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我赞同的，是极端确实要不得；我所不赞同的，是陈王对“合适”的判断。

我想说一些家事。

我祖父的几个子女，对我祖父都有些微词。他们看来，我祖父就是不太顾妻儿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爽，而是集体主义过了头。

我一位姑姑给我讲过一件事，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当时不到十岁。我另一位年幼的小姑姑突发重症，我祖母刚生产，体弱难以行动，于是只好由她带妹妹去了医院。见了医生，医生说这是胡闹，你家大人呢？

我祖父的工作单位当时有电话，可以打电话找到他。然而我祖父接了电话，和我姑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这件事你可以办，我在工作，不能去办私事；第二，这是工作电话，不要随便因私拨打。

我姑姑当时的惶急无助可以想见，此事给她留下了一生的负面记忆。

这很像有些宣传，但我讲这个故事，完全没有自夸自赞我祖父的意思。实际我认为他做的不对，他可以并应该请假的；如果这是制度不准他请假，要求他这样做，我一定控诉这不合理的制度。

但制度并没有这种要求，就我对祖父的了解，我也不觉得他是沽名钓誉。只能遥想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会让人愿意奉献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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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同一个姑姑给我讲的，时间是七十年代。我祖父给她相中了一门亲事，男方根正苗红，在单位是劳动模范。但相亲之后，我姑姑不愿意，倒不是对人有什么意见，是嫌对方的家庭条件不好。我姑姑告诉我，到他家一看，十二平米住了六口人，上有父母，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这里我要替我姑姑解释几句，她这个想法，不是简单的嫌贫爱富。当时她还是妙龄少女，嫁过去和三个小叔子挤在那样小的空间里，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不便。我家当时也是六口人，我祖父母，三个姑姑，只有我父亲一个男孩，而我家的面积，有七十平米。

七十平米住六口人，按现在的标准无疑很挤，但当时则是极宽绰的居住条件。我父母结婚也在这所房子，直到二十一世纪我母亲还会调侃，这不是“红眼楼”嘛。“红眼楼”是说当时这栋楼的炙手可热，据说还在单位引起了纠纷。

说回我姑姑的事，我祖父是个很执拗的人，姑姑也多少遗传了这种执拗。姑姑不愿嫁，祖父不能强迫她嫁人，但是能阻挠她嫁给别人。最后祖父的人选还是成了我姑父，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按当时的标准，姑姑已经是老姑娘了，但决定性因素是姑父分到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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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那是我刚刚出国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华人聚会上，与一位同学来美探亲的妈妈攀谈了起来。因为我的姓（一个不算非常常见，也不算非常罕见的姓），她突然提到了我的祖父。原来她和我祖父是一个单位的，没有直接的工作接触，只是因为我祖父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所以她知道。她对我的祖父评价很好，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也表明了身份，她难免会溢美一二，但是评价并不泛泛，听得出是确实留下了印象。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现在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对祖父有些崇敬。其实之前我对祖父的感情并不这样，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我祖父当时已经不在世，离他退休的年份更是很久了。我在想，我有什么表现，能让并不亲密的人，多年后还能想到我？当时自问的答案是没有，而现在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也不知完成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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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些事，难免有些感情涌上。杂七杂八的扯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主席时代利益分配并不是绝对平均，这一点陈王您应该知道。

主席时代的利益分配模式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远不至于说不合适，这由新中国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可以证明。

主席时代，确实存在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改开也确实改善了其中一些。可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分配模式优化的结果。

归根结底，我觉得主席时代分配模式远远优胜于改开时代的一点，是对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个人，集体有适当的回报。而改开之后，这种回报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从而利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此条件下，也只能如陈王所说，由个体和小团体进行竞争了。但我认为，就算不考虑竞争带来的消耗，竞争也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还要看竞争的规则。改开的规则，我完全看不出比主席的规则合理在哪，主席对平等的追求，未必比小平同志对私利的追求更脱离人民群众。

既然改开政策在小平同志死后还能不断深化，凭什么主席的政策就得人亡政息呢？我同意主席的政策难以一成不变，也不应该一成不变。但是主席一走就变天，这个责任我不觉得应该主席负，而应该由极度利己的小平同志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