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扯一扯本朝的安全之锚 -- 2313234454dfsd

航海领域一个专有名词：锚。因其形象，常被各种砖家借用。引申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领域，一个国家（或政权）要能够稳定而持续地生存，并有余力搞建设发展，开国立基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立其“安全之锚”。归结起来就是两大威胁：内部造反和异族入侵。因此，安全之锚就具有了对内对外两重含义。

对内，安全之锚就是对军队、经济的全面控制。比如，蒋记民国的安全之锚就是对黄埔军权的掌握、对党权系统的清算、江浙财阀的支持、完备的特务系统等四个方面。本朝的安全之锚也很简单，党指挥枪下的对军权的严密控制和国有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但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要想稳定而持续的生存并发展，光靠对内的安全之锚是不够的，因为颠覆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因素，除了内部造反，还有异族入侵。因此，对外之锚与对内之锚同等重要。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合纵连横，交相攻伐，国内国际一体。如果对外之锚一直无法建立，即使没有异族入侵，迟早也会因外部压力过大，防御侵略会大大地挤占国家资源，导致发展停滞，迟早会引发内部造反，对内之锚也会受到影响。例子就是朝鲜的“先军政治”。

这里要说的就是本朝的对外之锚。

一，建立在苏联庇护下的安全之锚

以“一边倒”外交政策为标志，中国全面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应对退踞台湾的蒋记政权和美国对本朝的敌意和可能的安全威胁，这意味着，本朝的安全之锚是苏联的强大军力，对价则是中国为苏联抵御美国在东亚构建的联盟体系，并限缩了我们的战略回旋空间。

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之时，这个锚备受质疑。质疑主要来自于斯大林，依据TG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贯表现，他怀疑中国是否有足够忠心忠诚于苏联构建的联盟体系，官方表述就是“TG是否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质疑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而结束。中国的忠诚得到了血与火的检验，对价就是苏联对中国的156项工业项目援助，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原点，这是中国蜕变成强大中国的物质基础。

一边倒政策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点就是一句话：选边站导致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变小，只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对抗世界头号工业国——美国。理论上的完美状态是：中国骑墙玩平衡策略，使美苏争宠于中国，中国从中渔利而获得最大化利益。

应该说，这种批评毫无建设性，只是口水党的意淫。原因很简单：玩平衡策略，你首先得有玩平衡的国力，否则，只能被玩死。正如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一样，能拨千斤者，自己首先得有千斤之力。而中国当时是什么国力和状态了？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落后农业国！诚然，美苏都会对中国给予其战略需要的援助，但因为骑墙者不会被美苏任何一个强权所信任，其援助的范围和力度自然是大打折扣。例子就是三哥，美苏的确援助了，但援助的都是一些快速消耗品：工业成品的军火。至于完整体系的成套工业设备，还是不要奢望了。而中国要从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变身为一个工业国，成套的工业设备（及配套管理技术）才是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和核心利益。

一句成语足以解释，中国要的是渔，不是鱼，而平衡策略格局下的美苏对华援助，只能是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

二，中苏恶化下的无锚困局

10年休养生息政策之后，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国力大增，这必然会反应在中国对增大战略活动空间的利益诉求，这首先就会与联盟体系内的老大哥产生冲突。

这是中苏恶化的基本格局和根本原因。以“九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争，只是这种矛盾的表面文章和说辞而已。

这个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增加中国在联盟体系内的发言权，也就是要老大哥分权分封，遇事要民主协商，而不能总是老大哥一言堂。中国要的是一字并肩王的待遇，而不再是皇帝与臣子的角色。但是，不是要甩开老大哥自立门户，也不是要老大哥禅让，而是要当联盟体系里的副书记，二把手。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给了中国一个打入的契机和机会，这就是1957年莫斯科大会中苏交锋。在中国的强烈建议下，仍然将“以苏联为首”写入大会决议。这足以说明此次领导权之争不是谋反，不是要当老大，是要权。

因此，这涉及到领导权之争。

2，强化中国的独立性。无论是从整合联盟体系的力量提高战斗力来讲，还是从老大哥自身利益来讲，老大哥的必然策略是加紧对联盟体系内的各盟国的控制。对于苏联而言，老大哥通过华约和经互会成功地将东欧变成了他的殖民地。联盟内部，就剩下东亚和西太平洋区域没有整合。而这个区域因为中国独大的关系，意味着只要搞定中国就搞定东亚盟国。事实上，东亚统共也没几个盟国。因此，老大哥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海南种植园等各种鲜艳美丽的方案背后就有那么不纯粹的政治意图了。这里要注意与上一组矛盾的时间先后顺序，这也更加印证了苏联这些方案的政治意图并不是看上去那么无足轻重或美好。

因此，中苏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展开了争夺。

3，中苏对世界形势的需求导致中苏的政策选择产生矛盾。苏联作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算得上当时国际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短期内能吃掉美国，那么激进的革命扩张政策就会成为他的首选；如果中短期内无法吃掉美国，只能二强并峙和僵持，他的优先政策选择就是承认现状，维持现状，主张美苏缓和，搞美苏哥儿俩好的政策，缓过劲儿摆弄内政。显然，到赫鲁晓夫上台时，美苏二强并峙的格局基本形成，谁也吃不掉谁。因此，缓和政策就成了苏联的政策选择。

与此相反，中国此时正想利用苏联强大的军力狐假虎威，为中国的对美斗争和在亚洲扩张一些利益，因此，中国需要激进的革命扩张政策，自然要主张美苏斗争而非缓和。因为只有打破现状而非维持现状才能实现中国的利益扩张需要。

因此，这是一组守成与进取矛盾导致的策略之争。

中苏恶化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以1959年撤走全部技术专家开始，终于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不可忽略的是1964年和1967年两弹成功研制。

这个时间段，中国的安全之锚从松动到瓦解，但随着两弹的核威慑战略的构建（此处可见两弹研制的紧迫性），短期内的生死存亡问题有惊无险地安然渡过。但代价就是国内建设受到极大影响，国家资源被国防和军工极大挤占，这并非长久之计，老成谋国之道。国家资源不断消耗和民生物资短缺，僧多粥少，自然会刺激国内矛盾的紧张与激化，主和主战的分歧由此表面化，而国内的解决之法也就十分残酷而动荡。

三，建立在中美缓和下的大三角平衡之锚

以1969年的珍宝岛为标志，中国建立在苏联庇护下的安全之锚彻底瓦解，需要寻找新的安全之锚。这就是中美缓和的中国背景。

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意味着中国建立了新的安全之锚：中美缓和下的大三角平衡之锚。这个锚的特点就是“一边倒”政策时清流们意见的部分：骑墙平衡之术。显然，这个锚与完全意义上的骑墙平衡之术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中国叛变苏联的联盟体系，投奔了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一边倒”政策的简化版。区别在于，此时之中国，早非吴下阿蒙，议价能力提高，博弈手段更加丰富，但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对台湾的让步就是最大的代价。

这个安全之锚介于“一边倒”和“骑墙平衡”之间，中美是没有结盟条约的同盟国，但又互相勾心斗角。

中美缓和的背后意思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军事安全上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外交语言表述为：反对苏联在太平洋的霸权主义。

2，以“四三”计划为标志，美国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与中国合作，也对中国全方位开放了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

3，美国基于产业转移的全球布局，将中国定位于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承接欧美“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人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对中国开放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空间和资源开发空间，允许中国企业和产品到欧美市场及其控制下的其他市场做生意，可以获得其控制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开发权利。

插一句，当初的入世谈判可以视之为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构建新安全之锚的战略举措。虽然入世谈判发端于80年代，但前后的背景和战略意图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着重于好上加好，争取最大化利益，后期则是害怕美国对中国关闭其全球市场和资源（旧版TPP），中国企业和产品就无法行销全世界了，这也可以理解为，当初急着在入世条件上大幅退步，缘自有因。

当然是有代价的，需要中国让渡三方面利益：一是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这就是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来源，对欧美来说就是“以技术换市场”。二是中国要交保护费，没钱就质子为凭。这就是台湾“不统不独不武”现状的来源。这算得上是中美建交时中国的代价：事实上（中短期内）放弃了“统一”为政策诉求的政治目标，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默认了台海分治现状。多说一句，任何不以武力为手段的“统一”政策都是假统一政策，和平统一的潜台词是：我不灭你，大家放下武器做生意吧。这就是大量台商投资的来源。三是中国作为盟国，承担遏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义务，战时承担进攻西伯利亚的义务。说来也巧，为了配合苏联在亚洲的扩张政策，越南倒向苏联，获得的好处就是允许越南在东南亚的战略扩张，建立区域内的一统天下格局。中国在此背景下打了一场据说是“自卫”的反击战，也算是继抗美援朝通过苏联的忠诚度测验之后的对美忠诚度考试。这两战的表象似乎一样，但本质上却是中国在为自己的地缘空间而战。抗美援朝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战略缓冲屏障，对越之战是限制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对中国地缘带来的威胁，目标很简单，东南亚区域内不能出现一强独大的局面，只能是各国大小差不多，相互制衡的死局，使东南亚诸国无法拎成一股绳，方便中国上下其手，获得地缘优势。

一边倒政策换来了苏联的信任，为中国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准备了充分的政治条件。这次改换门庭，结果也有几份相似：一，又认了一个比老大哥更强大的大哥，有这个大哥去承担老大哥的主要战略压力，终于可以将被国防和军工挤占的国家资源用于建设和发展，搞搞民生，盘活经济。二，欧美搞经济比苏联老大哥高明，跟欧美混，搞起了市场经济。三，搞市场经济需要市场和资源，美国老大哥很大方地给了中国入场券。四，中国的苏式工业体系需要升级改造，缺乏必要的技术，美国老大哥愿意“以技术换市场”，中国获得了升级改造的先进技术。

就这样，中国托庇于美国这个大母鸡下开始孵化自己的小鸡。当然，谁也没想到，三十年之后，当初弱不禁风的小鸡成长为一支雄壮的大公鸡，反过头来对当初这只大母鸡的鸡王地位产生了威胁。

因此，改开的原点实是尼克松访华的中美缓和（新安全之锚的起点），没有中美缓和就没有改开。从尼克松访华起，中美建交之后的中国国内的基本政策选择（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性的，与谁在台上关系就不那么大了，区别仅限于微观层面的利益分配了。

四，没有安全之锚的中美关系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宣告结束。中美缓和并结盟的战略需求消失了，这意味着过去20年建立在中美缓和下的大三角平衡之锚遇到了挑战，而此时的中国还十分弱小，所谓的核威慑能力近乎于零，而这种战略能力的形成最迟要等到60周年阅兵。并且，自六七十代年代以来，为了应付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不断消耗并透支的国家未来在九十年代兑现，加上80年代以来一系列政策失误的叠加效应，九十年代的中国遇到了巨大的生存挑战：财政亏空，国企亏损，农业凋敝，工业落后，国家竞争能力严重不足。

此时之中国，对内对外两个安全之锚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中国而言，算得上内外交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整个九十年代，中国都挣扎在风雨飘摇、生死未卜的困局之中。

此时之美国，挟冷战胜利余威，傲视全球，独孤求败。他忽略了中国未来崛起的潜力，错过了一拳K.O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95-96的台海危机，这是上帝送给天选之民的礼物，美国因其误判形势，断送了钓鱼中国的机会。20年后，美国当尝到“天与弗取，必受其咎”这句中国古语的滋味。中国因此次危机（真正重视要到炸馆）开始正视中美差距，苦思新的安全之锚。

新的安全之锚，重中之重，自然是中美关系稳定之锚。

五，建立在经济原子弹相互摧毁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之锚

冷战结束之后的安全之锚，发端于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成型于2008的美国金融危机。大面上说，是经济相互渗透的捆绑策略；小面上说，就是人民币紧盯美元，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交保护费，构建经济领域的原子弹，实现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战略。这个战略能实现的原因很简单，美国国内强大的（受惠于中美经济捆绑的）利益集团阻止美国做出对长远国家利益有益的战略决择。理解此点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美国的民主体制本来就容易陷入党争内耗之中，使得美国错失战略机遇期；二是美国各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开始绑架国家利益，而这一面，无论何种体制的国家，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民间戏称新的安全之锚叫“无影缠丝手”。到此，中国形成了两大安全之锚：

一，以2009年阅兵为标志，宣告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正式形成战斗力，可以对美国全境进行要点核打击（还无法形成核摧毁能力）。

二，经济领域的经济原子弹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战略。

代价是显而易见。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捆绑导致我们自己政策选择空间变小，被美国剪羊毛导致的。比如，通胀问题，货币超发问题。

六，寻找新安全之锚：自己当锚

目前这种同归于尽的经济原子弹战略，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改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景也未必乐观，还有待未来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一点，这个发展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强大：

1，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加到中美国力对比的某一个临界点，使得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与美国打阵地战。这个观察点就在于中国经济能否从纯粹的投机性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成功。

2，中国的核威慑战略从“有限核威慑”发展到“确保相互核摧毁”。中国必须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使得中国的核军力具备对美国全境任意一点进行核摧毁的全面而绝对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而不是目前这种要点式概率打击能力——既没有100%的二次核反击能力，更没全面覆盖的核反击能力。

3，中国常规军事力量持续增加到中美西太军力对比的某一个临界点，使得美国在常规战争中也无法战胜中国。其标志性事件必然是台海统一之战，或者说，中美就台湾前途进行类似中英香港谈判，交换利益。

新的安全之锚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自己当锚。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安全之锚完全建立在中国自己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基础之上，而不再仰赖国际格局的合纵连横。用马云的话说：自己当发动机。新的安全之锚，必是像美苏那样，自己当发动机，带领一群兄弟朋友发家致富，彻底结束异族入侵导致的国家（或政权）被颠覆的悲剧，而导致国家（或政权）被颠覆的因素就只剩下唯一一个：内部造反。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周期律！

• 金三不可能倒向美国。至于核威胁，你见过最高是疯子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