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平洋的不太平 -- 本嘉明

三价：楼价，物价，工价

一率：劳动生产率

工价，就是劳动者的平均单位时间的收入。这四个指标，构成桌子的四条腿。四腿的长短不匹配，就要翻桌子。

劳动生产率高，整个社会的对外竞争力强，容易获取境外收益。如果劳动生产率略略跑赢其他三价，在健康发展一段时间后（在日本就称为 “XX景气”），国内的楼价，物价，工价都自然（溢出性）上升，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越来越发达。

此时，假如楼价，物价过快上升，就逼迫工价（居民平均收入，不单指工资）也要同步加速，否则民怨沸腾，社会不稳。如果此三价平衡上升，社会一般会维持稳定。但三价共同上升，对（必须领先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很大压力，迫使企业不断改善挖潜，提升竞争力，获取更多的利润，来维持三价上升所需的新增社会开销。

在这里， “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质疑的，也是没有止境的，人性如此。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受到相当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政府引导爬科技树，引对了没有（日本在1990年代提出的机器人，自动翻译机等技术革新方向，最后基本全部失败；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则大获成功）？外部市场是否纯从经济学的分工理想状况出发，无条件欢迎你的产品？

因此，世界各经济体，构成了不同形态：

1）物价楼价畸高，迫使工价也畸高（不是从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经营效益出发，而是从维稳出发，政府强行提高工价或压抑物价），劳动生产率虽然较高，但无法支撑超前提升的三价，最后 “四条腿体制”不能维持，丧失对未来的憧憬和安全感，社会认识走向极端。比如台湾。

2）物价楼价渐高，工价仍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社会有各种小动荡。比如越南。

3）物价高；楼价曾抑制，现已经渐高，劳动生产率高，社会稳定。但为了维持本国劳动生产率，不得不额外出力维护已经占有的外部市场，从而承担大量境外财政义务。比如德国。

4）物价高，楼价曾经崩溃，劳动生产率高（仍维持在高点，但已经从巅峰跌落），社会稳定。但为了维持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稳定，不得不祈求外部市场，不得不承担大量额外义务，不得不举债度日。比如日本。

5）物价高，楼价高，工价低，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无竞争力（劳动生产率低），社会动荡。比如北非。

6）物价高，楼价高，劳动生产率低，依赖卖资源（第五条腿）维持社会稳定。比如中东产油国。

7）物价，楼价，工价，三价比较匹配，整体较高。劳动生产率高，另外还可以卖资源卖保护力增加收入。但承担巨量境外义务，国家开支极大。比如美国。

8）楼价高，物价适中，工价适中。劳动生产率中等偏高，有发展势头。社会稳定。比如中国。

其中，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在尽量助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利用“万能大政府”的优势，有意无意控制住了工价，使得主流劳动者（比如工业劳动者，医护人员，教师等）习惯了目前的劳动（责任）强度和收入水平，从而在这四大指标中，有三个指标（物价，工价，劳动生产率）处在良性的，互相匹配的状态。仅有一个指标（楼价）偏高，在政府能力强大/形象强势的前提下，以房产税为平台，细腻操作，长期化解，处理好单一指标不良，还是可行的。

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最后结果是广场协定），本质上是美国迫使日本同时推高楼价，推高物价，推高工价，降低劳动生产率（日元升值，变相降低了日本产品的海外竞争力）。

中美贸易战，本质上同样是美国想要迫使中国降低劳动生产率，并继续推高三价。只要一个走低，三个走高，叠加效应，最后很可能带来撕裂，产生大的社会动荡。

而中国的对策，应该在尽全力维持出口总量的同时，抓住“工价”这个牛鼻子，兼顾“物价”这个牛尾巴，套住 “楼价”这个牛蹄子。三价抓稳了，牛就牵住了。牛不受惊，万事皆宜。要抓这三项，说到底，还是要有钱。有了足够的钱，不但能摁住物价，还能提供有力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威慑机制，使得劳动者在一个不太高的工价下，仍然能享受到 “善政”的优越性。一个对外横向比较，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来钱的保障，就是敢于预支的未来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