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乌克兰战场亲历记（一） -- 梦秋

本系列到此结束。我在乌克兰采访华商和中资的情况，稍晚一点再贴上。本文与现场拍摄的图片同时发布在我的新浪博客上，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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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点的乌克兰国防军第93旅，全名叫做“两次获得红旗勋章和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勋章的哈尔科夫第93近卫独立机械化旅”。名字如小母牛倒立般的部队，在战争中的成绩单却很不好看。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第93旅尚能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进展。但是到了8月，俄罗斯把手伸进来，第93旅顿时碰得头破血流。在顿涅茨克东南的伊洛瓦伊斯克，第93旅的部队和其余友军被包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突围成功。到了9月，第93旅部队又加入保卫顿涅茨克机场的战斗中。

这场战斗异常残酷，一直打到今年1月底。顿涅茨克机场失守，第93旅撤出了机场，在佩斯基和阿夫季耶夫卡一带对机场构成了松散的半包围，继续打。

打了14个月的仗，按照该旅新闻官亚历山大·维兹金的说法，第93旅总共阵亡了两百多人。一般的战争统计，受伤人数往往是阵亡人数的三倍到四倍，甚至更高。因此可以判断，第93旅伤亡的兵力至少有上千人。几千人的一个旅，损失了20-25%的兵力，“伤亡惨重”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回国后我又看到另外一种说法，说第93旅的部队很多是从别的部队临时抽调的。这个旅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就成为一个无法弄清的问题。

在伊洛瓦伊斯克的战斗为什么失败？这成为第93旅的一个迷。

（顺便说一句，伊洛瓦伊斯克就是苏联时期罗斯托夫州著名连环杀手安德烈·奇卡季洛的出生地。）

关于这场失败，乌克兰国内说法众多。基辅的乌克兰新闻联盟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一位参加过伊洛瓦伊斯克战斗的老兵作证说，因为乌军总参谋部瞎指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事后在在拼命掩盖失败原因。新闻记者科瓦利在记者招待会上却对我说，他认为是失败是因为总参谋部有人偷偷把作战计划泄漏给了东部。

还有一种说法把责任推到乌克兰的志愿士兵身上。2014年东部冲突初起，乌克兰国防军出现了大规模叛逃和投降的情况。去年10月我采访乌军前副总参谋长罗曼年科中将时，他抱怨说：“我们的前国防部长在俄罗斯受的教育。我们的前内务部长、前特种部队指挥官、前安全部队指挥官跟俄罗斯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历山大·维兹金说：“去年我们差点连军队都没了。”

既然正规军出了问题，志愿武装（或者用更加熟悉的词汇“民兵武装”）就一茬接一茬地冒了出来。好几个州组织起了民兵营，分别起名为“顿巴斯营”、“亚速营”和“喀尔巴阡营”等，民兵营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捐助，一部分由州政府预算支付。

这些民兵营的情况相当复杂。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亲眼目睹喀尔巴阡志愿连的一个士兵胳膊上纹着纳粹的标志。另外一名士兵的臂章上显示出“乌帕”（UPA）的拼写。“乌帕”是二战后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部分来自西乌克兰）建立的反苏反德的民族主义组织。由于纳粹德国的覆灭，乌帕游击队受到苏军的清剿。部分游击队在喀尔巴阡山脉坚持到1950年后。

也有一些民兵营士兵可能怀着另外的念头。最著名的是谢缅·谢缅琴科。他是大名鼎鼎的顿巴斯营营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然是个俄罗斯裔乌克兰公民，同时还是乌克兰中央拉达的人民代表（议员）。此人出生于塞瓦斯托波尔，幼年移居顿巴斯。在伊洛瓦伊斯克战斗当中头部受伤撤出，没有遇到毁灭性打击。

在伊洛瓦伊斯克战斗当中，守卫在正规军侧翼的就是民兵营。不幸的是，民兵营“无组织无纪律”，一遇上进攻就望风而逃，轻易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弄得自己的战友差点给一勺烩了。

丢掉阵地逃跑的民兵武装主力来自喀尔巴阡志愿营。从2015年开始，民兵武装被整编，大部分被编入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就是原来的内务部队。唯一一支被并入乌克兰国防军的就是喀尔巴阡志愿营。单位由营压缩到连。

真是冤家路窄，志愿连刚好并入了在伊洛瓦伊斯克战斗中吃了大亏的第93旅。

科斯佳向我抱怨说志愿连不守纪律，“擅自行动，常常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看起来这个牢骚是有原因的。正规军对民兵营如果不是怀有厌恶的话，至少喜欢不起来。

但是至少志愿连的士兵每天都擦枪，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情况简报，看上去像是一支处在作战状态中的部队。藏在佩斯基湖边白桦林营地的正规军差不多有一整个排，我从来没有见到有士兵擦枪，没有见到早上集合进行情况简报。士兵们穿着乱七八糟的迷彩服，英制的，美制的，或者是从欧洲别的什么国家搞来的制服，胸前没挂军衔。连军靴都千奇百怪，从苏式长筒靴到跑鞋和营地里穿的拖鞋，要啥有啥，弄得自己不像正规军，倒像游击队。

装备也一塌糊涂。送我到前线的那辆小嘎斯，是典型的苏联时期产品。亚历山大说它跑了“起码有一百万公里”。除了装甲车，我没见到第93旅的任何重武器。该旅在Youtube上的视频显示有坦克和152毫米自行榴弹炮。但是在佩斯基，别说重炮，连迫击炮都见不到。战壕里放着“德什卡”重机枪和无后坐力炮，枪衣炮衣掩盖得严严实实。各个哨所之间的通讯全靠加装加长天线的对讲机，而且彼此之间通话使用明语，非常容易被监听。我后来跟乌克兰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说起此事，对方的答复是这样的：

“他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监听过他们的通话。”

然后我就在那里目瞪口呆。

手机通讯问题上，基辅的电信运营商在前线提供的信号很差。好些士兵干脆使用顿涅茨克市的电信运营商的信号服务。

科斯佳的手机就是顿涅茨克方面，“敌人”的运营商。乌军能够提供的东西太有限，很多时候只能自己动手解决。“政府发给我这支枪和防弹衣，别的都是我买的。”他对我说，然后托我到中国搞一种特别的美军睡袋。这种睡袋能够一年四季不论冬夏都管用。网站上销售的同类型睡袋要400美元，他嫌贵。

科斯佳是基辅人，从前是电影院里的电影放映员，后来当过记者。遇上他我算是遇上了克星。在基辅时国防部信息局的副局长波波娃说，因为你们中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的立场问题，很有可能采访受到限制，请理解。作为陪同的科斯佳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这哥们不许我拍摄营地外景，不许我拍摄战壕，不许我拍摄运送补给的车辆，也不许我从战壕里探出头来拍摄东部武装的阵地。不但不许我拍，还使劲删。对于一个前电影放映员来说，中文按键的小DV和单反操作起来根本不是问题。每次他删我拍摄的视频和照片，我都气呼呼地骂他一顿，无非是“政府怎么找了你这种死心眼的人当兵”之类的。

有一次，他听得烦了，抬起他那张鞋拔子脸对我阴郁地说：“我们这个国家里，当官儿的都是笨蛋。”

我无话可说。每次走到战壕里，都可以看见战壕壁上的黑土层，足足有一米多厚，让我想起基辅的一位搞农业调研的中国人跟我说的话：“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厚的黑土层。”它是如此富饶，号称“欧洲的粮仓”。但是现在黑土上没有种植庄稼，而是燃烧着战火。有人把打仗的原因解释为“天堂很远而俄罗斯很近”。但是把所有问题的起因全部推给别人，又怎么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科斯佳今年已经34岁。按理说，在前线不应该有年纪这么大的士兵。去年东乌危机发生之后，乌克兰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动员，要求预备役军人参军并服役一整年。符合要求的科斯佳不得不在今年春天入伍，然后分配到前线。我问他愿不愿意到前线，他仍旧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说：“这个国家召唤你……”，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能拒绝。

喀尔巴阡志愿连的调子比正规军高很多。那个外号“乌汉”的志愿士兵，是敖德萨州的公务员，辞别了家人跑到东乌前线。“乌克兰在危机当中。我们不到前线，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他对我说，脸上的表情灿烂得很。乌克兰政府在发布动员令的时候，要求被征召人员所在的工作机构保留原有工作岗位，不得停发工资，之后政府再对这笔工资进行转移支付。这样解决了当兵的后顾之忧，倒也算得上是一个良策。只不过这样又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因为战争欠了大笔钱，这个总得还。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向企业征收战争税。原计划这笔税只征收半年，后来被迫延期。战争税该征到什么时候为止，现在没人答得上来。

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战争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应该以什么方式结束。去年在基辅，陪同谢尔盖对我说，我们当初选波罗申科当总统，就是为了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10个月后，我去问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志愿士兵“乌汉”这个问题。他想了一阵子才说，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在基辅问乌克兰外交部官员德米特里·库列巴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协议》。它们没有解决战争的问题，那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明斯克停火协议》。

7月份，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地区，按照北约标准训练的乌克兰国防军和多国军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随着乌克兰中央拉达对宪法修正案的讨论和表决，东部武装很有可能再度发动武装进攻，以便在宪法改革当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看起来局面还会有起伏。

我问第93旅的亚历山大，东部武装会不会真的向第93旅发动进攻——毕竟乌军在佩斯基的据点对顿涅茨克机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需要拔掉周边的乌军据点才能保证机场能够投入使用。亚历山大回答说，即使东边发动进攻，佩斯基也一定会坚守住，“因为我们有了新的反坦克武器。”

不知道新式武器会不会改变战场的格局。但是在过去14个月当中，很多人的生活被改变了。有近3000名乌克兰军人在前线阵亡或者失踪，数倍于此数字的军人和平民受伤，140万人沦为难民。

对于我来说，被战争扭转的奇怪生活非常短暂。时间到了，我要回到基辅，接下来回到自己的国家。

离开前线前，我见到了志愿连士兵“乌汉”。他在我手上放了样东西，然后说：“送给你的纪念品！”

手心上，是两发步枪子弹，细长的、墨绿色的弹壳，亮闪闪的钢芯弹头。

我把这两发子弹带回了基辅，并把它们和我对乌克兰的许多问题永远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