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帅好︱中央决策与贵州省情——不以生命为目标的中国饥荒粮政

题记：

这个研究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题记里只显示四个提示。第一，中国1959-1960年的饥荒屠杀，主要发生在农民群体之中，民间触目惊魂的三年饥荒，在非饥荒研究者心中最多只是个笼统模糊的印象：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死人很多，中央一直往外调不管下面死活。通过王民三勤勉调查、记载，我们可以看清楚每个年度饥荒，是如何具体演变、蔓延和步步僭越底层民众生命生存底线的。

第二，关于对十恶不赦的饥荒的研究，目前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其中每一个饥荒环节的进展、蔓延都是需要不计名利去一点一点积累、求证；其中“反瞒产”是一个相当酷烈的毙命粮政，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有密切的关系，他给毛主席打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因为粮食被老百姓了藏了起来，这个恶毒的报告，导致毛批示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饥饿死亡也因此更加大面积上升，这个角度上看，赵紫阳与饥饿农民死亡的关系并未在历史中得到分辨。

第三、这本珍贵的日记证明了，中国国家政策在那个年代不是以民生为根本；中国当时的执政官员，总体上也不是以人命为本，而是以乌纱帽为宗旨。在生命死亡面前，上级指示是第一位的；遍地白骨，没有乌纱耸立重要；这个对称滚动的核心粮政逻辑，不仅没有使饥荒粮政成为救援粮政，反而成为索命粮政。因此，领取纳税人较高薪酬及退休待遇的那些官员们，如果你们在人祸之际没有为饥民挺身呼吁过，那么在晚年应该站出来自证这些罪责。

第四，中国目前博士、教授数量上可能世界第一。在饥荒屠杀人数世界第一的中国饥荒研究中，却只有靠着非博士非教授杨继绳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自觉完成。杨老令人尊敬的原创性研究，国外、香港都有正式出版，迄今为止大陆却无法出版。但是饥荒研究与反右、文革研究同样重大，却比二者加起来屠杀人数多出几十倍上百倍，甚至远远高于二战犹太人被屠杀的总数——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研究，原因可能很多，直观地说，这些死亡群体、受害群体均为识字不多的农民，而知识分子不是饥荒的受害群体，他们平反之后获得新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不为饥荒研究做点什么，至少在良知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中国的饥荒实在是由亘古未有的人的罪恶组成，这区别于那种天灾导致的饥荒，在世界饥荒史上罕见的。遗忘将构成另一种罪。

一、粮政日记的构成

1、粮政日记谁写的？

撰写粮政日记的老人叫王民三，今年85岁，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1939年14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底随部队进入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粮食厅长位置上离休，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仅在贵州从事粮食工作达35年之久。

王民三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时间，从1959年1月1日开始，到1961年12月31日止；区域，为贵州全省。这个时间段，王民三任粮食厅副厅长，三年分别下乡为126、121和152天，累计399天之多。除兴义专区没有去过外，跑了全省40多个县（其中严重饥荒区，多次前往），进行全面调研、提出紧急救济建议和执行粮政决策。

王老说，“由于年久，自己写的字，有的都不认识了。为了使日记全面准确，我又找出部分当时的工作笔记，来进行核对。这三年日记，大约摘录6万字，从2008年4月整理到2009年1月，历时9个月。”

王民三老人当年所写的粮政日记

2、粮政日记与中国饥荒研究的关系

三年人祸饥荒的研究，一般遵循三个方向之一：发现饥荒事实的存在，政府面对饥荒的态度和作为，或寻找饥荒发生的原因及防止办法。

目前，对中国饥荒事实的研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较为全面、细致、系统。对导致中国饥荒原因的当时政策和高层决策，也有不少披露。世界著名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结论：长时间延续的大规模饥荒，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

但在“高端路线、政策”和“低端饥饿事实”之间，那些庞大的处于中间环节的决策执行机构及群体，比如以一个省为区域来观察粮政运转，与基层民众大规模饥饿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文件，由于被限制，很少看见。其次，文件毕竟还有一些局限性，一些私人观察的内容被剔除了。王民三日记，兼顾了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记录了中央政策如何具体在地方运转，地方又如何在煎熬、麻木中作出两难选择，从而加速或减轻基层社会的饥荒。

3、粮政日记为啥可信可靠

饥荒时期，王民三大体工作概括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可以反映日记记录的真实与可靠。

①、及时向分管省领导如实报告贵州各地饥荒、死亡实情和粮食实际收成，勇敢开启体制内报警机制。但多数呼吁属于无效。

②、在中央、粮食部和省里召开的关于粮食征购分配会议上，大胆陈述贵州各地饥荒及收成，讨价还价，以减少中央征购任务，尽管失败次数很多，但屡败屡战。

③、以个人的良知和努力，化解了贵州一些县份、公社的局部饥饿。例如检查发现基层征购不留口粮的恶劣做法，当即指出并及时报告分管省领导纠正；推行减轻饥饿的征购策略，例如建议重荒区安顺地委有可能进地区仓库的粮食，别进省管国库；有时采取拖延中央调拨任务的战术，以赢得夏秋粮食收割时节到来；极力寻找有效的代食品救济新办法，并进行推广。这些努力不能有效遏制、改善贵州省的饥荒局面

④、顶住被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批评右倾的压力，忍受部分基层的误解，忍辱负重，努力找到一个上下平衡兼顾的点。使粮食分配管理向重度饥荒区倾斜，或者变通粮食征购内容；鼓励包干到户实践，例如提出“分等级包干，使好的生产队、社达到多产多留多购”，这个办法部分改变了当时农民的生存处境，在农村制度朝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上有所突破。

⑤、实事求是进行调查和独立思考后，大胆质疑、准确判断并鼓足勇气说实话。1959年11月17日粮食厅机关整风、反右，在党小组检查交心会上，王民三发言：“对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我怀疑动摇……认为毛主席说的‘只是妇女头发卡买不到’不合事实。”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在党小组会上和日记中，对毛主席言论作如此大不敬之语，也非得有巨大的勇气不可。

还有，1959年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走访两个州摸底调查后，在黔东南州，看到中央批转的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报告，他作出与赵紫阳报告完全相反的如下判断，“如果把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瞒产私分问题上，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判断，假如省级领导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贵州各地反瞒产大批屈死的人，也许就能侥幸逃过生死劫，然而谁能听得进去王民三当时掷地有声的实话？

4、粮政日记的价值

贵州省在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七大饥荒严重省份之一，是中国三年人祸饥荒特大历史灾难的组成部分。

王民三日记，以其丰富的亲历史料，帮人们还原历史现场，找到一般文献中难以得到的信息和感受。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王老本人对贵州全省民间饥荒具体事实细节的调查，还记载了三年贵州粮食行政决策亲历过程及部分隐密。它既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私人记忆、面对饥荒灾难的心路历程，又是国家和地方饥荒观察的珍贵实证文献，在民生与行政关系、经济与政治关系以及历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多重价值。迄今为止，王民三日记是全面披露中国省级饥荒粮政决策的第一本公务日记，堪称“中华民族国宝级良心日记”。

这部日记令人震撼之处还有，不仅仅记录了那些恐怖的饥饿细节，还记录了粮政决策者，变化多端、麻木不仁、视民命如草芥的惊悚细节。无论是在王民三的日记中，还是翻阅饥饿年代的报纸，很难找到记载饥荒的新闻报道情况，只能找到正面的、粉饰性的新闻。正因为没有新闻、信息自由，没有任何监督却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更加有侍无恐、唯上视举。

二、中央决策与贵州省情

1、中央对贵州

先看饥荒日记里记载的中央和省里互动情况：

1959年1月2日，根据中央指令，贵州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5日，中央要求调出2亿斤，请示省委书记周林和副省长徐健生多次，他们一致拒绝。并责成省粮食厅给粮食部汇报、反映，但反映之后“粮食部不理会”，“周林批评我们向粮食部反映不力”，“粮食部放个屁也是香的”。

至少省委书记周林1959年1月的时候，是知道贵州有虚报5亿这个情形，以及敢于拒绝中央调粮的要求。

而中央粮食部并非不知道下面的情况，但是还是要下这么多粮食指标往省外调出。

同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赵发生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的教训有两条，一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二是，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的方针是，上下携手，互不埋怨，千方百计，埋头苦干，内外兼顾，保证稳定，我们对外不能不硬着头皮说有7500亿斤产量。叫喊意见就这样压下去了。

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王民三总结电报的重点是：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1959年中央从各地往外调出的粮食，除了城市粮食供应之外，其中出口是以大项目。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

2、贵州现状

其次，看贵州实际饥荒、省里决策和地（州）县的领导态度的变化。

2月2日，专区粮食局长会议统计，贵州已经有47个县农民自留口粮不足200斤原粮。2月6日（此前中央召开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林说，“中央分配贵州2亿斤粮食出口任务，我开始讨价还价，以后看苗头不对，痛快接受了任务。”

周林前后变化态度之大，让王民三不可理解。

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地县摸底，结果令他头疼。

惠水，人均口粮97斤，能吃到5月；

罗甸，有四个公社食堂断粮，克度公社每人只剩26斤。桐子烂在山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去了。

都匀，为黔南首府，去年大跃进全省中游，现在有四分之一缺粮面积。

王民三与地区领导谈到有的地方闹粮荒，地区领导不以为然。

凯里，是黔东南首府，州里介绍不少人外流，有粮食问题。

3月7日，徐副省长批评粮食出口任务完成的不好。3月9日，周林传达中央精神，农村大闹粮食风潮，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所有制和我们的政策带来的。简单地说，就是“平、调、收”起了破坏的作用。3月18日，徐副省长说，要下决心先拨3亿斤粮食供应农村，不要贻误时机，到时我们就被动了。王民三完全赞同。3月21日，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29日，周林开始在六级干部会上，强调贵州存在严重的私分瞒产问题。31日，各地告急电报不断，徐省长宣布：凡是发现缺粮的地方，一律要先供应。

1959年的贵州春天，在王民三的忧虑、在大跃进的中央精神、省府官员矛盾的情绪和粮荒饥饿、死亡事件中开始了。

三、民间饥荒与粮政应对

1、1959年的饥荒

民间触目惊魂的三年饥荒，在非饥荒研究者心中最多只是个笼统模糊的印象：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死人很多，中央一直往外调不管下面死活。通过王民三勤勉调查、记载，我们可以看清楚每个年度饥荒，是如何具体演变、蔓延和步步僭越生命生存底线的。

第一轮大饥荒，是调研中发现一些地州出现粮食问题，不少人外流。王民三记录：1959年5月，省财贸部长从凯里调研回来说，有两个公社已经死亡703人；7月，民政厅报告全省浮肿病人7-8万，死人1000多；12月，贵定三个公社发现浮肿病人2700多，死亡200多人。“干部不敢说实话，怕批右倾。有个公社几十户，有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的，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

王民三要求县委不管销售指标够不够，立即供应。并电话告知州委书记金凤。

12月20日至23日，连续收到病人、死人告急电话的有：修文、清镇、思南、沿河、德江、石阡、铜仁、凯里等地。其中修文县报告，浮肿病人5000多人，死亡500多人。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1959年的第一轮贵州粮政如何艰难应对？他们采取的办法让后人“大跌眼镜”

1959年5月20日，全省农村吃粮下降为10两和12两（当时实行16两制）。所有交通沿线国库一律冻结，地方不得动用。5月23日，陈濮如副省长说，“得下毒手，挖库存一定有人骂，为了完成出口任务，我是不顾一切的。”5月25日徐副省长传达食用油供应精神，城市压销一半，农村不供应，保证出口任务。第一次批评王民三右倾。6月2日，周林批评粮食管理部门对基层动用粮库制止不力。

从6月12日至7月11日，王民三连续奔赴，黔西、金沙、遵义、大方等地调查，研究代食品制作、粮食征购新办法等。

8月4日，传达周林在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要反右倾、反放松，鼓干劲，大战三个月，完成180亿斤粮食产量。这个会议上，各地地委书记提出少征购、多留口粮的意见，徐副省长没有表态，还说不要过分宣扬粮食紧张，苗春亭认为夏粮征购没有完成的原因是思想右倾，王民三回应苗，是夏收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12月19日，中央指令贵州紧急调出一亿斤粮，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责成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24日，周林在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压缩粮食销售精神，他的意见是，农村由12两压缩到10两。

28日，王民三向徐副省长建议，公社之间应该允许互调余缺，徐副省长开始担心违背政策，后来同意了王民三的建议。

在第一轮饥荒粮政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各种决策者、执行者形形色色的作为、立场和行动，但贵州总体饥饿态势是在升高，升高的背后，是基层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

2、1960年更加酷烈的粮政措施“反瞒产”

应该说反瞒产这个相当酷烈的抢口粮政策，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有密切的关系，他给毛主席打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因为粮食被老百姓了藏了起来，这个恶毒的报告，导致部分农民仅存勉强糊口的那点粮食也被抢光。饥饿死亡也由此大面积展开，这个角度上看，赵紫阳与饥饿农民死亡的关系并未在党史中得到真相。

第二轮饥荒与粮政，是以酷烈、多难、复杂的局面中开始的：

1960年1月，“印江反瞒产用了捆绑打等8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瓮安，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300多人”，“毕节加急电话报告，水城铁路要上马，10万民工，需要1000万斤大米……”

但摆在粮政决策者面前的工作任务顺序竟然是：

完成上级调粮、地方工程建设上马用粮和民间不断蔓延的饥荒问题。

截至3月15日遵义地区，全区浮肿18万人，死亡6万多人。

5月24日，“中央派人来听取灾情汇报，省委向中央报告遵义、湄潭等地死人3万多。”

省委显然向中央隐瞒了死亡真相，四十年后披露的资料表明，从1959年11月1960年4月，五个月时间仅湄潭一县共死亡12.2万人；其中强迫剿粮打死农民1324人，打伤打残175人，关押致死200余人。王民三只提了一条意见：请示中央6-8月停调贵州粮食。

11月，省粮食厅机关浮肿统计50多人。王民三一家六口人，浮肿4人。整个贵阳浮肿报告约为4万人。会议披露的材料，毕节、遵义地区，已经死人15万，全省不下几十万。

12月，王民三被临时抽到省委生活办公室：“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我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四口上山挖厥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各地都发生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事件……中央明确处理方针为‘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从其它贵州一线史料还有：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强迫剿粮的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关于抢粮（反瞒产）的残酷程度，我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湄潭县在反瞒产中，被直接往口中灌大粪者有70-80人，其中有的终生致残，有的直接致死。还有一例是，对一个孤女，因其给上级说了没粮食的话，干部走后，本区干部，竟然用烧红的铁棍烫其嘴唇。

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镕镜，为了怕饥饿浮肿的农民被现场会参观者看到，竟然下令将几十人关入烤烟房里结果导致全部死亡。更为奇诡的是，改革之后，这个“被冤枉”的镕镜获得了平反昭雪。死难民众的尊严进一步受到合法加害，真正的刽子手逃脱历史的惩罚。

3、省内决策者的众生相

基层情况处在半崩溃状态，省际粮政如泥牛入海。以下粮政决策过程，能看出制度下决策者人性的特点，或率真，或暧昧，或勇敢。

副省长吴实在这个春天骂道：“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都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

3月，贵州省委在贵州一半食堂出现断粮的情况下，报告中央贵州农村大办食堂的经验，被毛主席批转，李先念要组织人来贵州学习经验。

4月13日，由国务院指派粮食陈国栋部长，率领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的现场会，从四月三日至十二日在贵州活动十天。周林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镇宁的花江食堂、花溪食堂、都匀的全民食堂。

6月1日，周林说过，我们不年年检讨了，请求中央少调粮食，我们死了人大惊小怪，别的省死人都不吭气。我也听到外省饿死人压盖子不上报这类消息。

6月3日,粮食部电话会通报，京、津、沪、辽粮食空前危机，安排贵州上调6000万斤。会上，省委常委会上谁也不表态。徐副省长向粮食部大发雷霆说，“有粮不调是犯错误，调走农村出问题也是犯错误，你们省粮食厅算算账，能调就调，将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看来省委向中央请求不调粮的电报一点作用也没起。”

这年6月下旬，王民三在桐梓、习水县调查。

6月24日，昨晚经桐梓住了一夜，听到议论最多的是在反瞒产中的强迫命令严重，捆绑、吊打成风，公社书记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往下一级打一级，反不出瞒产就反右倾，情况十分惊人，这和国民党时期有何区别？

在习水，王民三遇到遵义地委书记耿唤民，他对王民三讲了赤水一个例子：一户社员老两口偷了集体600斤粮食，被干部翻出拿走后，老头用菜刀将支部书记砍伤，民兵开枪打死了老头，老太婆也跳岩自杀了。

8月上旬，周林在北戴河打来十多次电话，征购任务提高为30亿斤，农村吃粮从低把握。应对新指示，贵州采取了压缩城市人口、降低城市居民口粮标准、加速生产代食品等办法。当月下旬，贵阳首批压缩的街道居民和小商小贩被敲锣打鼓送回农村。全市目标为10万人。

在同月的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则信息：“全省粮食库存空虚，调度十分困难……原因很明显，一是粮源不足，二是汽车运力保证不了，交通部门的任务首先是保钢铁，其余一切要让路。对此常常产生是保钢还是保命的争论”。

第三轮1961年的民间情况和1960年的情况大体相似。1961年1月全省约有500多万人处于缺粮断炊和吃不饱状态。同月，经检查王民三患中度浮肿，间断治疗半个月。

关于贵州省三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底有多少，王民三收集有三个数据，大约在100万到174万之间。

四、日记见证的饥荒粮政核心逻辑

阿马蒂亚·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民三日记以详细的决策过程和数据资料、个人观察，验证了阿马蒂亚·森的部分结论。王老以壮士暮年、民族良心的英雄气概，为20世纪中国饥荒作证，显示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这本珍贵的日记证明了，中国国家政策在那个年代不是以民生为根本；中国当时的执政官员，总体上也不是以人命为本，而是以乌纱帽为宗旨。这个对称滚动的核心粮政逻辑，不仅没有使饥荒粮政成为救援粮政，反而成为索命粮政。

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客观事实：在专制一统的粮政秩序下，很多处于省、市、县的主要官员，是被拖进恶性循环的粮政决策秩序之中，而无力捍卫民生的。如果他们敢于坚持不执行政策，多数人将面临对抗中央政策、反革命的惩罚。如贵州江口的时任县长，私自开仓放粮饮弹自尽。而时任县委书记又因虚报产量激起民变，跳河身亡。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为了迎合上级，而忘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忘了人的生命乃社会之本？组织是多么神圣的机构？为什么它能把人弄到在危难面前，不思救人，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保钢、保酒、保红旗、保上级任务，或批判谁右倾？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用物理实验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以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

邓小平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换句话说，在坏的制度下，坏人可以任意横行，好人同样也可能作恶。

2009-3-9

原文载2010《贵州粮食》增刊《王民三粮政日记》，此为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