达等等。我还记得我当年跟踪采访老布什的第一次总统竞选，有一次演讲结束后他打电话问母亲自己表现怎么样，他母亲回答道：“你就知道说你自己。”相比之下，如今的总统候选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说。老太太倘若活到今天肯定会觉得很别扭。

当然，谦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根据字典的定义，谦虚意味着自尊心较低，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想自己，而是说要平衡个人的抱负与针对自身弱点的认识。犹太教里有一个故事反应了这种平衡。有一个拉比在两边衣兜里各自装了一张纸条，一张写着“上帝为我创造了这个世界”，另一张写着“我只是一堆尘土与灰烬而已”。我认为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在这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至少当时的主流文化风气是这样。

但是随后社会文化就逐渐不同了。第一大变化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我们往往认为六十年代是个人社会解放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个人经济解放的时代，两者相互抵制。其实这两者只是同一个趋势的两面而已，也就是将个人从集体当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不过今天我主要想谈谈第二大变化，这场变化的发起人是卡尔.罗杰斯与埃里希.弗洛姆这样的心理学家。他们检视了自己的病人之后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过度骄傲，而是在于自我厌恶。他们认为自己的病人自尊心太低。他们不需要时刻被人提醒保持谦虚，而是需要鼓励与打气。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写道：“一切精神疾病都是自我憎恨的表现。”根据这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人类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傲慢，而是缺乏自爱以及自我价值低下。因此他们认为应当调动一切导向机制来促进自爱与自尊。他们相信人性本善，只是需要通过自爱将善意释放出来。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真实的自我。”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这种人性观念重塑了美国的一切体制，例如心理咨询、学校、家庭教育、宗教以及社会整体的文化。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科技发展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这场变化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可以用数据来衡量。1950年，盖洛普公司询问高中生：“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当时有12%的学生给出了肯定答案。2006年盖洛普公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学生占到了80%。再来看看数学成绩。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一直在下降，但是假如你询问学生们“你的数学水平怎么样？”美国学生的自我认知已经从世界中游上升到了世界第一，我们是全世界最擅长自以为数学精通的国家。1962年美国所有教育学术期刊当中没有一篇关于自尊心的文章，1992年则出现了2500篇。1950年的父母最希望子女拥有的品质是自主思考，这个答案至今依然是第一。不过排名第二的答案就不太一样了。1950年的第二位答案是顺从听话，尊重父母。如今这个答案已经掉到了底部。

此类倾向在近几年并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研究表明自恋心理的影响一直在扩张。心理学家用测验来调查人们的自我关注程度，询问受试者以下主张是否适用于自己：“我愿意成为关注中心”、“我很特别”、“我有机会就会炫耀”、“我很擅长操纵别人”。这方面的数据追溯不到1950年，但是确实能追溯到二十年前。今天认为自己的能力位于中位线之上的美国青少年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93%，换句话说就是自恋心态扩张扩张了30%。婴儿潮一代的后代们往往比婴儿潮一代的自我看法更高。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满意，96%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超过了平均值。55%的高中生认为自己能考进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其他本科院校。

《时代》杂志最近的调查显示，19%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属于最顶尖的1%（笑声），还有3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挤进最顶尖的1%。还有一项针对企业CEO的调查，询问各位CEO对于自己所在的行业了解到什么程度。CEO们接受了行业知识测试，并且要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给出了正确答案。广告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0%，其实他们答错了60%的题目。最自大的行业就是计算机行业，计算机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5%，其实他们答错了80%的题目。顺便说一句，过度自信与性别的关系非常密切。比方说男性溺水者的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因为男性对于自己酒后游泳的能力非常有自信（笑声）。

自我关注膨胀的一大表现就是对于名声的追求。2006年，51%的二十五岁美国年轻人表示出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认为修身养性是人生最重要目标的受试者人数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43%的中学女生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成为某位明星的助理，想要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受试者人数也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测试者还要求大学生们在受人称颂与性爱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受试者都选择了受人称颂。我多少算个名人，也有过性爱经验。我觉得还是性爱更好一点（笑声）。在世界上最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当中美国一直稳居前五名。其他曾经入围前五的国家包括塞尔维亚、智利与以色列，最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则包括韩国、瑞士与摩洛哥。

在流行音乐领域，八十年代了流行歌曲歌词大多强调团结协力，如今的歌词则往往强调“我”有多么出色。大多数饶舌歌曲、P!nk的歌曲、Ke$ha的歌曲以及凯蒂.佩里的歌曲歌词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近纽约刚刚闹出了安东尼.韦纳发送私处不雅照的丑闻，可以说是针对自恋的绝佳讽刺。他甚至都不想与不雅照的接收方发展恋爱关系，只是想要向别人炫耀而已。

我认为这种文化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还导致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消费习惯。假如你自视甚高，花钱就难免大手大脚。假如你看一下二十世纪个人消费占据GDP百分比的曲线，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保持在60%左右，然后在七十年代突然跃升到了70%。个人债务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GDP数值的45%上下，直到七十年代一飞冲天，达到了GDP的145%。包括房贷在内的整体债务在七十年代以前相当于GDP的160%，之后则冲到了350%的高位。

其次是将债务传给下一代。假如你将自己视为世代链条上的一环，你就会非常害怕向接下来几环的后代们添加负担。在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着很好的花钱理由，但是他依然坚持不能让后代们负债。假如你觉得自己最重要，看不到自己在世代链条当中的位置，就不会这么害怕让后代负债了。

第三是应对风险的态度。如果你对自己的头脑充满自信，就会更倾向于相信华尔街推销的理财风险评估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全都声称你有能力应对投资风险。第四是社会舆论两极化。假如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智识能力存在短板，就会主动依靠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们来平衡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百分之百的真理，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碍事。并非巧合的是拉什.林堡等等观点特别极端的舆论名嘴们总会摆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因此我认为自我膨胀是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此外自我膨胀还导致了许多个人问题。几周之前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自尊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很多成功人士的自我认知的基础都很不稳固，他们的自我认知并非基于逐步取得的成就，而是基于其他人对于他们的反应，因此也更加脆弱。

刚才我谈到了知识界看法的变化如何导致了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以及自我贬抑的文化如何转化成了自我膨胀的文化。这是一个无孔不入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设法摆脱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是要更准确且更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掌握什么技能，我们究竟配得上什么待遇。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认知科学的革命，我认为这场革命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意识到我们的能力多么受限。

过去三十年里，神经学家、认知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们发现了很多难免让我们感到汗颜的事实。首先，我们对于自己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没有意识。人脑一次可以处理二百万条信息，而我们只能意识到其中的四十多条。我们身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并并非出自我们的主观意愿。名叫丹尼斯的人成为牙医的概率，以及名叫劳伦斯的人成为律师的概率都比一般人要高，因为我们会无意识地倾向于我们熟悉的事物。所以我才将自己的女儿命名为美国总统.布鲁克斯（笑声）。假如你与两个人一起吃饭，你的饭量就会比单独吃饭时增加35%，假如共同进餐的人数达到七人以上，你的饭量就会增加86%。我们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能力都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其次，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自由。我们继承了一条知识的河流，有些知识来自百万年来的基因传承，有些知识来自我们的文明，有些知识来自家庭，也有些知识来自文化。这些知识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仅仅是这些知识的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在座的每一名男性大概都会喜欢腰臀粗细比率0.7的女性，这个比率并不是我们确定的，而是基因与进化决定的。女性天然喜欢比自己更高的男性。有研究表明，五英尺六英寸的男性在交友网站上想要得到与六英尺男性数量相当的回信，就必须每年多挣十七万两千美元（笑声）。这些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来自文化灌输，并非出自我们的创造，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有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基因与文化遗产依然会无意识地引导我们的决策。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认为这就好比我们买了一台数码照相机，我们一般并不会将所有手动设置都打开，而是基本上依靠默认设置。因此我们没有资格为了我们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并不能控制这些决定。

第三，我们并不具有单一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个不同自我的集合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系统，在任何时刻这些系统之间都在争夺主导权。热爱高脂肪食品的自我与决心节食的自我，难过的自我与开心的自我，短期自我与长期自我，我们全都具有许多各不相同的性格。莫里斯.桑达克的著名童书《野兽国》是个很恰当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栖息着各种野兽的王国。桑达克的错误之处在于他的小主人公只要直视野兽的眼睛就能将其降服。电影改编要更准确一些，电影里的小主人公从来都没能驯服野兽。

将上述三点——我们的绝大部分思考都出自无意识，我们远远早在意识到之前就受到了绝大部分影响，我们具有通常意识不到的多重自我——总结在一起，可以说安.兰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是掌控自身航船的船长，并不能在人生的海洋上任意遨游。我们具有控制权，但是要受到限制。我们具有能力，但是并不能居功。我们与其他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并不应当为了自己掌控事物的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我认为像这样看待自己的视角更准确，也更谦虚：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赖其他人——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重新发现谦虚，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寻找践行谦虚的榜样。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更准确地体现了他们的本质。我一直保留着一张记载着此类人物姓名的清单。目前这张清单上有五个名字正在华盛顿工作，这样我就可以说，尽管华盛顿充斥着乌烟瘴气，但是至少还有这五个道德典范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从政并不是为了实现自我，而是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职责。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谦虚。历史上有很多榜样都体现了这种生活方式。

谦虚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层面，而是存在于许多层面当中。第一层是宗教。许多宗教都鼓励信服奉行谦虚与谦卑，借助冥想与祷告来平复自己的心神，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在全能的神灵面前多么渺小。华理克牧师的《有意义的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与你无关。”置身于大教堂当中的人们难免感到震撼，餐前祷告总能给人带来不寻常的满足感，源自宗教的人生观总会指向舍己与臣服。C.S.刘易斯是最深刻也最敏锐的宗教体验观察家。他认为最深刻的宗教经历就是抹消自己，忘却自己，舍弃自己。“在最深切的孤寂当中有一条摆脱自我的道路。孤寂当中生发了某种事物，这种事物拒绝将自身与任何感官目标、任何生理或者社会需求、任何想象出来的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自身的心智状态等同起来，从而宣告了自身的纯粹客观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忘记自我，才能体会宗教的真意。他还在另一本书中写道：“假如遇到了一位真正谦虚的人，不要以为他的表现会符合如今绝大多数人所谓的‘谦虚’。他不会油嘴滑舌地跟你念叨他本人如何无足轻重。他给你留下的全部印象或许就是愉悦与聪慧。他对于你所说的一切言语都抱有真诚的兴趣。他并不会想到谦虚二字，事实上他根本不会想到他自己。”

除了宗教层面的谦虚之外，还有政治层面的谦虚。国父们创建美国的时候非常不信任他们自己，也非常不信任美国人民与美国的国民性。因此他们才构建了一套阻挡在公共意愿与立法之间的共和体制。此外他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公共精神，不过他们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正好相反。我们今天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四处签名情愿、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业的人。国父们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则会想到一个极力控制民众热情、缓和民众看法、促进全社会共识的人。因此他们的公共精神典范就是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很擅长自我控制，如果其他人在谈话中提到了他，他总会暂时离开房间。国父们用一套共和体制隔绝了民众与立法。可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逐渐侵蚀了这些共和体制，认为一切阻挡我们将公共意愿变成法律的体系全都不合理。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我最后还想简要谈论一下一个主要的谦虚源泉，也就是对于人生的规划。我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写道，我阅读了很多大学新生入学演讲稿，演讲词的内容往往与这个自我膨胀的时代相得益彰：追寻你的激情，实现你的梦想，找到你的快乐，走出你自己的道路，要为自己代言，基本上就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达。我并不想彻底否定这种世界观。两年前我最敬佩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在哈佛做了一场新生入学演讲。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二十二岁那年他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又去了牛津。途中他想到：“我要用接下来的一年找寻人生的目的。”于是在这一年里他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思考与阅读，考虑人生的意义。他认为，除非你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你肯定会在茫然摸索中浪费大量的时间，不知道如何为了这个目的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头顶上也没有指引航向的明星。

克里斯坦森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成功人士，这套方法对他来说很管用：我是谁，我生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执行实现这一目的的计划。尽管我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依然觉得恐怕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清楚地定义自己的人生目的，我觉得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还不足以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度过人生的正确方式，事实上我甚至觉得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真正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因为自我只能是人生经历的产物，而人生经历又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尽管我很尊重克里斯坦森的思想根源——自主思考与找寻人生意义，但是我还是想提出另一套实现人生圆满的主张，这套主张更符合我一开始谈到的二十世纪中期谦虚思潮。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询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而是应当询问“我的人生需要我做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而是出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弗兰克尔在欧洲长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显然这并不是他会主动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集中营的生活依旧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他意识到生活召唤他研究极端苦难环境当中的人类心理。“苦难成为了我们无法置之不理的任务。”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要向生活要求什么，而是生活要向你要求什么，生活要求你去解决什么问题。于是人生的问题就从“我想要什么”变成了“世界想要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降生之前很久世界就已经存在了。世界是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在你出场之前已经展开了大量情节。你在中途插进了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踏上了一块早已别人占据，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自以为全世界都为了你而存在。弗兰克尔将这种理念总结成了概念，我觉得他一定很熟悉我之前描述的谦虚思想。谦虚的核心就是要将自己视为更广大世界的渺小一份子。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谁都不愿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谁都不愿生活在那个女性权益高度受限、种族隔离盛行的时代。但是谦虚的确组成了那个时代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可以直至追溯到圣奥古斯丁。而我们如今已经丧失了这部分传统并且受到了相应的损害。如今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奉行自我主义，心里只想着自己。但是尽管如此，以下论断依然是正确的：人生只有在投入超越自身的事业之后才有意义，人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找到你自己，而是舍弃你自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