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三篇】中美之争的终结——谁来引领全球化的世界？ -- 多余6569

文摘第一篇：《郑永年：对美国衰落的重新评估》

按语：中美之争与全球化问题。观点上这篇很“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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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美国衰落的重新评估》

　　 多年来，“美国的衰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也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这个话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或者现实的和认知的两个层面。

　　 客观层面有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189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对立，但苏联集团只是在军事上单方面的强大，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弱势。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国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

　　 但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尽管遇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西方的全面制裁，但中国很快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克服了深刻的危机。自90年代开始，中国快速成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表现也不弱，尤其是金砖国家。

　　 第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发展速度显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和军事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在世界总量的份额在减少。不过，在所有绝对数上，美国还是维持在绝对的优势。

　　 主观层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升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不好，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错觉，即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挑战现存霸权，或者自己去争取当霸权。

　　 再者，衰落中的大国也往往会求助于民族主义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同样会用各种方式去挑战现存大国；这样做尽管有可能加速衰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持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像大英帝国那样承认自己的衰落，并且计划体面退出大国地位的国家少之又少。一句话，民族主义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低估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美国的深刻危机感。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了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类似的危机感在其他社会甚至是落后社会并不多见。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会即使身临危机，但各方面仍然感觉不到。

　　 那么如何客观评估“美国衰落”的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需要认识几个重要变量。

　　 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尽管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显见的，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

　　 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软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不能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相比，但在这些领域，美国并没有遇到挑战者，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替代制度。再者，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海外（尤其在大中东地区）不计成本地推行美国式民主的失败和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对立。

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

　　 现实地看，尽管美国经历着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表现比任何一个国家好。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等。在所有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而自由市场和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得美国修复危机的能力也仍然强大。

　　 就经济形态而言，美国一些传统的产业要不已转移到其他国家，要不已经衰落，但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的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即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发展金融经济，但没有任何力量挑战华尔街。而互联网迄今为止则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尽管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中国主要是技术应用，原创技术很少。同时，美国也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最前沿。所以，单就经济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指向美国的长期衰落。军事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可说只是美国预算的很小一部分。没有国家可以抵御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

　　 如果再深入讨论，与其说是必然的衰落，倒不如说是必要的转型。的确，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最近一波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尽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不过，全球化也使得美国失去了经济主权，美国社会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即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绝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受害者。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则取代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这更进一步恶化着社会分化。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参与者，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

　　 马克思19世纪的论断仍然是对的，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那么政治如何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更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内部就此也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今天，美国民主党里产生激进路线也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式社会主义的趋向。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盘否定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福利政策，尤其是医改。这导致了今日民主党的反弹。

国家兴衰有其自身客观规律

　　 美国成功逃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之后一直代表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那么，迟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现实地看，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美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利益向少数族群和社会底层倾斜的时候，遇到的保守阻力会非常巨大。

　　 美国平常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政治上不正确”。但一旦涉及实际政策时，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特朗普已经“光明正大”地否定了奥巴马的医改政策。进而，特朗普掌权以来，过去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问题，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是说，美国即使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过于激进化。

　　 当然，近来所经历的美国政治变化也有可能导向美国的制度创新，最终产生一种既别于现存美国制度，但也有别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制度。当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时，美国的自由派乐观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制度，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不过，现在新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再次向美国开放。

　　 美国的内部变化也表明，人们要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做审慎的考量。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是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美国之外，那些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人，往往关切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做的“坏事情”，并且希望美国尽快衰落，这样这个世界会美好起来；而那些不希望美国衰落的人，则关切美国所做的“好事情”，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是由强大的美国创建的，是美国加以维持的，也需要美国继续这样下去。

　　 尽管无论是相信美国衰落者还是不相信者，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经验论据，但不管如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妨碍着人们对美国力量的客观评估。

　　 在政策领域，不管喜欢美国与否，人们都必须对美国衰落做客观的评估，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决策，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全球村”，但全球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或者“关联”，一个国家自私的考量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更严重负面的影响。这些年美国单边发动的贸易战就是明显的例子。

　　 再者，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与反霸权、挑战国与被挑战国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经验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称霸，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国家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对现存霸权国家尤其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对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任何情绪化的决策都会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而只有谨小慎微的理性，才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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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二篇：《赵汀阳：十字路口的国家路径选择：美国梦？欧洲梦？还是中国梦？》

按语：全球化世界的现实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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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十字路口的国家路径选择：美国梦？欧洲梦？还是中国梦？》

人民论坛记者：有专家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已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社会治理领域，实际上破除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模式神话，您怎么看？

　　赵汀阳：“美国梦”的内涵被一些人理解为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全球公众共同的梦想，但世贸双塔之倒下，或多或少是美国梦崩溃的隐喻。就像世贸双塔一样，美国梦虽然高大，但有严重甚至致命的弊端。

　　从哲学角度看，美国梦的精神原则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竞争主义和征服主义，集中起来就是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美国梦无条件地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功，于是，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敌对方，甚至所有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尽管那种所谓的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当所有的他者都被先验地定义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敌人”就未免太多了，几乎到处都是“敌人”，完全草木皆兵。可以注意到，许多弱小国家(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根本没有能力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仍然被假定为美国敌人。因此，在逻辑上说，美国梦永远只能是“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美国梦的深层意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的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如果不改变基于这种理念上的社会制度，世界肯定会出现大的问题，西方世界当前的经济、社会方面危机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人民论坛记者：西方政治与社会治理危机的凸显，为不同国家审视各自的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西方发展模式典范的“美国梦”，为什么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呢？

　　赵汀阳：从本质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为世界准备的梦，而是一个分裂世界的梦，一个为美国自己谋幸福的梦。美国梦对美国自己太有利了，它是一个最成熟的帝国模式，这个新帝国模式成熟到了能够剥削、支配世界而不为世界承担相关责任的地步。这个新帝国模式使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完全充分绝对主权的国家，其它国家虽然名义上也拥有主权，但在实际中却受到美国的制约而大打折扣。世界虽然受美国霸权的支配，但由于不属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对世界其它地方的任何困难、贫困、污染和社会问题都不负责任，那些困难反而成为美国指责各国政府的借口。尽管各地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剥削和霸权支配所导致的，但表面上看似乎应该由各国政府的无能负责，受压迫的各国政府变成替罪羊，进而各种政治制度甚至各种文化也都成为了替罪羊。 由此很容易看出，昂贵的美国梦只能是世界上一小部分人的梦想，世界没有能力承担如此昂贵的美国梦，所以美国梦注定是一个不能普遍化的梦想，它不是一个世界级别的梦想，而仅仅是一个国家级别的梦想。美国梦试图“以世界供一国”，从长期博弈来看，终究是不可行的，世界的不合作最终会破坏这种过于昂贵且损人利己的梦想模式。

　　人民论坛记者：近一段时期，欧洲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动荡事件，你如何看待欧洲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欧洲梦”呢？

　　赵汀阳： 欧洲梦所追求的生活，也就是欧洲自己喜欢说的“欧洲生活方式”，是一种富有“生活质量”的生活，大概相当于说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且有“品味”的生活。它至少要求：一是建立在高水平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福利社会，从而免除了人们的所有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二是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欧洲人的政治目标似乎首先就是保护“欧洲生活方式”。这一欧洲式的“政治性”很有些特别。通常，政治目标是要保护某种政治制度，或者说对权利和权力的分配制度，一般并不包括全部生活内容，而欧洲梦所表达的政治性却是包括全部生活内容在内的政治性，它要捍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于是，全部生活都变成政治对象。生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这会使政治变得更加敏感并且扩大化，“这种生活”变成一个特殊的封闭的政治存在，它的全部外部关系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这比一个国家的外部问题要复杂得多。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欧洲，来自外部地区的语言、文化、移民、商品等都正在变成政治问题，什么都变成需要捍卫的了。

　　人民论坛记者：那么，欧洲梦是否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呢？

　　赵汀阳： 通常，只有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才会形成把生活全方位政治化的政治模式，但欧洲是个非常发达的地区，形成一个把生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的模式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这说明欧洲生活方式是一种遇到了挑战并且需要去捍卫的既有生活方式。当一种生活被认为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去捍卫的，就已经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是脆弱的、经不起挑战的，当然，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是更好的，好的事情不仅可能是而且往往是脆弱的。与表面上的姿态完全不同，欧洲梦其实是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

　　人民论坛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转而高度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梦”又有着怎样的概念定位？

　　赵汀阳：什么是“中国梦”，是个困难而尴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愿意讨论一个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梦想，这就是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 中国现代化梦想的第一缘由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因此中国现代化梦想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变成在物质上强大的中国，这一基本要求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首要的任务。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上，“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转变首先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变成贫富差距，于是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就进一步表现为“和谐社会”。

　　人民论坛记者：能够表达中国精神的“中国梦”又该如何建构呢？

　　赵汀阳：中国梦想需要认真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思想、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地思考世界的所有根本问题？显然，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就不可能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大观念，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和社会。

　　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要求有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设计。这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目前所知道的社会都达不到公正社会的标准，都或者是对经济人和小人有利或者是对庸人和弱者有利，还从来没有一种对有德之人最有利的社会设计。

　　三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永远觉得生活有意义？这是在要求一个社会必须有利于发展高水平的精神生活。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靠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去长期维持人们的生活意义和兴趣，人终究要过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无限丰富发展的空间。我相信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目前世界上的各种梦想都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现代化梦想虽然不是一个表达了中国精神的梦想，但它是中国必须实现的一个物质梦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必定出现如何构建真正能够表达中国精神梦想的问题，真正能够表达中国精神的梦想正是我们需要去建构的，其内涵应包括“普遍民心”原则。这是一个比民主问题更深刻的公共选择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重构“民心”问题而克服“民主”问题一直无法超越的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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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三篇：《赵汀阳：全球化之势：普遍技术和关系理性》

按语：建构全球化世界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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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全球化之势：普遍技术和关系理性》

　　 当前大家都在热议全球化受挫问题。恕我直言，所谓全球化受挫很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暗示，不过也能将错就错地引向一些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

　　 近来出现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欧洲多国的右倾势力上升，以及中东乱局等事件引起了所谓全球化受挫的讨论。但是，由此类事件就推出全球化受挫，恐怕是过度诠释了。事件的媒体效应总是大于事实的效果，远不足以解释历史的生长方式。事实上，夸大事件的意义，经常赋予各种事件“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中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是传媒这个行业的经济产品，就是说，事件的事件化是传媒的生产和收益方式。在有事无事都嚷嚷的传媒时代之前，人们会以遥远的眼光去理解历史变迁，会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渔樵”态度去体会星移斗转。当然，传统生活里的新事确实也不太多，兴衰成败主要是循环性的变迁，因此“渔樵们”能够处事不惊地静观风浪和沧桑。而现代以来确实有更多划时代的事情发生，因此，现代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断裂感。可问题是，那些所谓全球化受挫的事件恐怕算不上风浪，微波而已，只是全球化博弈中各地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某些策略调整，其中的冲突难以改变全球化游戏本身，无非是些“未及道”之有限变化而已。

　　 事件与其说是历史的发生方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流失方式。事件在时间中消失，历史之道却不会因此流失，所以布罗代尔建议必须以超越一时事件的长时段去理解历史。不过，最早以长时段去理解历史应该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暗含两个长时段问题：（1）如果一种历史能够展现一种长久连续成长的方式，人之道与天之道就必须达成一致，所谓配天。以当代语言去理解，大概意味着，人所建立的文明游戏规则必须符合存在能够不断存在的存在之道；（2）古今之变易必来自“作”，即开拓了可能生活的制度、技术和精神的创作，通过创造历史而继续存在的创作。

　　 如果没有创造新的历史游戏，一个异常事件就只是波动而已；或者说，如果不能真正改变游戏规则，一个事件就只是对某个局面的策略性反应，往往根据形势而反复。通常真正触动游戏本身的变化，总是由某种长期持续的历史运动所导致的，而事件只是一些表现。如果利益分配格局改变了（比如当年英法德的列强体系转为美国体系），而利益分配方式却没有改变（仍然是霸权体系），就只是“局面”的变化而不是“历史性”的变化。兴衰意味着沧桑，却未必是变天，游戏中的胜负情况并没有改变游戏本身，正如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兵法乃兵家常理，策略的变化并不等于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我们的世界里，上一次发生本质变化，即建构新游戏而导致游戏本身的改变，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当下正在发生而尚未完成的全球化又是一次时代巨变。事实上每次时代巨变都始于无形的演变，并非轰动性的事件。现代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酝酿，全球化运动则始于现代的中期的殖民地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那时现代性尚未达到顶峰，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现代性的世界扩张所蕴含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马克思期望的是一个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世界，这个想象存在许多疑问，但不失为一个深刻的思想。比如说，人的彻底解放是否真的可能？彻底解放会是普遍幸福还是灾难？或者说，自由王国的彻底自由和平等是否导致生活意义的丧失或者灾难性的人性变异？这些都是未知数，但马克思理论至少有一条原则是非常可信的：生产力是一切变化的最终动力。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什么是无可选择的可能世界？（2）什么可能生活是可取的？

　　 关于（1），按照生产力的概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创造历史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技术。只有技术才能创造新的物质世界和新的因果关系，所以，技术是创造新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因。可能世界是可能生活的物质条件，改变物质条件的技术便是生活变化的前提。其中有个关键问题：技术是所有人普遍需要的物质条件，而只要是被普遍需要的事物就几乎必然会被普遍化，或者说，只有被普遍需要的东西才能够普遍化。简单地说就是，人人赖于生存的东西必定会普遍化，反过来，能够拒绝而无负面结果的事情就难以普遍化。历史上，技术革命正是创造普遍生活的原因。可以想象，假如人类早期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革新（农耕、冶炼、工具等），各个自然群体大概就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无须与远方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引入他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只有能够改变生活水平的技术才是值得学习模仿的。就今天世界的情况而言，技术的普遍化显然是最显著的特征，电脑、互联网、物流网、金融网，以及几乎所有方面的通用技术标准决定了世界必定发展全球化，历史难以违背技术的普遍化力量。技术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戏，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其残酷性在于，不论技术发展是否有风险，谁也无力改变这个以普遍技术为存在条件的游戏，除非自愿成为被技术所抛弃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属于激进左派还是守旧右派，都无力抵抗普遍技术所引导的全球化，因为精神终究无力对抗物质力量。这很可能是个悲剧，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悲剧性原理。

　　 技术蕴含的危险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技术所定义的可能世界容纳多种可能生活，也因此存在着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就仍然有希望选择某种良好的可能生活，这件事情落实为游戏规则的建立，于是就有了问题（2），这是一个取决于思想定位的问题。思想将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决定选择某种可能生活，主要是为给定的可能世界选择某种制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发展出适合全球化的新规则，而仍然沿用现代性的旧规则。在一个新游戏里却仍然沿袭旧游戏的规则，这正是全球化的真正难题所在，也是全球化之所以导致经济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症结所在。世界经济利益的冲突正是现代理性概念及其逻辑的结果，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冲突就是一个显然而必然的后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与全球化游戏之间的不协调，正是目前世界最为显眼却又难以改变的根本困境。于是，按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而行事的既得利益者一旦在全球化博弈中利益受挫，就转而反对全球化，试图退回到与现代思维比较一致的现代条件。这是一种自然反应，但也是非理性的反应。因为历史难逆，正如覆水难收，而且代价难以承受，唯一符合“经济学”的出路是建立与全球化相配的新游戏规则。

　　 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普遍技术不同，文化、宗教和历史却几乎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文化、宗教和历史是各地的特殊产品，不是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世界史尚未开始。同样，能够与全球化相配的跨文化或曰超文化（transculture）尚未存在，因此，文明的冲突也难以避免，这一点同样导致了部分人或地区对全球化的不满。关键在于，一种能够形成同心同德效果的跨文化不可能只是某种既定文化的推广，而只能是一种世界共同创作。假如世界能够成为一个与全球化运动相配的世界共同体（community），就需要共同创作一种通用文化而形成共通意（communion）。而且，一种可能的跨文化并非取消各地文化，而是在各地文化之外，共同创作而成的一种通用文化，用于建立世界性的兼容性。因此，通用的跨文化断不可能是某种文化的推广——尽管其构成因素与各种文化有关——而只能基于理性选择。

　　 既然通用文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兼容性，那么，唯有基于普遍可行关系的理性原则，即关系理性，才能用于建立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全球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关系理性意味着：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各自利益最大化。其中的理性考虑落实于两个理由：（1）互相伤害最小化是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条件和保障；（2）同时也是世界整体的长期利益的保证。可以说，只有能够通得过关系理性的证明，或者说，能够满足关系理性条件的思维模式，才是普遍可行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关系理性正是与全球化游戏相配的思维模式，也是全球化游戏的规则建构的基础和标准。

　　 全球化是一个以新技术为主导的世界网络化运动，远远不止是互联网，而是由新技术所定义的各种要求普遍合作的网络。在技术网络化的基础上，政治也会网络化，世界秩序会成为一种网络化的秩序。其中会有许多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国家会发生转型，由现代的边界内主权转变为世界网络的一个运作枢纽，因此成为世界主权的一个股东。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权力可能超越现代的政治实体形式，而演变为政治网络形式。网络化的世界秩序因其网络性质而趋向于以关系理性为准则。一个理由是，在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中，摧毁他者等于摧毁自己的存在资源，因此，维护他者成为自身利益的一个条件，于是，世界政治的原则就可能以关系理性为准而从敌对模式变成化敌为友模式。很显然，如果在作为共在条件的网络中试图使他者成为敌人，他者就成为致命的报应，而不再是资源了。假如以关系理性为准的未来政治能够建立可以普遍模仿的存在秩序，就非常接近新天下体系的概念了，其根本意义在于使一切技术成为普惠的，因此使世界秩序成为无人愿意退出的共在秩序。

　　 我的结论是，全球化运动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尽管目前存在多种互相抵抗的流向，但普遍技术是一种无可阻挡的普遍化力量，假如关系理性能够成为世界之道，那么，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世界终将汇成一个完成世界内部化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