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恺撒晚年隐居中国? -- 恬淡虚无

记得那年陕西秦公大墓发掘时，我正在美国，某报海外版就像连载小说一样逐日发表消息，并屡屡预言将有重大发现，结果却没有什么收获。胜败兵家常事，何况考古发掘！所以我除了遗憾外也没有什么不快。一九八六年回国不久，到芜湖参加秦汉史年会，听到陕西同人介绍秦公大墓发掘情况，这才知道未开挖时就已发现二百多处盗洞，最大的可容一辆板车出入。这就是说，当时发掘人员就已肯定，墓内随葬器物早被盗掘殆尽，一般不会再有什么惊人发现。我顿时产生了一种被人愚弄了的感觉，显然这些消息的炮制者利用海外读者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关注，开了一个并不值得的玩笑。

可是从那以后，报刊上这一类消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不时有什么“惊人发现”或“重要史料”被披露，不是某一权威的论断被推翻，就是那一段历史必须重写，而上古典籍中的记载――无论多么久远或荒诞――却不断被证明为千真万确。开始时我还有些书生气，少不了拜读一番，或者翻几本书核对一下，有时还忍不住写封信向编辑先生说说自己的看法。如某家著名晚报曾转载一条消息，说安徽濉溪新修的地方志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体解剖的国家。其实这是见于《南史》的一条史料，早已为学者注意，只是因为此事发生在今濉溪境内，新修方志作了记载，算不上什么新发现，更不能说是新方志的“证明”。以这家晚报的声望和影响，似乎不应该转载这样的消息。于是我向编辑部发了一封信，结果却是没有答复。看来我有点不识时务，或者不理解编辑先生的一番苦心。这类消息显示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发达，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国昔日的世界第一，足以引起世人瞩目，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一言以蔽之，效果是好的。何必斤斤计较，说三道四呢？

不过近年关于“罗马城”的报道却使我旧病复发，又要说几句话了，因为与此有关的一些史料，正好是我撰写《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一书时研究过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说。各位一定还记得，前几年(恕我懒得查了)出了一条新闻，说是西方学者发现：公元前三六年有一支罗马军队，在帮助匈奴人与西汉军队作战时被汉军俘虏，安置在汉朝的骊县；现在此城已在甘肃某地发现，由某国资助正在发掘。以后报道逐渐升级，罗马俘虏被称为“罗马军团”或“罗马移民”，此城也正式被称为“罗马城”，连一些学术论著也用作为重要证据。

但我一直不敢写文章，因为报道中把洋人抬了出来，说是根据西方学者的发现。倒不是崇洋媚外，实在是平时读的洋书不多，万一人家真有什么真凭实据，你却只凭老祖宗的线装书说话，到时人家把洋文一引，岂不呜呼哀哉？

我一直想知道，究竟是哪位“西方学者”，又是根据什么“重要史料”发现一件如此重要的史实，可惜在那些报道和论著中都没有出现；问了几位真的西方学者，也都说不知道。最近才在一位诚实的作者的论著中看到，原来发现者是一位美国学者，根据是中国的《汉书》。好在《汉书》还算熟悉，这下可以说几句话了。(或许还有其他西方学者有其他根据，那还请方家指点。我老实承认寡闻陋见)

《汉书》中与此有关的材料主要有两处，分别出于卷二八下《地理志》张掖郡和卷七十《陈汤传》，文字并不多，我们不妨引来分析一下。

《地理志》张掖郡所辖十县中有一个骊，下面注着“莽曰揭虏”。注文只是说明该县在王莽时曾改名揭虏，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一切问题都是从“骊”二字的含义来的。

骊是有不同写法的，《汉书?张骞传》注引了东汉人服虔说“，张掖县名也。”这表明服虔已经将这个县的名称与《张骞传》中提到的西域的国联系起来了。到了唐朝颜师古作注时，就更明确地提出：“牦，大秦国也，张掖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但是为什么张掖郡下要设置一个用大秦国命名的县呢？服虔和颜师古都没有提供任何史实。直到清道光年间，王筠作《说文句读》时，才引石洲说：“骊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石州，疑即石洲，清学者张澍)王先谦在清末编成的《汉书补注》中作了这样的注释：“《说文》作丽。《张骞传》作。《西域传》作黎。《匈奴传》作黎汗。音同通用。即大秦国，盖以其降人置县。”看来就是据以上诸说综合。

不管王筠引石州的推测是否准确，在今甘肃境内有一个以罗马降人设立的县城的说法首先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时间在一百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间。即使从王先谦算起，《汉书补注》也早在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就问世了。不知什么原因，今天那些研究和报道“罗马城”的先生们一直不知道或不注意这一点，要到洋人发现了才重视起来。

大概是因为以前的学者都没有举出例证的缘故，所以张维华先生于一九八○年发表的旧作《汉张掖郡骊县得名之由来及犁眩人来华之经过》一文(载《汉史论集》，齐鲁书社一九八○年版)中对这些“大秦降人”的来历又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这些大秦人应该就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由安息国王献给汉朝的“黎轩善眩人(杂技演员)”，时间在汉武帝时。以后可能曾将这些黎轩人安置在该县，因而采用了这一名称。

在拙著《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我之所以赞同张先生的推测，一是因为西汉时在西北边疆地区确实有不少以异族或异国名称命名的县，显然是与这些民族或国家的移民有关；一是迄今还没有其他更有理的解释或更具体的史料。但我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此县纯粹是由骊移民组成，只是此族人较多。因为张掖郡到西汉末年有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人，平均每县七千七百七十三人，骊县少说也应有数千人，单是一些来自大秦的杂技演员在百余年间是绝对不可能繁衍出这么多的后人的。实际上，张先生也只是说该县的得名，并无该县人口是由这类人构成的意思。

骊县自西汉设置后，一直存在到北魏时。该县治所的位置历来并无异说，就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古籍中有明确记载，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三册中标注得很清楚，并无再发现的必要。

所谓“罗马战俘”的说法则来自《陈汤传》。在引文前先得简单介绍一下前面记载的历史背景：

汉宣帝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得到汉朝承认和支持。郅支单于西迁，攻占了呼揭、坚昆、丁令三国，以后又杀了汉使，西奔至康居国，与康居王结为同盟，合兵击败了乌孙国，威胁大宛等国，对汉朝态度极其傲慢。建昭三年(公元前三六年)，汉朝的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到任。陈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为甘延寿策划发兵奇袭郅支单于，并且趁甘久病时擅自征发了西域城郭诸国和汉朝的屯田士兵四万余人，胁迫甘一起行动。这支军队分为两路，一路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进入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一路由甘、陈率领从温宿(今新疆乌什)出发，到达阗池(今伊塞克湖)以西，逼近单于驻地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下面就是关键的几段：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盾为前，戟弩为后，叩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赉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

吏士按验之。

据说，西方学者认为帮助单于守城的是罗马士兵，所以才能摆出“鱼鳞阵”，而匈奴人原来既不会筑城， 更不会守城。而这些罗马士兵的来源，就是当年罗马大将安敦进攻帕提亚(安息)被击败后流落至康居的游兵散勇。被陈汤俘虏的一百四十五人就是这些罗马士兵，被带回安置在骊县。

但如果仅仅根据上面《陈汤传》的文字的话，这些看法就完全站不住脚。

在《汉书》中，如此详细地记载一次战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陈汤灭郅支单于不仅是当时一件大事，而且由此引起的争议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开始是争对陈汤这样擅自发兵却取得大胜的人该不该封赏，以后又争对犯了罪的陈汤应如何处置，王莽执政后又重新追封陈汤。所以有关陈汤的资料一定很多，《汉书》的作者班固离陈汤之死不过数十年，应能调查得相当具体。要是真有骊的士兵协助单于作战并被俘回汉朝，何至于班固一字未提呢？

从《传》文看，郅支西迁时并无多少兵力，所以到了康居国后，“数借兵击乌孙”，守城时的兵力不足千人，连自己的妻妾数十人都出动了，而康居国的万余骑都驻在城外。匈奴虽是游牧民族，但不断吸收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早已有了筑城的记录。何况郅支迁至康居已多年，不再游牧，自然就要筑城。在陈汤出兵前，郅支已“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据此则郅支城至迟始筑于公元前三八年，即使公元前三六年帕提亚之战后有罗马士兵流入康居，也与筑城毫无关系了。既然郅支筑了城，自然会考虑守城的手段，岂能预料到以后会有罗马人来帮忙？至于什么“鱼鳞阵”，似乎并不是《传》的原意。“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是说有百余名步兵在门两边象鱼鳞般密集排列。古籍中的陈、阵虽往往相通，但这里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就不能释为专名。

甘延寿和陈汤见到郅支单于的城防和所谓的“鱼鳞陈”，并没有像有些文章中杜撰的那样“惊慌”或感到“意外”。汉军的攻城行动也完全正常，并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先张弩击退冲营的骑兵，再遣吏士射城门外的步兵和骑兵，迫使敌军退守城内。围城后，挖壕沟，堵城门，以盾牌掩护，长兵器和弓弩手在后面射杀城楼上的敌军。放火焚烧第一道木城，堵截突围骑兵。突破木城后，以盾牌掩护攻入土城。整个战役历时一昼夜。要是真有罗马士兵协助单于的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而且全部俘虏都没有带回，《传》文说得一清二楚，“生虏”(活捉)的百四十五人与“降虏”(投降)的千余人都“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都分给协助汉军作战的十五个西域国王了。因为汉军数量有限，主要兵力是西域诸国的，被俘的对象又都是匈奴人或康居人，将他们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诸国是很自然的。实际上，陈汤在此前的战役中也是这样做的，如康居副王曾经杀略乌孙大昆弥千余人，陈汤击败副王后，“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汉军从郅支城返回在今新疆轮台以东的驻地路途遥远，行程艰巨，自己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有什么必要将这些俘虏押回呢？而且由于陈汤没有将缴获的财物交公，在途中就受到地方官府的调查，陈汤上书皇帝后才停止，所以如果真有外国俘虏带回，是不会不见于记载的。

把一百多位战俘称之为“罗马军团”已经有点不伦不类，“罗马城”的说法就更离奇了。退一步说，这一百四十五名被俘者是罗马士兵，并且确实被安置到了骊，试问，战败被活捉的俘虏、又经过数千里的长途押送，身边还能保留多少罗马物品？即使他们一个不死，在一个县的人口中也是很少一部分，又处于被监护的地位，还会产生多少罗马影响，又如何能形成一个罗马城？何况骊是一个县，并非只有一座县城，要是这些人被安置在城外，难道也非得另建一座城吗？再说，即使某一天在一个古城遗址发现了若干罗马文物，也不等于这个古城就成了罗马城。西安就出土过波斯银币，还出土过其他异国文物，但从来没有人认为西安曾经是波斯城或什么其他城。

骊县从西汉时设立起到北魏时废，至少存在了四百多年，见于好几种古籍的记载。如果这真是一个与当时其他县城迥然不同的“罗马城”，在如此长的时代中是不会不被人们提到的。但事实上目前所见任何一种古籍在提到骊的同时，从未涉及这一点。

总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是得不出陈汤将罗马俘虏带回安置在骊县的结论的。除了张维华先生的推测外，《汉书》卷九四《匈奴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我记得前几年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明年，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汗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根据《汉书?功臣侯表》， 这件事发生在昭帝元凤三年(前七八年)。犁汗王入侵的地点是张掖郡的日勒、屋兰、番和一带，即甘肃张掖至永昌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番和的故址即今永昌，离骊故址很近，但文中却没有提到骊，很可能当时此县还未设置。右贤王、犁汗王的四千骑，除数百人逃脱外，应有三千多人被杀或被俘，由于犁汗王被杀，义渠王既被封为犁汗王，就应拥有这些匈奴俘虏。骊县很可能就是因安置这些人而设，时间就在公元前七八年后不久。根据《史记》、《汉书》、《说文》的写法，骊与犁、黎、、与汗、干、轩，都是据音译，是相通的，犁汗也就是骊。这虽然也是推测，但显然比以大秦眩人命名更为合理。

喧腾一时的“罗马城”已经好久不见于报道了，结果是不是会像秦公大墓的发掘一样虽还不得而知，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可能挖出一个“罗马城”。或许有人会指责我过于武断，我却以为作为一位学者，只能根据目前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来判断是非，预测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明明是《汉书》中的史料，却要依靠西方学者来“发现”；明明是前人早已作过而无法证实的推测，却要吹成什么新观点；这只能说是学界的悲哀和耻辱。但这类病态行为近年来似乎从未休止，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有些人唯洋人之言是称，即使是研究纯粹的中国古史，使用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古籍。殷人迁往北美洲的推测早已有之，《竹书纪年》中的史料也早已有人用过，有人在他的论文中却非要写成“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而没有注意、或者是故意不提下面的话只是《竹书纪年》中一段话拙劣的英译。我亲自听到那位先生在会上慷慨陈词：“人家洋人都承认我们中国人最早到了美洲，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承认？”听后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我们还常常见到某某人或某某学已经走向世界、在某国引起轰动之类的报道，但过后似乎再也没有看到什么结果。有时正好自己或友人当时在某国，居然完全没有被轰动的感觉，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不相信这些人自己会吹牛，因为有的是德高望重的学人。或许他说的是事实，因为洋人一般不会搞公费听报告，所以来听的人或与他接触的自然都是对他感兴趣的，但他却没有想过这些人在当地占几分之一，可能他不知道当地还有人对其他什么人或什么学感兴趣。例如西方至今还有人崇拜江青，总不能说这个女人也与孔老夫子一样走向世界了吧！标榜国粹并以弘扬中华文化自诩的人老是要靠洋人来壮声势，国内的事还没有开始做就迫不及待地要“走向世界”，倒是提醒我们有时不能太认真。君不见，有人专拣能博洋人青睐的国粹做文章，不但能常常走向世界，还戴上了“国际学者”的桂冠，岂不妙哉！

对骊的来历这类历史悬案提出哪怕是最大胆的假设都应该受到鼓励，我毫无反对的意思。我本人在研究中也作过种种假设，例如异国、异族人迁来的可能。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受到重视，即使是中国史的研究，他们也有不少高明的见解，有时比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的人更识“庐山真面目”。但把未经证实的假设当作事实来宣扬，把洋人对中国史料的误解作为新发现的证据，或者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却先骗了读者再说，那就只会丧失自己的学术信誉。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提升职称、创收或出国的需要，就不是本文要议论的话题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读书献疑

葛剑雄

原文刊发于《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