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金被捕的当天，世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很多同样意义重大但却隐而不彰的事件。在罗马，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中断了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一场耶稣受难日仪式，下令从祷文当中去除掉“背信弃义的犹太人”这句话。就在前一天，教皇刚发表了充满愿景的《太平通谕》（Pacem in Terris）。最近教皇一直在采取近乎鲁莽的大胆行动，从而赶在癌细胞杀死自己之前极力在顽固的梵蒂冈官僚机构内部进行普遍改革。

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陪审团用了不到九十分钟的时间就判定L.沃伦.约翰逊警长不用为他在1961年殴打并射击查理.韦尔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时韦尔是警长车中的囚犯。如此干脆的无罪释放震惊了韦尔的律师C.B.金。他原本以为针对约翰逊的案子铁证如山，就算全白人陪审团也不能翻案，但是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打了他的脸。于是他要求各位陪审员分别对本案判决结果进行表态。当陪审员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站起来确认判决的时候，旁听席上有几位奥尔巴尼开车来参加为期五天审判的黑人格外注意到了他。奥尔巴尼黑人居住区一共有三家由白人经营的杂货店，史密斯是其中一家的店主。在奥尔巴尼运动时期，这三家店铺一直因为拒绝雇用黑人职员和收银员而遭到纠察线封锁。现在他宣誓声明，约翰逊警长并没有剥夺查理.韦尔的公民权利或对他造成任何需要采取法律行动的伤害。这句话一出口，两股怒火就汇合到一起指向了他。

判决之后过了八天恰逢周六，曾经接受过奥尔巴尼运动锻炼的学生们再次来到卡尔.史密斯的商店门外拉起了纠察线。他们举着惯用的纠察标语牌，敦促店里所有黑人顾客拒绝光顾这家不为黑人提供工作的商店。像往常一样，他们的抗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被劳瑞.普里切特的警察驱散了，还有几个人遭到了逮捕。然而这场短暂的努力却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时代成效最显著的一条纠察线。这条纠察线将种族政治推向了极端，将种族政治的影响散播得无远弗届，吸引了无数从来没听说过查理.韦尔或者卡尔.史密斯的人。史密斯担任韦尔案件陪审员一事所点燃的激情差点就毁掉了接下来8月的华盛顿大游行。

曾经在奥尔巴尼运动期间秘密保释了金的B.C.加德纳这一次代表白人使出了第一招应手。他代表史密斯起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指责他们的非法抵制迫使史密斯不得不歇业。与此同时加德纳还联系了当地律师协会以及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熟人，初审法官，以及远在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他声称黑人因为史密斯在韦尔对约翰逊一案当中的投票结果而蓄意惩罚他，这样做无异于妨碍司法。这一下子形势突然颠倒了过来——一名白人男性居然沦为了民权运动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此前一直在相互扯皮、相互争执乃至相互拆台的各级执法人员现在突然协调一致起来。周六纠察线事件仅仅过了十天之后，关于这一事件的初步报告就落在了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们收到了关于有组织黑人抵制白人杂货店的投诉。那名白人店主曾是陪审团中的一员……”伯克.马歇尔这样写信告诉罗伯特.肯尼迪。“看起来这一事件要交由大陪审团处理，大陪审团将会提出控告。有一位被控告的人将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者W.G.安德森博士。”

有超过三十位联邦调查局探员被派去询问了很多奥尔巴尼黑人。各级执法人员都看到了施展身手的机会。有人想赢，有人想发泄自己的种族积怨，也有人想彰显法律体系的公平。然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念头：眼前的拉网式清查无疑证明联邦法律体系已经下陷到了贝克镇的水平。对付黑人的时候，司法是通往监狱的水上滑道；支持黑人的时候，司法就变成了充满托词与借口的泥潭。

查尔斯.谢罗德没有旁听哥伦布的审判。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带着几个最有前途的奥尔巴尼学生参加了亚特兰大非学委第四次全体大会。尽管去年大规模示威令他失望，他仍然宣布自己决心继续推进奥尔巴尼运动。谢罗德发誓说，为了在逆境与晦暗不明的全国局势当中坚持下去，“我们愿意采摘棉花、擦地板、洗车、擦窗户、看孩子等等，只要能换取食宿就行。”

鲍勃.摩西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讲话。他温和地告诉听众们，格林伍德运动已经陷入了衰退：“我们现在不需要五百人从事基层工作，而是需要五千人。”然后他谈起了自己在抑郁状态当中透彻考虑过的自我批判抽象理念。摩西相信黑人必须追求普遍投票权——这一信念日后将会催生非学委的“一人一票”运动——而且他们还必须意识到，在三角洲地区争取普遍投票权也就意味着向当地白人提出一项全国其他地区的白人都不需考虑的要求：“本地黑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如白人，但数量却超过白人，因此允许黑人投票将会对当地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黑人选票都主要作用于黑人群体内部。黑人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但他们所选的领导人并不能管理数量较少但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白人精英。在三角洲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我一点也不认为这个国家目前有能力或者有意向将普遍投票权强行灌输给三角洲的白人。而且强行灌输是必须的，因为当地白人早已下定了不让普遍投票权成为现实的决心。”

摩西毫不留情地细数着扼杀普遍投票权的各种困难。在他的口中，选民登记项目的敌人似乎从无知的红脖子白人农民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政治力量，民权运动的目的也从源自基督教理念的启蒙——教育人们秉承慈善与公平的原则——转向了政治革命。虽然摩西看不到实现普遍投票权的路径，但是他依然不会就此放弃，因为实现普遍投票权绝对很有必要。在他看来，只要他们将斗争目标下调哪怕一点点，都会将大量南方黑人排除在外，种族政治关系也不会受到触动，这样一来运动就算取得胜利也至多只能争取到一点象征性的特权。摩西警告非学委当中的直接行动拥护者们，“要当心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只会有益于“黑人小资产阶级”。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想着金的伯明翰攻势。

这次亚特兰大会议共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参加，会场间歇性地爆发着紧张与困惑的情绪。在有些研讨会上，参与者合唱起了阳光乐观的自由之歌；在其他研讨会上，参与者则纷纷讲述了遭遇殴打、隔离与恐惧的各自经历，到最后全都忍不住哭叫怒吼起来。有些学生不顾长期培养的非暴力平和风度，抄起椅子就扔了出去，还有个学生甚至一拳打烂了一扇窗户。虽然有许多人赞成非学委应该像福曼所说的那样“挑战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是也有不少其他人哀叹非学委丧失了朴素的本质。例如非学委这样的志愿组织之所以得以存在，靠得是全体成员的开诚布公与自我揭批。非学委的学生们总会催促彼此将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得再深一点。如此深入的剖析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种族情谊共同愿景的背后，非学委其实是一个人员组成极为多样的集体，既有虔信圣徒也有社会青年，既有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农民。尽管他们全都摆脱了社会常规的羁绊，但是彼此之间的文化与种族差异却依然迫使他们在相互交流时小心翼翼。许多非学委领导人刚刚投身民权运动的时候都曾经信心饱满地认定，自己心中闪亮的理想主义足以匡扶外部世界，可是现在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份都做不到固守不变了。

查尔斯.谢罗德走出位于甘蒙神学院的会场，来到庭院里抓住了一棵树。突然他心中没来由地充满了对于自身的憎恶。他憎恨自己双臂的深色皮肤，厌恶自己满头卷曲的头发，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包括他说话的口音。羞愧活活噬咬着他。他甚至为了自己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就在这一刻，他再次沦为了偷看完美白人世界、一心念想着白人祖先的流浪苦儿。紧接着他又因为这份没来由的羞耻心而感到羞愧。他想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拿着民权运动的惯用套话教导年轻黑人们要勇于接受自我，并且把这些信任他的年轻人送入监狱。现在他却发现自己的信念似乎全然基于空想与虚伪。所有这一切念头让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污秽不堪。等到谢罗德从这一轮精神崩溃当中恢复过来之后，他只能把这次煎熬比作旧约当中绘声绘色的皈依过程。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比从前更加强大了，但从此他再也没有不假思索地谈论过采取全新种族态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