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国事 -- 温雅颂

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我国长达半世纪的分裂和内战，开创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穷二白”的洋货时代基础上，在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中，在不到30年内，建设成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拥有“两弹一星核潜艇”名列前茅的军事大国，人均寿命几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国，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著作风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国。　　

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们在仰慕他、军事家们在学习他、劳动阶级在怀念他、专家学者们在研究他、他的追随者在各地奋斗着、……　　

　 　

——题记　　

　 　

一.《读毛主席的书，心平气和地面对社会现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48277.html　　

二.《读毛主席的书，掌握分析社会的科学原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50719.html　　

三、读毛主席的书，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和阶级矛盾。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542.html　　

四、读毛主席的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毛主席强调：“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 （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　1966年5月11日　；《毛泽东传》第34章） 　　

自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此后不说到中国历史，就是绕不过毛泽东；讲到毛泽东之后的历史，就离不开邓小平。不论爱还是恨，邓小平也是中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这既是他自封的，也是客观事实。　　

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涉及到以怎样回归毛泽东路线的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甚至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　　

所以，必须以唯物史观实事求是、令人心悦诚服地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及修正主义的成因。　　

（一）　　

邓小平，不仅有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美誉，而且也是第二代领导核心。由此，有人怀疑是他深思熟虑地设计出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个说法，既破坏着邓小平之后中共领袖们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阻碍了中共自觉地回归毛泽东路线，也不近人情、不通事理、不符史实。　　

其一、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设计动机。且不说他也曾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单就说我中华家国一体的传统政治文明，不可能出现西方“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语）那样的最高统治者，即便最昏庸、自私的最高统治者也希望成为尧舜那样千古美名，更何况偌大国家一人一分钱足够他家享用几代人。所以，邓小平不仅实在是没有处心积虑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动机，相反却只能有富民强国的动机。　　

其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设计能力。以毛泽东之伟大，也只是以《论持久战》设计出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路线图。邓小平不过是他老人家帐下的一员大将，哪里有设计出改革三十年路线图这等本事。若果然有，也该是设计出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路线图、名扬千古才是。　　

邓小平确实形成了些改革思想，总括起来就是：“一个方向，两条根本原则，三个是否有利于，三个优势”。即：　　

一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 　　

二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42页）　　

三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　　

四是，“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页）　　

又岂止如此！邓小平还为改革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标准。　　

第一、关于思想、文化、卫生领域的改革标准。　　

他指出：“思想文化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页）　　

第二、关于改革的得失成败标准。 　　

他明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他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10、111和364页）　　

仅此来看，邓小平的改革设计错了吗？没有，一点也没错！　　

事实也是如此的。邓主席在世之时，我国确实出现了农村危机。所以，他强调：“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5页）　　

此时此刻，城市的绝大多数却还依然沉浸在社会主义的娇生惯养中、正对农民工翻白眼呢。是在邓主席身后，城市才形成了“国退民进”、下岗失业、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热潮。　　

所以，农民对邓主席心怀不满、情有可原，可城市人口却将如今自己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怨恨，一股脑地发泄到早已过世的邓主席身上，这客观、公平吗？！　　

不仅如此，邓主席还不厌其烦地强调：“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98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所以，就本质而论，邓小平在主观上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示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0页）　　

他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于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9页）　　

由此可见，那种把我国如今形成的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和对外妥协，归结成是邓小平处心积虑设计的结果，既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敌对势力却正是企图利用这一点，通过先否定毛泽东、再否定邓小平，彻底摧毁中共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以腐败等社会问题，激化人民大众同中共领袖的对抗，从内部颠覆我国现今的政治制度，瓦解我国团结统一，把我国完全改造成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问题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既然没有错，可怎么就出现了修正主义了呢？　　

（二）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指出：“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　1966年5月11日；　《毛泽东传》第34章） 　　

其实，修正主义，并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深谋远虑的精心设计，而是由理论和实际、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集体和个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谓理论因素，就是理想的社会主义产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不仅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社会成员以无产阶级为主，普遍具有高度觉悟。　　

所谓实际因素，就是产生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生产力绝对落后，而且社会成员以小生产者为主，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效率能否正常发挥的问题，悬而未决。“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967年3月）》，《毛泽东想万岁》）　　

所谓国际背景，就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时代，他们决不允许任何资源、人口大国独立于他们的殖民体系之外，必然要加以武力威慑和“和平演变”。　　

所谓国内因素，就是我国实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化同时，生活水平滞后提高，大量的小生产导致希望脱离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先致富，大有人在。　　

所谓集体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所作所为表明，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阶级，毛泽东只能依靠官僚阶级统治。　　

所谓个人因素，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官僚阶级中丧失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识别能力，又有众望所归的执政掌权实力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　　

所谓历史因素，就是毛主席面临着我国4000多年传统政治根本性变革的历史重任：结束家天下“世袭制”政治。　　

中国家天下“世袭制”政治始于夏启，直到辛亥革命后，凡实力派的政治也必定是家天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作霖传位张学良，就连新潮的留学生蒋介石也是要传位儿子蒋经国的！　　

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真正是打破了家天下的传统，实现了“天下为公”。历史不会忘记，结束4000多年的家天下政治，中国这个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是由毛泽东共产党完成的！　　

由此可见，不管怎么说，无论怎么讲，还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此，那些以民主、自由为招牌的反毛反共分子，是避而不谈的。　　

这样一场4000多年来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并不容易，绝不是举手之劳、一蹴而就的事。其中，觊觎最高权力、互不服气、跃跃欲试，大有人在，必然是要付出历史的成本和代价！　　

这是历史规律，无法回避、不可选择！古今中外皆如此。所以，欧洲至今还保留着众多王室。　　

毛主席要驾鹤西游，他老人家虽然有着结束了家天下的决心，可却也面临着历史性的难题：在社会没有一支成熟领导阶级的条件下，失去了家天下的传承标准，那么也就失去了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

想当年，袁世凯驾崩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轮流坐庄，国家民族陷入灾难！孙文去后，国民党也照旧是一场军阀混战，最终引来了日本鬼子入侵，中华民族不得不付出惨重的牺牲。　　

这样，选谁作接班人呢？官僚集团现有的两股大势力中，新生派有理论、有觉悟、有群众，可没资历、没军队；“元老派”没理论、没觉悟，可有功劳、有影响、有军队。所以，选谁也是有人不服！不服就造反，造反就内战。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也是如此。　　

尤其是，当开国元勋尚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际，即便是从他们之中选择一人，他人不服、各逞其能，结果必定是各拉旧部、大干一场！　　

对此，以毛主席之伟大岂能不防！所以，尽管毛主席曾做出了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最坏准备，然而却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无根无势、务实肯干、且无积怨、没仇家的华主席。由此，如果他有本事两面摆平，自然最好；如果他倾向一派，其他两派即便不服，也没理由造反，只能文斗。　　

不仅如此，鉴于“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毛泽东同康生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和“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1967年5月18日）》，《毛泽东想万岁》）　　

这样，与其等到后人，那就不如搞修正主义。因为至少在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和威胁时，他们比后人更有保卫国家的能力和勇气，并且提前让全国人民尝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也可避免今后悲剧重演。　　

所以，毛主席对元勋们采取了抑制权力、却不赶尽的策略：打到了邓小平，却不开除，反倒保护起来；要求叶剑英离职养病，却不解除职务。由此，既给他们留下了东山再起的基础，又拖延了他们卷土重来的时间。　　

国之大幸、民之幸甚！千难万险，最终毛主席还是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不仅彻底终结了中国4000年的家天下政治，而且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　　

仅此而论，毛泽东的伟大就无人可及！　　

然而，以邓主席为核心的元勋们，同样也面临着历史难题：深受传统政治文化感染的人民大众，既推崇开国元勋，更认可嫡传的正统。　　

那么，如何构造执政掌权的法理基础，以维护国家团结、青史扬名呢？　　

当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最佳选择。　　

于是，就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样，我国也就开始改革了。　　

必须指出，自改革伊始，邓小平就坚决维护着毛泽东，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特别强调指出：

第一、“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第二、“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第四、“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那么，既然如此，究竟应该怎么改、如何革呢？　　

正当改革如日中天时，1985年4月，邓小平再三说明：“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10月，第77和118页）　　

这不是他的自谦，而是实话实说。人所共知，我国农村改革就不是他的主意和要求嘛。

（三）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由此，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了一部分农村税收。从夏收开始，国家提高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粮、棉、油实行了超购加价。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补贴，当年达到78亿元，比预算超过13亿元。同时，国家对低产缺粮地区，共减征农业税47亿斤。此外，对农村社队企业，各项减税免税的数额，全年共达20亿元，比预算超过3亿元。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　　

二、积极安排劳动就业，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1979年，共安排了城镇待业人员和其他人员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903万人，提高了40%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奖励制度，还对职工发给了副食品价格补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705元，比1978年增加了61元。这一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总数达到75亿元，比预算超过25亿元。同时，国家还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拨出专款，同地方和企业的机动财力合在一起，用于建设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比上年增加66%，是建国以来住宅建设最多的一年。　　

三、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增加了他们的机动财力。1979年，国家确定全国49个大中城市可以从工商利润中提取5%的城市建设资金，地方可以从县办工业企业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等，增加地方机动财力共20亿元。同时，在全国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了提取企业基金的制度，并在四千多户工业企业和商业系统中试行了利润留成的办法，企业得到机动财力40亿元。以上两项，国家财政共拿出60多亿元，比预算超过20亿元。　　

四、较多地增加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适应人民购买力提高的需要。1979年，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共计90.1亿元，比预算超过19.6亿元。同时，国家除了安排轻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以外，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措施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这一年全国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9.6%，而重工业增长的速度为7.7%。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种主要日用工业品，如棉布、化纤织品、纸、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合成洗涤剂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多年来少有的。　　

五、国家按照规定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了工资，有特殊困难的给予了补助。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几亿元。　　

对此，　1980年8月30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长王丙乾《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中强调：“在一年之内，我们办了这么多非办不可的事情，是多年来没有过的。”　　

这就是我国改革的开端！对这样寅吃卯粮的改革，当年增收的农民，返城的下乡知青，恢复高考的大中专生，增加了工资、有了奖金和副食品价格补贴的干部工人、分到了住宅的城镇人口，有了建设资金的城市，增加了机动财力的地方，得到了机动财力的企业，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举国上下曾有几人没有拍手称快、跟着叫好，却是疑惑、痛心了呢？！有几人曾想到，这样超出国力的改革必须是以大批关系国计民生根本利益的下马为代价的呢？又有几人能想到，这样杀鸡取卵的改革形成的必然是民富国穷、难以为继的超前收入和消费呢？

五项改革，加之1979年国防战备费超过预算20.4亿元。以上六个方面超过预算，共计110多亿元。由此，1979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103.3亿元，支出大于收入170.6亿元。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动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了90.2亿元。　　

王丙乾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国家用于调整价格、增加工资、扩大就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而国内基本建设开支尽管做了压缩，但不可能一下子调整过来，战线仍然过长，决算比预算超过了53亿元。”

同时，王丙乾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财政上负担的价格补贴较多，1980年各种价格补贴共达二百多亿元。其中，有的是基本消费品补贴，如粮、棉、油、肉、蛋、蔬菜、民用煤等，约120亿元；有的是农产品超购加价补贴，约五十多亿元；有的是农业生产资料和支农工业品优待价补贴，约30亿元。如果加上房租补贴、交通补贴和其它补贴，数字还大得多。这些价格补贴，都是冲减财政收入的，这就不能不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生影响。但是应当肯定，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这种价格补贴，对于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办得更好。”　　

由此可见，所谓改革，其发端就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实现“收买人心”，以“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实现“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为目的的举措。当时获利的地方、企业、生产队，广大的人民群众，怎能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呢！这无疑巩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政治地位，然而也种下了现今恶果的种子。所以，经历过的人，多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对此，1980年2月，时财政部长吴波向中央驳斥了“赤字无害”论，他说：“没有物资，靠赤字和票子，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市场还会出问题。用赤字办好事，必然适得其反，好事办不成，还要引起严重后果。” 所以，中央便在12月份将1981年的赤字压缩到了25.5亿元。　　

　1981年12月1日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 　　

1980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1085.2亿元，财政赤字为127.5亿元，比上年缩小43.1亿元。为了弥补赤字，财政上向银行借款80亿元。　　

报告解释说，国家用于1979年以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职工工资、安排劳动就业等措施的财力共23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150多亿元。1980年工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而财政收入则比上年下降，主要就是因为从收入中冲减了这些方面的花费而形成的。　　

由此，在1979年农业前所未有的丰收，所谓“政治经济形势前所未有的好”的同时，1979和1980两年的合计赤字高达298.1亿元，竟然大大超出了1958至1961四年合计的180.35亿元，这是建国历史的最高记录，是影响至今的根本性变化。为此，国家增发了137.5亿元货币弥补国库亏损，致使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远远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这样，就引发了第一次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初露端倪。王丙乾在报告中强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不少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请吃请喝，滥支滥用的问题，有的甚至发生私分产品、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