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雷思海:巴黎恐袭世界要巨变,美国锁定中国的战略就这样意外 -- 渔儿漂漂

共:💬232 🌺1767 🌵26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跟帖
家园 胡耀邦自述的十条政治分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a454e010008x6.html

胡耀邦自述的十条政治分歧(一)

1987年初的政治局党内生活会上,对胡的批评和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日本首相)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最要害的是胡“要树自己”。最直接的导火线是胡同意邓小平全下(退休),自己半下。对他号召中国人穿西装,学西方吃西餐,提倡高消费等等也提出了批评。

胡在1987年1月16日下台后,继续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常委。党的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只担任政治局委员,这期间胡的心情是沉重的。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指1987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是羞辱。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并且说到:“希望党能好起来。但希望不大……希望能对他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9年4月5日,胡在去世前的十天,胡曾邀请李锐先生(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

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我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赵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指邓小平)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跟帖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