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我又来说掏心窝子的话了 -- 给我打钱8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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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从长平之战得到的一些启发

尽管无法对一个个体的心理活动进行精确的描述,但终归是可以搞清楚人类社会是存在某种情况的,比如赵括是不是临变能力差,我并不能肯定(并且我对此也没有兴趣),但终归是可以说,有一些人临变能力是很差的。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想,赵括为何如此呢?我后来发现,这跟学习方法不无关系。不过我有些苦恼,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述,估且这么说吧:学习和做事,练习和考试是不大一样的。比如这么一道题:一项工作,甲、乙各自单独做分别需要10天和15天,问两人合作完成需要多少天?这道题有两种解法。如果是考试,我是学生,我只掌握了一种方法,并且我确认这方法是有效的,我还会思考吗?当然不会。如果是练习呢?我只掌握了一种方法,我还要去探索其它方法,然后进行对比,看看哪种方法在这里最优,下一步是结合其它问题来体会这两种方法的同与异。做事、考试追求的是短效,学习、练习追求的是长效。我女儿写作业时就是如此,作业多的时候,她对“还有没有别的解决路径”感到不耐烦,作业少的时候,她才有心情去琢磨一下。本来是练习作业,但因为作业量过多就变成了考试,失去了原有的价值。相反,我女儿在家学习时,我给的作业数量并不多,但我会要求她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显然,靠题海战术 学出来的,依赖记忆比较多,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临变能力却不行,尤其处理不了新问题。这一现象是很普遍的,并非今天才有,而是一直都是如此,我这里就偷个懒,不列所谓的证据了。

那么为什么我会倡导另一种学习方法呢?这里先卖一个关子,还是接着前面说。

我发现,或者说我认为,秦昭襄公、曹操、毛泽东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做事情的策略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暂且叫他们草根派、实践派吧。对之相对的,是赵孝成王、袁绍、蒋介石这一类,估且称为理论派、学院派。后面这一派做事追求一个必然,一个合乎理论的成功率。好比孙子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分之,如果“我”不敌对方,那是不能出战的。前面这一派恰好相反,他们要以弱胜强,以小吃大。比方说,曹操夺徐州、杀吕布,袁绍却按兵不动。有人说,这是因为袁绍没个主心骨。我不以为然。我认为,曹操是吃准了袁绍这种理论学院派的心理——这一派不到万事俱备是不会出手的——以弱胜强的机会,只会出现在袁绍自认为还不足够强、还欠缺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所以曹操会在“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出手。“没有准备充分的我”,把“没有准备充分的你”强行拖进战场,但由于“我”惯于在乱战中觅得机会,而这又恰好是“你”的短板,总账算下来是有得一打的。如果不这样,又哪来的机会呢?“你”本来就比“我”强,“我”还按“你”的套路来所谓的发展壮大自己,那岂不是一辈子“我”都要被“你”踩在脚底下?套路相同,比的是谁的本钱厚。“我”一个光脚的,怎么去跟“你”一个穿鞋的比本钱呢?所以“我”只能“冒险”。这个“冒险”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理论学院派所认为的冒险,对于草根实践派而言,这根本就不是冒险。再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凭心而论,蒋介石不是弱者,一般人根本无法跟他相提并论,但他实在是运气不好,碰到了毛泽东这种“大错不犯、学习能力超强、一边打一边吃掉对方”的超一流高手,要命的是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个也是顶级的、理论学院派出身的周恩来,这种恐怖组合别说蒋介石不是对手了,苏、美、日这些强国照样不在话下。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另一种学习方法的原因了。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我要翻身,我就不能去走别人给我规定好的路线,我甚至不能采用他们的学习方法。我给这种学习方法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学、学中做”水乳交融式的学习方法,处于长效与短效之间,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大错不犯,主动挑事,在混战中找到对方破绽的人。

通宝推:楚庄王,唐家山,川普,mezhan,比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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