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戚本禹回忆录》 -- bshu

戚本禹蓋棺：身與名俱滅，江河萬古流

2016年4月20日早上7時58分，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風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走完了他大風大雨、大紅大紫、大起大落但卻至死都沒有大徹大悟的人生之路，享年85歲。

筆者與不少國人一樣，對戚本禹素無好感，甚至深惡痛絕，極其鄙視。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生性喜歡無限上綱，羅織罪狀，陷害忠良，熱衷整人；二是他中邪入魔，不知反思，冥頑不化，至死不悟，借用“文革”中一句耳熟能詳的話來說，他確是一個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某某的人。

戚本禹熱衷整人，陷害忠良

戚本禹攀龍附鳳，揣摩上意，刻意整人，妄圖踏著別人的脊梁往上爬，用別人的冤血染紅自己的烏紗帽翅，并非僅在“文革”期間，早在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開始時他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嗅到了一場政治運動即將來臨，于是極為興奮，跳將出來，檢舉揭發主持中南海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副主任何載三大“罪狀”：

一、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50年代，有的失業工人或遭打擊迫害的群眾，衣食無著幾欲自殺，他們來訪求見領導，我們反映上去，何載和中辦領導從來不見。楊家嶺一位姓楊的老農，懷念延安生活，幾次來訪希望見見領導，毛澤東都見了一次，何載和中辦領導卻不見。

二、棘手問題繞道避開。有一次，一批參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來反映軍內一些高級干部生活腐化、厭棄糟糠的問題，我們認為如此高級干部的問題，不宜由我們處理，領導應該出面。可何載和中辦領導根本不理，最后還是主席批示軍委處理。

三、何載思想右傾。蘇共二十大后公開吹捧赫魯曉夫，說赫發展了馬列主義，到處宣揚赫的秘密報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講，何載派王文參加，林得意地說中辦支持她。那次演講，毛澤東也讓林克去了，林克回來匯報后，毛澤東說：“林希翎是右派。”

看了戚本禹對何載的揭發批判，你不能不承認戚本禹險惡的用心和高超的伎倆：如果是一般人揭發批判何載，只會直接地講何載什么什么錯誤，是不會提毛澤東怎樣怎樣的。戚本禹比一般人高明的是，他在揭發批判何載的三條中，不僅每一條都提高到政治性錯誤的高度，而且每一條都把毛澤東請出來，以對毛澤東的頌揚與抨擊何載的政治性“錯誤”作為對比，不僅大大加強了揭發批判的殺傷力，而且等于向毛澤東呈上了一份自薦書，既彰顯自己對官僚主義的義憤和批判，又呈獻自己對毛澤東的景仰和忠誠，誰是毛澤東看了這個揭發批判材料都會感到極為受用和欣賞的。特別是第三條，人所共知，毛澤東最討厭赫魯曉夫，把他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戚本禹揣摩透了這一點，在揭發批判何載“公開吹捧赫魯曉夫，說赫發展了馬列主義，到處宣揚赫的秘密報告”。這一招特別高，也特別狠，用民間俗語說，這一腳是朝“褲襠踢的”（意為置對方于死地）。戚本禹像下賭注一樣，百分之百的穩操贏局－－－－既可置何載于死地，又可贏得毛澤東的信任，絕對的一箭雙雕。

當時有不少同志不贊成戚本禹無限上綱的做法，認為何載工作中即使存在某些缺點錯誤也不是政治、路線問題，應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戚本禹可不是吃素的，他把中直黨委、中辦及秘書室認為何載問題屬于人民內部性質的意見，無限上綱到是“執行了一條沒有何載的何載路線”。人們不禁要問：政治秘書室副主任的何載當時不過是一名局級干部，怎么能形成一條“路線”呢？

一不做，二不休，戚本禹等人控制的中秘室領導小組，于1958年8月形成了長達5000多字的“關于何載錯誤結論”。結論給何載定了4個罪名：1、“詆毀毛主席”。有一來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龕供奉著主席像，每日燒香跪拜三次，要求給予表揚。何載對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楊尚昆、鄧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請河北省制止。”這本來是一件維護領袖形象的事，竟被扣上“詆毀毛主席”的罪名；2、“污蔑1942年整風，說‘搶救運動’中制造‘紅旗黨’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個晚上，戚本禹幾位年輕人問何載當年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是怎么回事，何載以親歷者的身份講了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情況，明確說明這是兩回事，特意強調“紅旗黨”是康生一手在搶救運動中釀成的事件。戚本禹等人硬是誣陷何載“污蔑1942年整風”；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載、王文兩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門接待過林希翎；何載按規定將石油學院教授羅偉之（1957年反右斗爭時定為右派）建議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來信批轉給高教部。這本來是何載等同志正常履行公職的行為，竟被誣陷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積極分子，抗拒整風和反右斗爭”。

“詆毀毛主席”、“污蔑1942年整風”、“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陷害積極分子，抗拒整風和反右斗爭”，戚本禹強加在何載頭上的四個罪名，哪一個都足以置其于死地。這種無限夸大、上綱上線、戴大帽子的行徑充分暴露了戚本禹刻意整人的險惡用心和卑鄙伎倆。

很快，戚本禹大獲全勝：何載受到嚴厲地批判，并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逐出中南海，關押勞改。1958年8月，何載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降六級，趕到山西、河北等地種地、掏糞，為500多名勞改犯做飯，在柏各莊農場趕馬車。直到1979年2月才獲得平反，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干審局局長、中組部秘書長等職。因為此案受到株連和處分的同志也都獲得平反。

自二十世紀末期以來，筆者與何載老人已有二十多年的文字交往，近幾年在北京、深圳多次促膝長談。談及當年的“黑旗事件”和戚本禹其人，九十多歲的何老仍感慨不已。

1963年8月，戚本禹在《歷史研究》雜志刊發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把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說成是“投降變節”的“叛徒”。此文一出，引起強烈反響。9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學術界人士和有關報刊負責人開會，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對《歷史研究》貿然發表戚文提出嚴厲批評，著名學者范文瀾、翦伯贊等學者都對戚本禹的文章持批評態度。對這些批評和反對的聲音，戚本禹當然不怕，因為他早揣摩透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心理，他就是為了投合毛澤東而寫的，必然會得到毛澤東的贊賞和支持，何怕之有？！

果然，1964年春，毛澤東十六字批示給李秀成的自白書作了定性：“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談話，說“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并鼓勵他說：“毛主席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

毛澤東的表態使這場紛爭陡然逆轉，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的態度隨之發生變化，有的甚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向戚本禹承認錯誤，賠禮道歉。

這充分說明，戚本禹寫這篇《評李秀成自述》并非是學術研究，而是有政治目的的。那么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筆者認為，戚本禹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為毛澤東解決“黨內叛徒問題”提供歷史借鑒，為籌劃大規模的黨內整肅運動營造輿論。

戚本禹晚年曾對自己的這篇文章作過說明：“這篇文章的寫作并沒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如果說有什么背景的話，就是當時國際國內政治斗爭的大氣候。”1979年秋，中紀委八組問戚本禹寫《評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說，他最初只是認為中國“防修反修”可從近代史上找到同類例證，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

戚本禹可以說寫作此文“沒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但是否認不了他是為了迎合最高領導人的想法而寫作這篇文章的。戚本禹沒有正面回答此文是否涉及瞿秋白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是把李秀成的《自白書》與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相提并論的，所以給瞿秋白戴上“叛徒”的帽子，掘墓砸碑，挫骨揚灰，接著又把劉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領導干部打成“叛徒”乃至“叛徒集團”，這都是與戚本禹密切相關的。

至于戚本禹為什么說他寫《評李秀成自述》是“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這是因為戚本禹知道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已經受到了毛澤東嚴厲的批判，知道毛澤東早已把彭德懷視為具有“反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知道彭德懷不可能再有東山再起的幸運了，于是，作為政客和小人的戚本禹在彭德懷這只“死老虎”身上再踏上一只腳，就不足為奇了。

接著，戚本禹又寫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把李秀成的“自白書”當作一根大棒肆意揮舞，為把更多的人打為“叛徒”制造輿論。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的直接支持下，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多年來一直心浮氣躁、尋找目標批判的戚本禹當然不甘落后，于是在1966年1月15日，也發表了以海瑞為題材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配合姚文元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助勢。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志第5期發表了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戚本禹羅織罪狀，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最終導致劉少奇蒙冤而死。

戚本禹的刑事判決書

文化大革命運動為戚本禹誣陷無辜、迫害忠良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用武之地”，大批開國元勛、許多清白無辜都受到他的誣陷和迫害。在這里，僅就戚本禹誣陷迫害他人的罪行引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的戚本禹刑事判決書（〔1983〕中刑字第629號）：

公訴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趙云閣、孫成云。

被告人：戚本禹，男，現年52歲，山東省威海市人。原任《紅旗》雜志社歷史組組長，“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傅志人。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公開審理，聽取了公訴人支持公訴的發言；審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辯護和最后陳述；聽取了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核實了與本案直接有關的證據，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實如下：

一。煽動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1967年1月12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釣魚台召集中央辦公廳某些人開會，指使他們去圍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就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圍斗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同年7月16日、18日、19日，戚本禹在三次會議上，對先后參加會議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和在京報社、電台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等單位的某些人，誣陷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賣國求榮”，等等，并煽動說：“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同月14日，中共中央秘書局的某些人寫信給汪東興并周恩來總理，要求開會當面批判劉少奇，戚本禹卻把信送給了江青、康生、陳伯達。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斗，戚本禹立即部署，親自組織指揮中南海某些人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他們的夫人多次批斗并抄家，進行人身迫害。

1967年1月，被告人戚本禹誣陷朱德委員長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動下，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某些人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某些學生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1967年7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進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造成重傷。

二。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并煽動他們“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工業部某些人連續對張霖之進行毒打、折磨。張霖之被迫害致死。

1966年6月16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關鋒寫信給江青、康生、陳伯達，誣陷“萬里、陳克寒、趙凡是壞人”。

三。策動聚眾“打砸搶”。（略）

本庭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對各種證據74件進行了調查。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認了大部分犯罪事實，但不承認犯反革命罪。

本庭認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煤炭工業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策動聚眾“打砸搶”，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根據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條適用法律的規定和第90條、第102條、第138條、第137條、第150條及第64條、第52條，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之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2日起1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上訴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審判長唐根法

人民審判員高德安

人民審判員馬衛

1983年12月2號？

原本核對無異

書記員李晶

“三人小組”與田家英談話

這份判決書只列舉了戚本禹在文革運動中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部委和北京市領導人誣陷迫害的罪行，對與戚本禹有一定關系的田家英之死卻沒有提及。

人們一直認為田家英之死與戚本禹有關，但戚本禹總是矢口否認。他在回答閆長貴關于田家英問題時說：“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說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這完全是胡編。我從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對我很器重，很培養，在政治上也替我說話，人總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對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這樣的批評：說我對他有溫情主義。田家英有的親屬寫文章也說我對田家英怎樣怎樣，我不怪他們，我相信他們終究會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又說：“田家英是我的老師，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他。”

田家英確實有恩于戚本禹，戚本禹在中南海之所以能夠嶄露頭角，乃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和青睞，田家英是幫了他大忙的。但這并不能成為“我怎么能反對他、迫害他”的理由，因為，古往今來，沒有良心、忘恩負義、恩將仇報、賣友、賣師、賣恩人以求榮華富貴的無恥小人還少嗎？

對這個問題，包括田家英親屬在內的不少人都說戚本禹“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戚本禹則以田家英“有恩于我”、“我怎么能反對他、迫害他”為由予以否認，可謂“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那么讓我們看看田家英本人在憤然自殺之前與戚本禹的接觸以及對戚本禹是什么態度吧。

據《文史精華》2011年第8期于繼增《田家英之死真相揭秘》一文披露，

在毛澤東對田家英說“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來見我”，從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之后，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彭、羅、陸、楊審查組之外，再設一個審查小組，專門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組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擔任，組員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原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和戚本禹（原《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時左右，“三人小組”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辦公室找田家英談話。安子文對田家英說：“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又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當時在田家英的家里與汪東興通了話，告知安子文與田家英談話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汪東興遂派中辦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還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戚本禹工作。”

安子文、王力先離開了，戚本禹隨后去了汪東興的辦公室。

令人困惑的是，這個“三人小組”的組長是安子文，兩位成員，戚本禹是排在王力之后的。與田家英主談當然是組長安子文，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告知談話情況也應該是組長安子文，這是正常的組織程序，戚本禹憑什么跨越王力和組長安子文當場與汪東興聯系？戚本禹得到安子文的授權了嗎？而且在安子文、王力離開之后，戚本禹直接“去了汪東興的辦公室”。正常情況下，向汪東興反饋與田家英的談話情況以及下一步怎么辦，這是組長安子文的事，在“三人小組”中排名最后的戚本禹為什么如此積極、主動、越權、迫不及待？這難道僅僅是他張狂、浮躁、不懂規矩嗎？有沒有其它問題？值得深思！

戚本禹與田家英的午夜通話

“三人小組”與田家英談話后，緊接著辦理文件和工作的移交，這對田家英精神上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當夜，田家英問董邊：“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盡管戚本禹一再表白當時的談話氣氛是如何如何的“平和”，但田家英卻沒有感受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的溫馨“平和”，感受到的只是那種處理敵我矛盾時慣用的冷酷無情。

5月22日午夜，戚本禹與田家英有一次通話。對這次通話的經過說法不一：戚本禹回憶說，這天深夜11時許，田家英給戚本禹打來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戚說，那么我派人來登記。田說，不，要親自給你交代一下。戚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你那里。戚還說他到永福堂東廂要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馬上也到田家。

戚到田家后，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誰在害我？戚本禹認為田家英這樣在背下問他“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所以在田家英打問消息時，戚沒有說什么話。

但田家英的夫人董邊的回憶卻是，午夜12點過后，田家英家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戚本禹打來的，董邊沒有聽清說的是些什么，卻聽到田家英摔下電話聽筒的聲音。看到董邊詢問的目光，田家英氣憤地說：“戚本禹好神氣，他算什么東西，我就是不去簽字！”田家英摔電話機，罵戚本禹“他算什么東西”，這至少說明，田與戚的通話是很不愉快的，也說明戚本禹沒有正確對待陷身冤屈和逆境的“恩人”。

戚本禹說是田家英主動給他打的電話，他當即帶著王妙瓊、逄先知到了田家。但經核實，戚本禹的說法難以成立，因為田家英的夫人董邊、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中央辦公廳機要員王妙瓊等知情的相關人士，都說不記得戚本禹當夜到過永福堂。逄先知、王妙瓊都沒有當夜和戚本禹接觸的記憶，也沒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田家的印象。

這樣，戚本禹的說詞就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了！

田家英自殺時留下的最后一句話：“士可殺而不可辱。”在現場發現了一只喝過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襯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其中一句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為田家英平反昭雪，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誰是向毛澤東說田家英與劉少奇過從甚密的告密者？

戚本禹說，主席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這主要是他和劉少奇的關系。毛主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的副主任，當主席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他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他給劉少奇打電話，問他應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么做還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經常到劉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時間去，什么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了——這當然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有時去的時間很長。汪東興把這種記錄報告或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興，他會覺得或認為自己的秘書跑到別人那里去了。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田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劉指示他把他們這種主張向毛主席報告。田家英把這種主張向主席報告后，主席問他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他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主席認為他說的不是實話。就這樣一來二去，毛主席就逐漸不信任他了。江青說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這件事情。當我后來接替田家英秘書室主任的工作時，江青告訴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恐怕也是做秘書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事實是否確如戚本禹所說，目前尚無確鑿的史料佐證，事實真相只有等待有關檔案解密之后才能大白于天下。

毛澤東后來為什么拋棄長期跟他鞍前馬后信任有加的田家英？按戚本禹所說，這是因為毛澤東獲知田家英與劉少奇關系密切。田家英與劉少奇的接觸是誰向毛澤東匯報從而導致田家英蒙冤而死的呢？目前還是一個謎。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告密者必是田家英身邊的人，而且必是一個能夠接近毛澤東、至少能夠接近江青的人。

不管是誰向毛澤東打小報告說田家英與劉少奇過從甚密，都是一種別有用心的進讒、挑撥和陷害行為，都是卑鄙無恥的小人伎倆。

關于田家英與戚本禹的關系和恩怨，不能偏聽偏信戚本禹的一面之詞。他只片面地強調田家英有恩于他的一面，并以此作為他不會傷害田家英的借口，這是不可信的。實際上，田家英與戚本禹不僅有“恩”的一面，還有“怨”或曰“仇”的一面。如戚本禹所寫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本來就是一塊敲門磚，遭到史學界的一片反對，同樣也遭到了田家英的反對。田家英說：“這樣的文章打死我也不會寫”。而且，田家英一開始還讓有關雜志不要刊登戚的這篇文章。這樣一來，戚本禹對田家英的“仇”就結大了。所以，對于戚本禹而言，田家英不僅與他有恩，更重要的對他也有仇。戚本禹報恩還是報仇呢？從他后來的作為來看，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報仇。（胡鵬池：《邂逅韓愛晶，再說戚本禹》）［page］

戚本禹對田家英沒有報恩，但卻是大大地報了仇的，如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國政協禮堂接見北京農業大學師生時，在談到包產到戶時，這樣點名批判田家英：“農辦的領導人田家英，一個反革命分子……很積極的。這個人已經被揪出來了……”。1967年4月30日，陳伯達、戚本禹接待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時，戚本禹又批判田家英：還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壞事，他提出“劉公還不造反哪？”所謂劉公就是劉少奇啊！“反了吧！還不反！”他就著急了，要跳出來。

據有關資料披露，戚本禹是批判田家英最多的“文革首長”。

由此可見，戚本禹晚年只渲染他與田家英的恩情，而自己對田家英的落井下石卻只字不提，這只能說明他對田家英不過是別有用心的“謬托知己”而已！

戚本禹與遇羅克之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工人遇羅克因發表《出身論》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決一事亦與戚本禹有涉。

遇羅克，1942年生于北京，父親遇崇基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系，母親王秋琳也曾留學日本，歸國后創辦“理研鐵工廠”，后來均被劃成右派。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遇羅克長期受歧視，雖然成績優異，但兩次被大學拒之門外。他先后當過農民、科技資料員、小學代課老師等，被捕前是北京市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工。

1966年7月，遇羅克完成了《出身論》初稿，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并于1967年1月18日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萬份報紙在北京街頭被搶售一空，又臨時加印六萬份。

1967年4月14日，躋身“中央首長”行列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揚言要暗殺”、“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被執行槍決。遇羅克時年27歲。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宣判遇羅克無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接著，許多關于遇羅克的文章紛紛見諸全國各地報刊。

近年來，遇羅克的親屬曾在媒體發布文章，提出戚本禹尚欠遇羅克一個道歉。戚本禹沒有表示任何的歉意，但也沒有公開申明說遇羅克之死與他本人無關。

當人們指責戚本禹迫害田家英時，戚本禹連忙利用各種機會和形式為自己辯解，反駁這種說法是“胡編”。但是，對人們指責他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從而導致后來遇羅克的被處死一事，為什么至死都一言不發不予澄清呢？

晚年仍然不甘寂寞的戚本禹

戚本禹服刑18年，獲釋后先后在上海圖書館和某公司工作。一生熱衷極左、熱衷頌聖、熱衷運動、熱衷整人的戚本禹并沒有靜下心來反思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總結自己此生給黨、國家和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和犯下的罪行，而是經常歪曲史實，大放厥詞，迷戀“文革”，為自己的罪行辯護，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

戚本禹是一個生性狂妄的政客，至死未改。他晚年歪曲史實的謬論甚多，不能逐一駁斥，這里僅就他對江青的吹捧以及他刻意渲染與江青的密切關系，就足以洞悉戚本禹的為人。

戚本禹在洋洋4萬余言的《回憶江青（同志）》中，吹捧江青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范”，說“她確實是一位女英雄”。并習慣性地“拉大旗作虎皮”，說“毛主席沒有看錯人”云云，以此拔高、美化江青。

戚本禹吹噓說“那時我可以說是江青最親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話，一定會先跟我說的。。”“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好像他給江青增光添彩，江青對他已到離不開的地步似的。還說“她那時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樣，她對我說，我沒有弟弟，我就把你當弟弟看。”如此肉麻地與江青稱姐道弟，實在令人看了起雞皮疙瘩！

戚本禹從內心始終認為與江青的關系夠“鐵”，對江青一直寄予極大的期望，在最關鍵的時候，他第一個想到的便是江青。據中央警衛團原常務副團長華方治在《中南海警衛工作見聞》一文披露，1968年1月13日晚上，當警衛參謀陳銀德和科長高云江架著銬著雙手的戚本禹走出時，戚大聲對姚文元說：“姚文元同志，請你代我問江青同志好。”戚被推進一輛上海牌小車開出了懷仁堂。（《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

戚本禹大聲對姚文元喊“請你代我問江青同志好”，其潛台詞乃是渴望江青對他伸出援手。姚文元是否把戚本禹的話帶給了江青，不得而知，但江青后來不僅沒有理會他，而且對他痛罵一通。據葉淑穗《魯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一文披露，為魯迅手稿問題，周總理當場談了魯迅夫人許廣平的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盜竊魯迅手稿事件，要立即追回魯迅書信手稿。江青在一旁說：“信里反映的事情，我們過去一點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從這一條就可以槍斃他。如果不交代，就槍斃他。這些王八蛋，想毀壞手稿，將來可能要翻案。”江青痛罵戚本禹是“王八蛋”，并要槍斃他，戚本禹渲染的與江青極其親密的“姐弟”關系跑到哪里去了？

這充分說明，戚本禹吹噓與江青的“姐弟”關系，不過是戚本禹的自我感覺，“曠野里烤火，一面子熱”而已。不僅江青，連毛澤東、周恩來后來都把戚本禹定性為“壞人”了，1968年1月13日把他打入秦城監獄后，一直到去世8年中對他統統不再理會，好像世界上沒有這個人一樣，可謂棄之如敝屣啊！

回顧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戚本禹做了不少壞事，傷害不少好人。在中南海政治秘書室，他誣陷、迫害、取代何載；在中央辦公廳，他誣陷、迫害、取代田家英。后來又誣陷迫害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黨政軍領導人，這樣的奸佞是何等的可怕！混跡中南海是何等的危險！他在晚年不僅對自己的罪行既無反思，也無懺悔，而且歪曲事實，為自己辯護，為“文革”招魂，乃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吹捧被國家特別法庭依法判處死緩的江青，稱頌她是“女英雄”，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范”，與她親如“姐弟”云云，這充分說明，戚本禹是一個被極左的毒汁浸透骨髓的政客，是一個中邪入魔、良知泯滅的狂徒，幸虧毛澤東、周恩來健在時把他從中南海清除掉了，否則，如果中國黨和國家落在戚本禹這樣的人手里，這必將是黨和中華民族的災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我完全贊同胡鵬池先生對戚本禹的評價，戚本禹“‘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渣余孽，他的人品及行為在文革中有充分的表演”，“戚本禹由小人而奸臣，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奸臣，是屬于易牙、豎刁、開方之類的閹豎式的奸臣，他已經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也完全贊同畢唐書先生在《“戚大帥”和“小爬蟲”戚本禹》一文中說的：“戚本禹自作多情地‘謬托知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自我感覺太好。他一直生活在當年‘戚大帥’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權力場里，一直沉迷在曾經同時擔任毛、江兩個人秘書的榮耀中，甚至把自己當做僅次于毛、江的重要人物。文人的自我膨脹莫過于此！”對戚本禹晚年的胡言亂語，“總體感覺就像是在看一個從文革墳墓中爬出的孤魂野鬼在噴云吐霧，在聽一個桃花源中人高談闊論，淺薄偏執而又自以為是。”

人說“蓋棺論定”，其實，對戚本禹，在他未蓋棺時就已經論定了，他注定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員！

今年四月中下旬，我先后到山東半島的日照、青島、威海、煙台、蓬萊等沿海城市轉了轉。4月20日，我在威海參觀甲午海戰的見證定遠艦后，在岸邊放眼大海碧波，眺望海上仙山，極目藍天白云，忽然想起威海名人來，那位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風云“大帥”戚本禹不就是威海人嗎？當時也生發了一番感慨，默誦了《紅樓夢》中“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回來后，獲知戚本禹去世的消息，總覺得心中有話要說，不吐不快，于是打開電腦，拉出鍵盤，敲出上面這篇文字。

2016年4月29日

彭勁秀，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