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民族政策错误的根源在于毛主席，而不是胡耀邦 -- mcpssx

，而恰恰是拒绝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或美国的“合众”国模式，或称联邦制模式。自治区制其实仍是中央集权制，是单一制，强调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仅上面的分析还不够，还太原则，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当时搞民族区域自治是因为中共领导核心在这些地区面临的重大约束条件，国际的和历史的约束条件，这些都是当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而必须予以迁就的难题。

最初的起点大致始于1945年，外蒙被分裂出去。中央立刻派乌兰夫等忠于中华民族的蒙族共产党人到内蒙搞民族区域自治，以此来防止苏联外蒙把内蒙再分裂出去，对内部的少数可能想加入外蒙的人也有说头。因此1947年，内蒙自治区成立。

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和新疆都是大麻烦。新疆当时有苏联支持的三区革命，新疆说是省，但国民党其实已经控制不了北疆的很大一块地区，北疆三区革命的领导人要求自治，但由于那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如果允许自治，其实就相当于又一个外蒙。中共，毛坚决不同意新疆伊犁地区的自治，最终伊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副省级自治州，在新疆自治区内，新疆另还有两个蒙族自治州，一个回族自治州，一个柯尔克孜族自治州，自治州下面还有其他族的自治县，以及其他民族乡，若用甲乙丙丁代表不同的民族，这个结构就大致是甲之下有乙之下又有丙之下又有丁，还有生产建设兵团。

西藏也是麻烦事。元朝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但由于交通、补给等各种困难，历代都未实际控制西藏，最多只派过住藏大臣，新中国军队和政权才算正式进入西藏。但行政体制上如何整合成为大问题。这个问题明清朝都想解决，都没能解决，民国就更无力解决了，住藏人员都被赶走了。清代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大致就是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代替当地世袭贵族的地方自治），甚至动兵打了仗，也只能有所推进，却无法完成，最后的结论是，《清史稿》上称，大致“澜沧”江东可以改土归流，江西（即西藏以及四川云南的藏区）没法改土归流。建国后，中共继承了所有这些难题。蒙藏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实在是当时必须，如果不说是“不得已”的话。

事实上，建国时政协开会时，甚至党内也有人，以及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崇拜苏联模式，建议中共学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让蒙藏疆可以自由加入，也可自由退出中国，搞联邦制，幻想其中的政治好处。毛、周非常清醒，坚决顶住了这一天真的宪法制度设计，或政体设计。

不仅如此，由于中共在各地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党纪，党管干部的制度，以及当时中共强调的“天下穷人是一家”，用阶级认同来弱化民族认同，比较有效促成了边疆的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大变化是把各民族的贵族上层，无论其对于统一的中国是否认同，大量请回来，让他们当官，进入人大政协，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这给少数民族的中下层造成了许多困惑，觉得是你中共民族区分了，不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了。在我看来，这是边疆治理上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从情感上看，从政治上看，对中国边疆治理的真正基础，即少数民族原来的中下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出卖。

我的评价人和事的标准不是，是否做到了理想中的最好，而是，是否做到了再当时时空条件下的最好，或至少比前人或前任做得更好一些。若用这个标准，毛周那一代做到了当时的最好，也比前人推进了，不仅对得起中华民族，而且是民族英雄；而胡最多算是个好人（但说一个政治家是好人，这几乎等于是骂人），在边疆问题上，他至少是图样图森破，虽然最重要的变数来自外部，但他还是为这个外来变数的发展留下了太大空间，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解决的。中央现在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效果也只是遏制，尽可能防止其扩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