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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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5、建国后第一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0)/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1)

  

  【接前】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50%的势力,周恩来占30%的势力,刘少奇占15%的势力,朱德占5%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45%,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35%,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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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1)/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2)

  

  【接前】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45%,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55%,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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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2)/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3)

  

  【接前】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0%,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1%,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把经济建设看成跟打仗一样,认为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速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也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3)/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4)

  

  【接前】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周恩来对刘少奇寒心,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4)/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5)

  

  【接前】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排除了周恩来在军队里的人物,势力由45%骤升为70%,刘少奇的势力还是15%,朱德的势力也还是5%,但周恩来的势力由35%骤降为10%,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5)/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6)

  

  【接前】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好。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30%;周恩来有30%的势力,林彪有3%的势力,朱德有2%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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