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主义”——吸引了欧洲方面的显著兴趣。一部分兴趣源自技术层面，例如高速车床加工以及这一工艺所必需的高强度金属，产品标准化，各种传送装置的运用，以及通过上述技术发展而得以实现的大规模生产。但是欧洲人对于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意识形态也抱有至少同等显著的兴趣。先进制造业承诺生产力的提升能让工人收入与企业利润一起上涨，从而消解阶级矛盾与社会动荡。作为科学管理法与大规模生产的化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与亨利.福特都成了在欧洲享誉盛名的人物。二十世纪初期，泰勒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与俄语。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着工人阶级对于泰勒管理法的批评越发增长以及流水线与T型汽车的奇观在国外越发出名，福特又取代泰勒成为了美国主义的标志。福特的自传《我的生平与成果》于1923年翻译成德文，销量超过了二十万本。

不过尽管作为技术与意识形态体系的美国主义在欧洲各地都具有极大影响力，但或许令人意外的是这一体系反而是在苏联发挥出了最大的实际效用。早在革命之前，俄国就为日后移植美国主义做好了铺垫。沙俄时期的俄国工业基础虽说十分薄弱，但是工业设施的布局却高度集中，而且也颇有几家大型工厂，其中有些由外资控制，也有些由深谙管理理念最新潮流的西方专家协助经营，他们当中很有些人与美国主义瓜葛颇深。此外至少还有几位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列宁本人——知道科学管理法的存在并且思考过这一体系的含意。1913年，尚在流放当中的列宁平生第一次评论了科学管理法。这段评论呼应了美欧等地的工会主义者与左翼人士对于科学管理法的常见批评。在列宁看来，科学管理法的用意无非是在同等时间内“从工人的身上压榨出来”更多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领域的进步无非意味着更加高明的吸食血汗手段。”三年后列宁开始预备撰写《帝国主义论》，在这一时期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科学管理法，阅读了泰勒著作《车间管理》的德文译本以及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关于时间动作研究如何能够增进国家财富的论文。*尽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当中从没讨论过管理技术问题，不过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读书笔记却表明他对于科学管理法的看法与《帝国主义论》的主旨大体保持一致：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步都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这一理念与马克思的论述相一致，当初马克思也曾将资本主义称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前厅。

*【吉尔布雷斯的著作尤其吸引列宁（以及其他俄国共产主义者），因为吉尔布雷斯将动作简化成了完成任务，并且借此主张自己不仅能提升生产力，而且还不会加速生产那样加深工人受剥削的程度。】

但是1917年革命急剧改变了俄国人思考科学管理法的预设背景。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共产主义者及其盟友们面临着近乎压倒性的挑战，一边要应付内战以及巩固权力，同时还要在一个已经被一战与革命逼到饥荒边缘的赤贫国家重振经济，因此一时间无暇批评现存社会安排或者捍卫工人权利。对于列宁来说，科学管理法摇身一变成为了提升生产力与克服经济落后的必备工具，而提升生产力与克服经济落后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前奏。此时他相信：“与先进国家的工人相比，俄国工人的水准十分鄙陋。鉴于他们长年生活在沙皇政权之下，而且农奴制度的残余又如此顽固，这一现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维埃政府必须向其治下全体人民发布一项任务——学习如何劳动。泰勒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劳动方面的根本标准。就像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那样，这一体系也是既精妙又野蛮的资产阶级剥削与好几项最伟大科学成就的结合，后者着力于分析劳动当中的机械运动，去除多余无用的动作，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引入最佳记账与控制体系，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不计一切成本地采用这些领域的宝贵科技成果。我们必须在俄国组织针对泰勒体系的研究与宣教，并且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系统性地尝试并采用这一体系。”列宁甚至还建议直接引进美国工程师来推行泰勒体系。*

*【列宁的这段言论很快就被翻译成英语并且流传到了美国商界。】

在列宁的支持下，科学管理法无论作为实践还是意识形态都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正当名分。危急的国内外形势也加速了这套体系得到采用的进度。最早采用科学管理法的苏维埃工厂包括内战时期铁轨作坊与兵工厂，因为维持火车运行与军械生产在当时毫不夸张地决定了革命大业的生死存亡。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方面认为泰勒主义是一种“毫不留情”的劳动剥削形式，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体系“明智地支配了参与生产的人类体力……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们理应掌握泰勒主义的这一侧面。”基于增加产量的苏维埃政府将计件工资制度当成了通用做法，还成立了中央劳动研究所用以推广各种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措施，包括时间与运动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科学管理法。当然，苏维埃政府拥抱泰勒主义的立场也受到了不少挑战。就像在西方一样，许多俄国工人与工会主义者们同样反对通过计件工资与所谓的科学方法向工人们强行施加更为苛刻的工作规范。要是工人们并未参与此类规范的设立与执行，那么他们的反对声尤其还会更加响亮。此外还有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提出了更加彻底的反对意见，着重质疑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与采用资本主义手段之间说一套做一套的关系。

在是否采用科学管理法的问题上，革命者当中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左翼共产主义者”以及日后苏共内部的“工人对抗”派系成员。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必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出来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车间里要具有远超资本主义的权威，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要更深，决定生产方法的话语权也要更大。这些科学管理法的批评家们试图设计一套不必进一步压榨工人也能提升生产力的方法，并且反对“将活人变成毫无理性的愚蠢器械”的高度分工。多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们一直在批判科学管理法，假如社会主义社会想也不想就采取了同一套方法，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与之相对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无非是手段而已，可以用来实现任何目的，包括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造属于全社会的财富。比方说阿列克谢.盖斯特夫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是一名工人诗人，后来成为了全俄金属工人工会的秘书长、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以及苏联最主要的科学管理法倡导者之一。他在1919年这样写道：“无论我们生活在超级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全球社会主义时代，新兴工业的生产结构就本质而言都是一致的。”就像其他苏联的科学管理法支持者一样，盖斯特夫也认为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民与刚刚转型成为产业工人的前农民当中的文化——先天缺乏以稳定节奏长期辛勤劳动的能力。俄国人喜欢紧一阵慢一阵地干活，忙时忙死，闲时闲死（早期英美两国的工厂主也这样抱怨过），而美国的工作法与速度感正是治疗这个毛病的良药。托洛斯基也在智识与政治层面上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法的决定添加砝码，主张不问出处地采用一切最先进生产技术。托洛斯基辩称，强迫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社会主义的强迫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强迫劳动，因为前者是为了工人国家而服务，后者则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企业的私利（苏维埃的许多工会主义者都对这一论调感到不以为然）。

1924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苏联科学管理法大会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关于科学管理法的争论。*大会召开之前，苏共高级领导人围绕着科学管理法的是是非非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辩论，彰显了是否应该在苏联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总体来说大会决议支持了盖斯特夫的主张以及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也体现了当时苏联的人口与经济环境。技术工人是抵制泰勒主义的天然核心。但是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时期，俄国的技术工人阶层却遭到了一战、革命以及内战的连番重创，幸存者当中的一大部分又被吸纳进入党政部门充实各级领导岗位，就此脱离了一线生产。提升苏联生产力的主要挑战并不在于进一步挤压熟练技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从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产业工作经验的新工人身上尽可能获取有效劳动。而强调简化任务与详细指导工人一举一动的科学管理法看起来十分适合后一项任务。

*【托洛斯基曾经在1921年召开过第一届全俄科学管理法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并没能调停辩论双方的分歧意见。】

至少就短期而言很难说官方对于科学管理法的背书究竟为苏联工业造成了多大切实影响。说一千道一万，此时的苏联极度缺乏专家、装备以及经验，很难实施泰勒及其门徒们所鼓吹的管理方法。甚至就连盖斯特夫手下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全苏联的科学管理法大本营——都凑不出最基本的硬件设施，因此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实验，基本得不出足以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此时苏联推行的科学管理法很大程度上无非就是冲着工人大声训斥。用盖斯特夫自己的话来说：“仔细看，用心听，明白汇报！动作要有力！压力要适当！休息要有度！”许多苏联管理人员都采取了计件工资制度，但是除非搭配上详细的研究与重新组织，否则单凭计件工资制度并不能够提升效率。于是他们只得转而采用现有方法来督促工人们更加卖力。还有一些不那么依赖专家与器材的科学管理法确实普及了开来，例如用甘特图来筹划生产的做法就随着不断传播泰勒主义福音的管理期刊与培训研究所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官方支持科学管理法在当时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生产一线的改良，而是在于促进苏联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西方科技手段。用不了多久苏联就会发动一场兴建美式巨型工厂的速成运动。

*【1926年，福特公司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央劳动研究所，并且给出了极低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机构根本就是“杂耍园子、喜剧现场与疯人院”的混合体以及“对于年轻人时间的可悲浪费”。】

这一方面的早期试验发生在纺织工业当中，这一实验是与美国某工会联合展开的。1921年，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西德尼.希尔曼访问苏联，得到了多位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与苏联工会主义者的接见。之后他与俄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签署协议，让两家团体联合成立了俄美工业集团，这一集团总共控制了二十五家成衣与纺织工厂，工人数量共计一万五千人。签订这一协议的时候苏联正在逐步舍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也就是内战期间由国家直接控制经济以及经济部分军事化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恢复了私人所有权与市场关系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俄美工业集团其实就是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合资企业，旨在引进最先进的美国设备与管理技术，从而重振俄国制衣业。而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是一个犹太人存在感极强的组织，包括希尔曼在内的多位组织高层与一大部分成员当年都是从沙皇俄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身上都沾染了最终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的激进主义理念。不过在希尔曼的领导下，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变得越发务实，也越发认可了科学管理法。在他们看来，制衣行业破碎不堪并且技术水平低下，很需要科学管理法提升生产力，从而奠定进一步提升工人生活标准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也坚持工会必须参与制定劳动规范、计件工资额度以及旨在解决工人意见的中立裁决体系。不过美国工会对于科学管理法的亲近态度也并非完全源自实用层面。希尔曼的传记作家史蒂夫.弗雷泽这样写道：“社会主义者的传统理念惯于将社会主义的节奏与时机附着在不容回避的资本主义工业与社会发展节律的表面，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精英们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当中。”

通过俄美工业集团这一渠道，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不仅向苏联制衣工业引入了西方资本，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先进设备与专业人才，包括科学管理法的业内主要倡导者，与俄美工业集团有生意往来的美国经理，以及熟悉泰勒主义联合工会管理体制的熟练工人。没过多久，俄美工业集团就在苏联建设了好几家很像样子的工厂，无论是设备、生产力还是劳动关系的进步程度都能与最先进的美国工厂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