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我想谈一下在创业过程以及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运气是否决定一切，运气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决定了很多创业活动成败的大问题。我希望至少能从侧面见解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现今社会里的人们存在一种偏见认为运气决定了一切。我还认为存在着其他值得探索的思考未来的方式。

在谈论进步与未来的本质时我总会使用这张幻灯片。我们可以用两根数轴来概括二十一世纪，纵轴是科技，横轴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复制已经成功的经验。全球化的代表就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对于全世界的几十亿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未来几十年的任务就是效仿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发达国家的教训。全球化代表了水平扩张式的进步，也是从一到n的进步。科技则意味着创造新事物，是垂直集约式的进步。科技进步意味着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作出某件事的个人、企业、发明家、或者艺术家。科技是从零到一的进步。从零到一与从一到n是截然不同的进步模式。在从一到n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反复进行某一项活动，总结出可行的经验。如果是从零到一的进步，那么世界上的每一项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具有某些不可重复的特点。假如我们想知道某一项发明，某一个创业项目，或者某一项艺术成就究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还只是一时侥幸的结果，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你的样本数量只有一个。这样一来变量的数目几乎无穷大，不可能知道运气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

当然，反对运气的阵营确实掌握一些比较弱的事例证据：有些个人确实具有反复创业成功的经历。这种观点的典型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先后成功创建了苹果与皮克斯公司。杰克.多西先创建了SQUARE，又打造了推特。我的同事埃隆.马斯克从paypal起家，后来成立了SpaceX与特斯拉公司，如今又卷入了SolarCity的建立。运气的支持者们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取得了一次重大突破，此后所有的成功都是运用这次突破的成果。

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谈论运气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认为运气是一股需要克服或者需要征服的力量。托马斯.杰斐逊说过，“我坚定相信运气的作用，我工作越是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运气并不能主宰事物的发展，而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障碍。萨缪尔.古德温也有类似的说法。与这种想法截然相对，今天的人们认为，“成功似乎不仅源自个人特质，同样也源自环境。”你或许听说过所谓的幸运精子俱乐部与幸运卵子卵子俱乐部，还有人认为投胎才是驱动人生的第一动力。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创业领域，人们认为成功的创业企业只是偶然与意外的结果。我与保罗.格兰姆在很多意见上都不谋而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只是不自觉地引导了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能偏见。

在涉及运气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面向过去：我怎样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有哪些因素产生了作用。但是我更注重通向未来的方向：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从现在的基础可以构建怎样的成就。未来是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还是说认为运气决定未来的看法并不正确或者不全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我想谈一下未来的结构以及人们看待未来的方式。人们眼中的未来可以是决定性的，也可以是非决定性的。我习惯用一个2×2的矩阵来描述未来。未来可能是乐观的或者悲观的，也可能是决定性的或者非决定性的。乐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无论你用什么标准来定义更好；悲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并且作出了相应的计划；非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全无迹象可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四个类别组成了四个象限，概括了你应对未来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思考未来的框架。先来看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区别。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那你就对未来抱有某种信念，并且会根据这一信念采取特定的行动；假如你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首要的行为准则就是尽可能采取多样化的行为，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能收到想要的效果，因此只得尝试各种不同的做法或者做法组合。关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两种观点最终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假如你认为未来是确定的，并且非常擅长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并且采取了尽可能多样化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当中包含成功方法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再来看看乐观与悲观的对比。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在根本上害怕未来。

假如在历史背景当中理解这一结构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显然根植于乐观确定的象限，当时的人们认为未来显然会步步升高，下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比上一代人更好，而且变好的方式非常具体。科学新疆界肯定会得到开拓，汽车、飞机与火箭的速度都会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得到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提高与改善。从1982年到2007年，美国处于另一套不同的想象范式当中。这一时期的美国处于乐观不确定象限。“明天会更好”是这一时期的官方宗教。但是假如你问人们未来为什么会更好以及怎样才会更好，他们却说不出来，总之某种形式的改善与进步是肯定会发生的。这种非决定性乐观主义维持了大约1/4个世纪的时间。不确定性的悲观主义是同一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过去二十年的日本一直处于这个象限当中。人们觉得未来肯定不如现在，而且谁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目前的欧洲也在逐步滑入这个象限。有些人或许会将今天的中国放进确定性乐观象限，不过我倒倾向于将中国放在确定悲观象限。中国人很清楚未来二十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基建与城建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到时候的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穷困版的发达国家，人们很可能会未富先老。总之，目前的中国与1982年到2007年的美国是属于截然相反的两端。

假如要从金融角度来写描述这四个象限的话。乐观主义倾向于低储蓄，而悲观主义倾向于高储蓄。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根本不会存钱。假如把政府借款考虑在内，如今美国的存款率是-6%。可见如今的美国人依然极其乐观，我们不必存钱，因为未来会自然而然的变好。我认为我们目前依然沐浴在乐观不确定时期的余热当中。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悲观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存款率已经达到了GDP的30%左右。人们认为尽管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随着时间而得到改善，但是未富先老的结局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大量存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则会影响投资，好比说你向某一个特定的公司、建筑或者理念进行投资，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投资率就会升高；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投资率就会降低。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困境在于，这个象限同时具有低储蓄率与低投资率。我的问题是这个象限是否稳定。假如既没有人存款也没有人投资，假如所有人都不去思考，而是将思考外包给其他人，那么未来是否一定会变得更好。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描述确定性未来理念向不确定性未来理念的转变。从数学角度来说，数学界的主导学科曾经是微积分，如今则变成了概率统计。在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关注实质，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则关注过程。在当前的世界里，人们会问“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想做什么”。谈论具体要做的事情看上去太确定了，因此让人感觉很不对。从实际角度来说，四个象限各有主导行业。好比说不确定乐观象限的主导行业是金融与法律。因为这两个行业都关注过程与规矩。假如你对未来不敢确定，那就要尽量保证现有体系的顺利运行，哪怕你觉得体系运行完全是自动的，没有你插手的余地。确定乐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工程与艺术以及其他具体行为。这个世界的人们相信未来会与现在截然不同，人们对于未来具有独一无二的、与他人不同的设想。他们有意愿为了这样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并且相信这个截然不同且更好的新世界不可能因为某种随机过程自然而然地出现。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战时配给制度。不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则是保险业。我之前谈到过教育行业的泡沫问题，我认为教育泡沫就是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体现。人们不确定接受教育有什么用，只是将教育资历当做保险。免得自己掉进越来越宽的社会裂缝当中。

要想看看确定乐观主义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案例。例如十九世纪的跨北美大陆铁路。当时的人们设想了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未来，相信整个国家会被这项今天看来依然规模浩大的工程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人讥讽说为什么要修建一条通向无人区的铁路，根本没有意义，纯粹是拿着钱打水漂。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未来毕竟还是照顾好了自己。二十世纪中期最典型的确定乐观主义案例是罗伯特.摩西斯的生平。如今的人们差不多都已经向他遗忘了，但当时他是纽约市最有权力的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权力比市长与纽约州州长还大。他从公园建设局局长起家，后来担任了十七个不同的政府职务。他的推土机推倒了很多民居，修建了很多公园与通向公园的高速公路。他修建了长岛高速公路与罗斯福高速公路。一个又一个建筑项目在他手下得到了重建与翻修。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他计划用高速路连接布鲁克林与新泽西。这条路将会从曼哈顿南部通过，将格林威治村夷为平地。不敢肯定充满了高速公路与摩天大楼的未来是否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的居民们提出了抗议。这一轮基建大潮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旦人们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建设工作也会随之停止。摩西斯很有可能犯下过许多错误，他的行为很可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是像他那样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人员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们一旦认为未来不会与现在差别很大并且没有多少改善的余地，他们就会停止建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纽约市再没有进行过值得一提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金山湾区，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拉博计划（Reber plan）。计划内容是修建两条土石坝，将北部湾区与南部湾区变成两个巨大的淡水湖。项目将会填海造地两万公顷。这项计划还包括环绕整个湾区修建一条三十二车道的高速公路，以及在湾区沿岸布满三十层高楼。拉博是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个业余话剧制作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的主张得到了足够严肃的对待。国会进行了听证会以及大型项目推演。最终人们认为这项工程体量太大，恐怕不能成功，于是最终选择了放弃。但是今天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一位中学教师兼戏剧票友竟敢构想出如此宏大的计划，存心想要彻底改造整个地区的面貌。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与五六十年前的世界观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经典的科幻小说都提到过水下城市、月球城市、火星城市、太空城市等等。这些科幻小说全都描述了确定且截然不同的未来，并且成为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实现预言。今天回头看看这些科幻小说的插画，画面风格并没有未来的感觉，而是非常过时，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产物。

相比之下，典型的非确定性乐观主义的标志就是投资组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投资的最佳选择就是指数概念股。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优化你的风险回报率，因为股票的涨落就像宇宙当中原子的运动一样本质上是随机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单独一支股票的动向，只能用统计规律对于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向进行把握。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应该向哪一只特定的股票、哪一个特定的公司或者哪一种特定的产品进行投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股票市场大致上会向东北方向运动。因此关键在于用最小的投入进行最多样化的投资。确定性未来观念向不确定性未来观念转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从工程向金融的迁移以及金钱的重要性的提升。简而言之，在确定的世界里，金钱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面，金钱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如何花钱，于是人们只会变态地不停攒钱。

这种行为看上去很疯狂，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却非常常见。比方说你创业成功之后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到了一笔钱。你用这笔钱干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于是你把钱交给大型银行，希望大型银行帮你花钱。银行拿到钱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于是把钱交给了投资机构。投资机构也不知道怎样花钱，于是购买了一整套股票组合。他们根本不敢投资单一的股票，因为投资单一股票意味着你有确定的看法，而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发行这些股票的各家公司拿到钱之后又干什么呢？他们要尽量产生自由现金流，否则他们就要拿钱去投资特定的项目，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有确定的看法，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最危险的公司就是不盈利的公司。顺便说一句，我的投资策略恰好相反。我最喜欢向亏损的创业公司投资，因为不盈利的公司对于如何花钱有很多想法，而非常盈利的公司则在一定程度上江郎才尽了。在一个利率接近于零的世界里，有钱不花的做法尤其疯狂。当然盈利的公司会产生现金流。现金流又会回到投资者手中，这个密闭循环又再一次开始了。在不确定乐观主义世界里，事情大致就会这样运作。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但是与实际还是比较贴切的。到头来谁都不用钱做实在事情。金钱成为了抽象的概念。结果就是你用钱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美国国库券的实际利率——也就是用国库券利息减去通货膨胀的额度——一直在稳步走低。目前美国国库券的利息是2%，通货膨胀率是2.26%。换句话说国库券的实际利率是-0.6%。换句话说，只要购买了国库券，就要在接下来十年每年损失0.6%的金额。这种事丝毫不奇怪，因为金融系统里面谁也不知道应该用钱来做什么。一直有人在激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人们主张债券市场早晚会崩溃而利率将会上升。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幕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发生。我认为这一幕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怎样花钱。美国人的上一个非循环性主流花钱理念就是购买房地产。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年的主流理念，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的人们不想买房子，可是也想不到其他花钱方式。利率正在逐渐向负方向运动。因此人们能够感到不确定性乐观主义世界正在逐渐走到尽头。在这一趋势面前，人们的天然倾向就是从金融业转移到保险业。我不想在这里大肆抨击沃伦.巴菲特，但是巴菲特给人留下了走在曲线前面的印象。他的绝大多数投资项目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保险公司，也就是不确定性悲观主义世界的主宰。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不确定性怎样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影响我们，比方说政治领域。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政坛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民意调查员。谁也不知道从政之后应当干什么，于是他们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会告诉你应该干什么。民调无法显示长期趋势，只能渐进性的告诉你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应该做什么。随着，我们逐渐接受不确定性的世界，民调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我们现在讨论政治宣传运动与竞选运动的方式都是“某人民调结果如何？”而不是“某人持有怎样的理念？”假如马丁.路德.金在今天的政坛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民调反馈结果怎么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都会导致极为糟糕的结果。

人们一直都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麦凯恩要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任命莎拉.佩林作为自己的副手。我认为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神秘。2008年的时候共和党并不很受欢迎，共和党的州长与参议员的民调支持率大约都在40%左右，唯独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具有85%的支持率。因为当时国际油价上升，阿拉斯加的情况与科威特差不多，人人都能从政府手中领取石油红利。于是合理的做法显然是与民调结果最高的人组成竞选搭档，哪怕佩林的成功经验无法推广到美国全境，因为美国总体的石油产出量远远赶不上石油消耗量。人们常说2012年总统改选是民调专家内特.希维尔（Nate Silver）与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之间的较量，最终是希维尔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说奥巴马因为提出了合理执政理念并且得到了支持而获得了胜利。我们已经不再从施政实质的角度来讨论政治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政府，尽管政府支出总额占GDP比例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基本持平。但是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正在流向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政府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花钱，于是将钱交到了基层手里。政府假设民众懂得怎样花钱，但是民众其实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

我们还能从文学作品当中看到不确定性的迹象，比方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科幻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就写道：“每个小时文本都会自动更新一次。一个人可以花费毕生时间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只去吸收新闻卫星提供的永无休止的信息流。”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很类似于现在的互联网。到了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当中，未来则是另一番模样：“港口上空的天空是调到已关闭频道的电视屏幕的颜色。”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从根本上是静态的。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代表人物是诺奇克与罗尔斯。尽管我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立场相对，但是他们看待未来的角度却是一致的。自由派的诺奇克认为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罗尔斯认为你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社会当中，因此社会民主至高无上。这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彻底不确定的世界状态。确定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马克思与黑格尔，再向前还能追溯到培根与洛克等人。这些人认为可以通过确定的方法来实现更好的未来。确定悲观主义与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代表哲学家都来自经典世界。前者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不能对科技进步抱有太大信心，科技进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他们认为宇宙当中只有原子与虚空，原子在虚空当中随机运动，有时也会碰在一起，从而产生事物与世界，但是原子终究会分道扬镳，一切都将分崩离析，因此你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千百年来最后一组人的思想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甚至沾染了一丝斯多葛派的气质，因为在压倒性的逆境面前你无能为力，只能咬牙坚挺。宇宙的根本属性就是任意性与无意义，在这一切面前你至多只能实现内心的平和与无动于衷而已。

我们现在对于衰老与死亡的看法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早期的科学将死亡视作一个由特定疾病引起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特定的疾病也就征服了死亡。现代人则主要通过保险行业的棱镜来看待死亡，而保险又是不确定悲观想象的主导行业。保险行业的支柱是精算数学，估算得是你在特定年龄段的某一年里死亡的概率有多大，比方说你今年三十岁，那么你在明年死亡的概率大约是1‰。假如你今年八十岁，那么你死在明天的概率大约是1/10。我并不是说这种概率死亡完就毫无可取之处，我只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这种思路如何主导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再试图治愈死亡或者解决衰老，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最恰当的计算死亡概率，从而将最合适的保险卖给最合适的人。我们就这样对一个根本上随机不确定的事件过程取得了虚假的掌控感。这种做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运气总是会用完的。不确定乐观主义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只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投掷硬币。你大概不会死在下一个小时，大概也不会死在未来六个月里。就目前来说，你已经连续投掷出了一连串的正面，但是你却想不到未来。这个象限究竟是否稳定呢？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像这样的迭代过程如果不能引向最好的世界，那么是否至少可以引向一个有可能实现单调性不断增长的世界。

从范式角度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主导思想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认为只要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适宜的环境就一定会产生出众多物种。我们将这一思想也应用在了其他方面。作为达尔文主义的反面。不确定悲观主义象限的代表则是城建规划失败的城市。旧金山原本应当是美国最伟大的城市。但是一切都慢慢出了问题。洛杉矶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两个城市的情况还算好的。一年多之前我去了巴西圣保罗，从城区到机场的距离大约是十二英里。假如路上没有车，单程开车需要三十五分钟。但是假如九车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堵塞，那就需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开到机场。我曾经在傍晚时分坐着直升飞机升空，看到红色尾灯的长龙堵在路上没有尽头，保险杠贴着保险杠。一千三百万圣保罗人口分布居住在许多相互隔绝的居民区，每个居民区都居住着五十万人。但是圣保罗的情况依然远比印度孟买或者尼日利亚拉各斯要好得多。假如你想为全球化的失败寻找证据，那么证据就在这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些城市的现状绝不可能通过循序渐进的增益方式得到改善。

目前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主要是在经济与环保主义两者之间展开。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保主义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但实际上两者都指向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经济增长的拥护者或许更倾向于乐观预测，而环保主义者或许更倾向悲观预测。我认为只要我们的辩论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环保主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因为不确定的乐观主义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环境而担心，因为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反面的观点则认为一步一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的观点的共同之处都认为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外界力量，可能是市场，也可能是自然因素，但两者都是不可知的统计数据。不可能以连贯的方式加以思考。

这种思考方式在创业圈子里也很常见。最常见的创业方法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永无休止地进行二选一测试。假如你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遵循达尔文主义的试错或许能收到效果。但是在实际的商业领域，你往往会在测试出正确结果之前就耗尽资金。而且业界整体的研发空间往往要比突破性新领域的研发空间要宽松得多。总体上来说二选一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做法。像这样的迭代过程确实可以一步一步地取得改善，但是最终你可能只获得了略有改善的结果，而改善的潜力却几乎是无穷的。城建失败就是典型例子，机器学习领域也是一样，不考虑远期未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在我看来还是极其短暂的创业周期。对于创业者以及他们的投资者来说，任何盈利周期超过一年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全都不敢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所以必须要在短期内达成成果。现在的创业圈就是被这种思想主宰着。那么这种思想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官方宗教。我本人并不信仰任何官方宗教，但是我想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宗教的本质是统计性的，完全由运气驱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并不遵循这个范式。2007年经济崩溃之后，我们注意到创业者们开始回归科技领域。这些公司全都对未来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过去十几年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乔布斯去世之前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是不确定性的反面。苹果对于多年以后的未来有着很明确的展望，而且不顾物流后勤的压力一意孤行要实现这个未来。乔布斯去世之后这个展望能否得到保持还有待观察。我们一般并不从这个角度讨论苹果公司，我们一般都会讨论乔布斯对于员工多么刻薄。我认识好几位生意人在发给员工的内部读物当中着重提到了乔布斯对待手下人的刻薄事例，从而让员工感觉好过一些。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乔布斯的员工能够容忍他的恶劣行止。我认为原因在于乔布斯非常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未来。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一个秘密计划的鲁棒程度。过去十几年最成功的公司全都在一开始就预见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具有长期规划的公司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不会出售。在很多情况下卖掉自己的公司都是正确的做法，我创建了paypal，又在2003年将其卖给了ebay。但是我确实认为最成功的公司肯定都遇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尽相同并且没有得到充分估价的未来，因此在眼下就卖掉公司是不明智的。在我看来，脸书公司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发生在2006年7月6日。当时的脸书刚刚成立两年，依然只是一个校园网站，用户大约是在八九百万人左右，年收入大概是3000万美元并且没有盈利。此时雅虎报价十亿美元要收购我们。于是我们在下一周的周一上午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参会人员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扎克伯格，我本人以及吉姆.布雷耶。布雷耶与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拿钱走人。但是扎克伯格说：“召开董事会只是出于礼貌而已，这件事用不着十分钟就能敲定，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卖。”我们两个试图说服他，毕竟十亿美元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两个把我今天说的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告诉他出手之后你会永远拥有公司股权的25%。而且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想想用这笔钱能做什么吧。扎克伯格说，“我也不知道我用这笔钱干什么。我只想建设社交网站，拿到这笔钱之后我大概也只会去建设另一个网站。但是现在这个网站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我究竟为什么要卖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

当然，拒绝收购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很多人们都在说这个公司的CEO居然如此疯狂，竟敢回绝十亿美元。这家公司一个成年人都没有。让一个二十五岁的毛头小子来担当公司是有多么不靠谱，这肯定是商业史上空前绝后最糟糕的决策。我个人向来认为公司成员要坚决支持CEO。于是我们就将“不出售”当成了公司的准则。不过当时我多少也给自己找了一点借口：雅虎还曾经试图以十亿美元的出价收购另外两家公司，也都被拒绝了，一家是eBay，另一家是谷歌。所以你至少能从伪科学的角度声称，拒绝雅虎支付的十亿美元是正确的创业做法。扎克伯格的根本论点在于，我们在脸书公司要新建很多新事物，而雅虎认为一切尚不存在的产品都没有价值。扎克伯格希望保留创建这些产品的机会。他认为雅虎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不珍惜尚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十亿美元的开价还是太低了。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建设未来的挑战，这个未来不应该是静态的，就像播出已关闭频道的电视一样。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远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去竭力协调与激发人们改变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运气将再一次成为需要克服与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主宰一切并且阻止人们思考的因素。感谢大家，我就不祝大家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