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自由主义倒台了吗？（1） -- 给我打钱87405

在这里，想必我就无需再次复述新自由主义浪潮是如何席卷全球，中国自然也深受影响之类的故事了。不过，要谈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一个人是很有必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乃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政府在经济上的行动应被严格限制，指责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政府，对于经济自由必将带来政治自由这一观点深信不疑。

这位号称是20世纪经济学界第一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兴趣，曾经三次到访中国，分别是1980年、1988年和1993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序幕到深入的第一阶段。今天有人说，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这话应该算得上是中肯的。

当弗里德曼于1980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中国政府官方邀请来到中国之后，他惊讶的发现中国人对市场运作机制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弗里德曼向中共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阐述了他的经济主张，自然，这里面主要是谈不干涉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在张五常（弗里德曼的学生）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与上一次相比，这次他的访问范围更大，更重要的是，他与赵紫阳有了“一次很棒的会谈”——会谈时间由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两个小时，离开时赵紫阳亲自将他送到车道前（这是在9月中旬，刚刚叫停物价闯关方案）。而在这之前，弗里德曼在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有过一次会谈。弗里德曼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对比前后两任中共总书记：“会见一开始，他（赵紫阳）对中国经济形势根据他的观点做了一个长长的，逻辑清楚而且非常明了的分析，讲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关键的一句话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经济活动的控制机制是：国家规范和控制市场，而市场控制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是从上而下的；而市场是从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国家可以控制部分经济，部分市场；但是如赵所说的那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五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江，他又说了同样的话，这时他已经继承了赵的职位。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赵后来的评论及他对我们评论的回答说明他理解这一提法中两部分之间的内在冲突；而江不理解。赵显示出他真的理解让市场获得自由是什么意思；而江不懂……他（赵紫阳）完全是认真地相信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将巩固党的权力，促进稳定，不是过细地控制经济发展而是促进经济繁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他的真诚。”。

1993年，还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他先去了成都和重庆，然后是上海，最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弗里德曼再次与江泽民会谈，但这一次他“只讲了10分钟”，“而江则杂乱无章的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通过这次会谈，弗里德曼搞清楚了几件事，中共新领导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与他及赵想象的大相径庭，并且“他（江泽民）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还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MITI）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显然，与前两次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这次访问称得上是失败的，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因为处在政治权力过渡期。

三次中国之行，使得弗里德曼有机会“观察到一个前所未有地符合自然规则的社会——将自由市场因素介绍进共产主义统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和上至统治集团最高层下到社会底层的中国人谈话”。是的，不管怎么去看弗里德曼，他和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间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

引号内之内容皆引自弗里德曼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