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一骑兵军（引子） -- 梦秋

第四章 第一次违抗命令

1919年1月，当克拉斯诺夫的顿河军在察里津城下被击败时，邓尼金的白卫军在里海以西的北高加索区域连续作战，基本上肃清了这一地区的红军，并迫使红军余部北撤至阿斯特拉罕-察里津一线。这一行动史称“第二次库班进军”。由于2月份察里津红军的反攻，这条战线又向南推到顿河下游和马内奇河一带，顿河哥萨克的首府新切尔卡斯克和南俄行政中心罗斯托夫受到红军威胁。

2月15日，顿河哥萨克推举鲍加耶夫斯基将军（1873-1934）担任大头目，取代在察里津战役当中新败的克拉斯诺夫。克拉斯诺夫亲德，与亲协约国的邓尼金等沙俄军官长期不和。在德皇宣布投降后，德军撤出罗斯托夫和乌克兰，克拉斯诺夫失去了外援，只得宣布接受邓尼金的建议，将哥萨克军并入到邓尼金的“南俄武装力量”（这是邓尼金白军的标准名称）。鲍加耶夫斯基出任大头目之后，与邓尼金的政治立场更加趋于一致，对外开始寻求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对内继续整合各自兵力，南俄白军基本上形成了统一指挥机构。邓尼金旗下除了志愿军外，还有顿河军和库班军两个主要军队集群。与邓尼金关系较为密切的西多林将军担任顿河军指挥官，负责指挥步兵部队，而马蒙托夫负责指挥顿河骑兵部队。

但是这些整合的努力收效甚微。哥萨克部队和邓尼金的志愿军仍旧各自构成作战单元，并没有实质上的统一指挥。这是因为哥萨克部队和志愿军在政治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哥萨克们希望在南俄建立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哥萨克共和国，对攻入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兴趣不大。邓尼金则希望消灭红军，重建沙俄帝国，其政治野心要远远强于哥萨克们。由于双方的这些分歧，南俄战线的白军无法实现完全统一协调行动。双方最后的协商结果是，马内奇河的防线由顿河军和库班军负责防守。顿河下游以西到顿巴斯区域则是由志愿军防守。

南俄红军的主力分别是四个集团军。由西向东分别是第十四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从三月份开始，红军连续向南发动三次进攻，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红军的左翼，白军的哥萨克骑兵击退了红军骑兵的进攻，在5月17-18日之间，渡过马内奇河向北转入进攻，再次迫使第十集团军退到察里津城下。在5月下旬的一次战斗当中，第十集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亲自率领红色骑兵作战，在战斗中中弹负伤。这一情节在苏联电影《第一骑兵军》当中有描述。叶戈罗夫负伤之后，由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克柳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布琼尼回忆说，克柳耶夫是一个很好的参谋长（他后来长期担任第一骑兵集团军基本司令部参谋长一职），但是不是一个好的司令员。1919年夏天，因为第十集团军是否要放弃察里津的问题，布琼尼和克柳耶夫以及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多米尼克·伊万诺维奇·叶夫列莫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布琼尼指责第十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胜利决心不足，作战意志动摇。克柳耶夫则回应道，如果不放弃察里津，第十集团军就有遭到白军包围和全军覆没的可能。

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1919年的夏天整个局面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莫斯科同时受到来自东部高尔察克、西北部尤登尼奇和南俄的邓尼金三方面进攻。在西北，尤登尼奇在1919年下半年两度攻至彼得格勒城下。甚至列宁都已经提议考虑放弃彼得格勒，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在这一问题上共同的反对立场，布尔什维克才决定坚守这座曾爆发十月革命的城市。【1919年10月底，在托洛茨基的亲自指挥下，彼得格勒红军击败获得英国和爱沙尼亚支持的尤登尼奇“西北军”，迫使其退入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当局扣押全体尤登尼奇白军官兵，并开始寻求和莫斯科进行谈判。】在东部，五六月份期间，高尔察克白军进攻迅速，夺取奥伦堡、喀山。在南部，4月份，罗斯托夫以北由红军占领的哥萨克领地再次出现哥萨克暴动。红军后方受到干扰，军心动摇。第八集团军参谋长A.C.聂切沃罗多夫和第九集团军司令员N.D.弗谢沃洛多夫先后投降白军。

投敌之前，弗谢沃洛多夫在布置第九集团军防线时，有意在于第八集团军的结合部留出了空隙。他投敌之后白军掌握了这个情况，迅速利用了这个空隙进行突破，导致南俄红军防线右翼再也无法维持，军队几乎解体。6月，邓尼金志愿军向北攻占了哈尔科夫，向西攻占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乌克兰城市第聂伯市，即原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整个顿巴斯落入白军手中，苏维埃共和国的煤炭供应被切断了。

6月30日，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飞机支援下，弗兰格尔男爵率领的顿河军和库班军终于攻占了察里津。

从6月中旬开始，察里津的白军已经遇上了不少从东线战场渗透过来的乌拉尔哥萨克侦察兵。红军向萨拉托夫退去。弗兰格尔白军尾随而至，双方在卡梅申地区展开了拉锯战。如果白军拿下察里津东北方向100公里外的萨拉托夫，那么有可能构成南俄白军与东线高尔察克白军会师的局面，南部战线和东部战线就合二为一。高尔察克白军获得了黑海出海口的后勤支持，苏维埃政权将会越来越不妙。

但是，由于白军将领们的无能和短视，大好局势转瞬即逝。七月初，东线红军重新部署完毕，发起反攻，将高尔察克白军大部赶过乌拉尔山脉。红军占领了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和奥伦堡。高尔察克白军仅仅在战线南部保持着对阿斯特拉罕的威胁。因为出现了两周的时间差，邓尼金白军错失了与东线白军会师的机会。

白军将领之间的配合也很成问题。高尔察克本人对与邓尼金白军会师毫无兴趣。他把主攻方向放到了北方，试图打通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道路，以便和英国等协约国干涉部队会师，获得更多补给和经济支持。邓尼金本人显然对与高尔察克联手也兴趣缺缺【在邓尼金的回忆录中将错过与高尔察克会师的责任推给了弗兰格尔。后者向邓尼金汇报说，由于缺乏铁路和水路联系，白军在占领察里津后无法发动进攻】。他否决了弗兰格尔向东进攻的建议。春夏两季反攻得手后，邓尼金立刻命令志愿军在乌克兰扩大战果，先后占领梅利托波尔、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等沿黑海城市，最终打通了与敖德萨白军的陆地联系【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撤出敖德萨后，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部队占领了这座城市，城中的白军无法撤出，遂在法国人的支持下与彼得留拉军队对峙，形成割据】。弗兰格尔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邓尼金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最终会导致“红军把我们逐个消灭”。

邓尼金无视弗兰格尔的抗议，继续做好向北进攻的准备。7月2日，邓尼金发布向莫斯科进军的训令。南俄白军兵分三路从西南、正南和东南扑来。左路志愿军在集酒鬼和悍将为一身的马伊-马耶夫斯基将军率领下，沿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向莫斯科进攻。中路顿河军在西多林将军和马蒙托夫率领下经过沃罗涅日-梁赞向莫斯科进攻。右路弗兰格尔的库班军以及其余白军向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方向进攻。

在描述南俄红军的窘境之前，先说一下东线红军的内斗。1919年5月份，当高尔察克白军在东线的进展达到高潮时，东线红军内部却陷入争执之中，这是红军军事战略上的一次大的争斗。东方面军司令员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与红军总司令瓦采季斯【 瓦采季斯，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担任莫斯科卫戍工作的拉脱维亚师师长，曾经在当年7月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变中保卫过克里姆林宫，随后被提升为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和红军总司令。】在进攻方向上各执一词。加米涅夫获得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古谢夫和斯米尔加的支持，也获得了列宁的支持。瓦采季斯获得共革军委主席托洛茨基的支持。1919年7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决定，解除瓦采季斯红军总司令职务，由加米涅夫继任。托洛茨基在斗争中输掉了一局。

加米涅夫在东线立刻开始反攻。东线红军分为南北两个集群。南集群司令员为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北集群兵力只有伏龙芝的一半，司令员是我们将在后面提到的旧俄军上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反击打得很顺手，东线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

东线战场的高层争斗，实际反映出红军早期军事路线的斗争态势。与外界长期认定的不同，托洛茨基并非独揽红军指挥大权，随后才遭到斯大林的挑战。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还存在着加米涅夫这个派系。红军的最高指挥系统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大的战略则需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批准。这种指挥机制更像是集体决策。托洛茨基虽然担任共革军委主席，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指挥决断权。共革军委发布的命令需要托洛茨基和同级别军事委员联署才能有效。加米涅夫的红军总司令一职也受制于共革军委，难以大权独揽。

从1919年夏天开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之间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路线之争。后来斯大林加入这种路线斗争当中，跟加米涅夫矛盾极深。可以推断，如果不是加米涅夫在1936年8月25日“恰到好处”地病逝，他的骨灰不太可能砌入克里姆林宫宫墙倍极哀荣，而是会跟那位同姓的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含冤消逝。

说起来真是一个黑色的巧合，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去世的第二天，“十月革命的叛徒”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被处决了。

不过，在1919年夏天，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之间还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争端存在于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之间。7月，南线白军进攻稍缓，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兵发莫斯科。红军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和部署。7月23日，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下令，以第九和第十集团军组成特别集群，将东线集群将领绍林调来担任司令员。根据加米涅夫的命令，特别集群将沿着顿河草原正面向南进攻，即从察里津出发，目标直指顿河哥萨克大本营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顿河草原的进攻轴线在所有战略方向当中最短，在夺取罗斯托夫之后可以切断英法通过海上向白军提供补给的路线。但因为它将会面对顿河军的正面，将遭遇极为强烈的抵抗。

这一战略在红军高层指挥人员内部遭遇到强有力的反对。1919年6月，时任红军总司令的瓦采季斯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不应以顿河草原到罗斯托夫的最短路线作为进攻轴线。应该以红军右翼，经哈尔科夫到顿巴斯平原方向作为进攻轴线。随着瓦采季斯的去职，加米涅夫任用绍林作为南俄红军特别集群司令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托洛茨基以辞职表示对加米涅夫这一战略的反对，因列宁的介入而未能成功。

1919年8月中旬，绍林以两倍于顿河军的实力，即6.9万名步兵和1.49万名骑兵对顿河军2.54万名步兵和2.15万名骑兵，投入反攻。绍林的特别集群获得了东线红军第28步兵师、第56步兵师（加米涅夫的预备队）和两个旅的加强。加米涅夫对绍林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红军的进攻进展甚微。白军很快转入反攻。马蒙托夫的骑兵突破了南方面军和特别集群之间的防线，攻入红军战线的后方，占领了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科兹洛夫，完全遏制了绍林的进攻势头。与此同时，红军右翼被连续突破。1919年9月20日，左路白军占领了库尔斯克，沿奥廖尔到图拉的铁路一路向北进攻。中路白军攻入坦波夫省，逼近托洛茨基的指挥部，他只得赶紧乘坐装甲专列逃命。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局势越来越危险。南俄红军左翼进攻无效，右翼已经几乎被打垮。10月13日，左路白军占领奥廖尔，逼近了红军的军事工业中心图拉，距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至此邓尼金白军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其控制的土地大部分是沙俄时期工农业最发达地区，生活着4000万人口并通过海路从西方获得援助物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当中最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喊出了“无产阶级，上马”这一口号，而列宁则发出公开呼吁：“一切为了反击邓尼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物极必反。占领奥廖尔后，总共不到15万人的白军部队，战线却长达1800公里，向东延伸到阿斯特拉罕，向西延伸到乌克兰的敖德萨。这导致后勤补给完全失控，进攻力量即将用尽，而且白军的左翼还需要面对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武装袭扰。这支武装在1919年底达到力量的极盛，总人数最少有两万人，其中至少包含6000名骑兵，48门大炮，200挺机枪和4辆装甲列车，战斗力很强。他们甚至一度对邓尼金白军的总部塔甘罗格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牵制住了邓尼金的后备力量。由于邓尼金本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例如，他毫不掩饰地称呼乌克兰为“小俄罗斯”——白军还不得不同时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武装袭击，这就造成了邓尼金白军多处作战的不利局面。另外，白军极度败坏的军纪使他们很难在乌克兰立足。马伊-马耶夫斯基和斯库罗的军队都以暴戾、劫掠和反犹著称，邓尼金对他们却难加以约束。【邓尼金公开承认自己“不喜欢”犹太人，他曾经把志愿军中的犹太军官和士兵撤出一线，不让他们承担战斗任务。不过他对屠犹暴行的默许态度主因是他手下的将领。大部分白军军官认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很密切。】

这时，红军在己方右翼重新部署兵力，一举反攻并夺回顿巴斯盆地的机会也来临了。然而，因为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之间的争执，双方在究竟是沿顿河草原还是沿顿巴斯地区发动进攻迟迟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吵架竟然吵了一个月。最后迫使加米涅夫服从于托洛茨基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绍林指挥无能；另外一个，则是布琼尼抗命不遵。

1919年9月的第一周，绍林在察里津以北的进攻遇上挫折。9月5日，托洛茨基在共革军委两名军事委员的联署下发出电报，要求将第一骑兵军调动到沃罗涅日-库尔斯克一线，以防止马蒙托夫的进攻。加米涅夫第二天即回复称，这意味着前线的防御重心出现根本性的转移。他反对托洛茨基的提议。列宁站在加米涅夫一边——任命加米涅夫为红军总司令是列宁的决定。

托洛茨基并不甘心。沉默了两周后，托洛茨基再次提出，经过顿河草原的进攻方向不可行，原因有二：其一是顿河哥萨克将会尽全力保卫自己家乡；其二是进攻顿河草原将强化邓尼金的志愿军与顿河哥萨克的协同，使他们更加团结。因此，应该将进攻方向转向作为煤炭基地的顿巴斯。这里公路和铁路条件比较好，城市化程度高。城市工人们当中有大量苏维埃政权的同情者。同时，它能够吸引志愿军，而顿河哥萨克却因为顿巴斯是“外乡”而不愿意救援。这样能把志愿军和顿河军分割开来。

共革军委此时从东线调来大批新锐部队，9月13日再次调整了南俄红军的指挥机构，以第九、第十和第十一集团军组成东南方面军，绍林为方面军司令员。以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四集团军组成南方面军，叶戈罗夫担任司令员。但是共革军委还是没有采纳托洛茨基的建议，仍旧以东南方面军为主攻部队，叶戈罗夫的部队用来对付邓尼金的志愿军。

第一骑兵军此时的位置有点尴尬。1919年8月，第一骑兵军击败白军戈卢宾采夫和乌拉盖将军的骑兵部队，一度有可能攻入察里津城内。但布琼尼的进攻被克柳耶夫所否决，要求骑兵们西移以掩护第十集团军右翼。双方在骑兵应该扮演进攻还是防守角色上吵得不可开交。克柳耶夫甚至发出威胁，如果布琼尼再不服从命令，就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8月中下旬，第一骑兵军奉命调到第十集团军右翼，准备渡过顿河。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布琼尼向绍林表示强烈的抗议之后，后者决定把第一骑兵军调到第十集团军左翼，掩护自己的后方不被偷袭。但这种说法未经证实。布琼尼一直认为，骑兵军的任务是寻找并歼灭白军马蒙托夫和斯库罗的骑兵部队，以消灭对方的战略机动部队。但是绍林却把自己用于掩护侧翼，骑兵部队感到无所适从。而且，本来可以作为突击集群的骑兵军被用于侧翼掩护后，前线红军步兵会因为没有机动部队的前出侦察，一旦敌军骑兵出现容易发生恐慌，影响整个防御体系。正如苏德战争中步兵对坦克的恐惧一样，苏俄内战中步兵对骑兵也一样存在恐惧症。

1919年9月，布琼尼后来说，他收到了远在乌克兰的伏罗希洛夫的一封来信，告诉他马蒙托夫骑兵突破了红军防线，正在红军后方大肆袭扰。来信希望他能够寻机歼灭马蒙托夫骑兵军。远在乌克兰担任师长和集群司令员的伏罗希洛夫此时与布琼尼并无隶属关系。这封信的真假颇让人怀疑。不过与马蒙托夫决战则是布琼尼一直在考虑的事情。

按照布琼尼在回忆录里的说法，他经过思考之后，认为部队在渡过顿河后应该向西前进，先在米列罗沃发动进攻，粉碎西多林将军的顿河军步兵，随后沿顿河右岸和米列罗沃-沃罗涅日铁路北上，寻找和马蒙托夫骑兵决战的机会。10月7日，第一骑兵军获得了南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的命令。这道命令解除了第一骑兵军与绍林的特别集群的隶属关系，将其划归南方面军直接指挥。这道命令告诉布琼尼，白军马蒙托夫和斯库罗的骑兵部队出现在沃罗涅日一带，要求第一骑兵军寻机歼敌。10月9日，第一骑兵军开始向西北运动，很快捕捉到了马蒙托夫的骑兵部队踪迹，苏俄内战当中极为关键的沃罗涅日战役就要拉开序幕。

米列罗沃和沃罗涅日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有300公里。第一骑兵军在无战事的行军状态下每天的行进路程大约是30-35公里，需要10天才能从米列罗沃抵达沃罗涅日。布琼尼传记声称第一骑兵军10月13日就抵达沃罗涅日，只用了5天时间。这根本就做不到。实际上第一骑兵军早在9月底就已经渡过顿河，经米列罗沃向西北一边作战一边前进。而布琼尼的传记中把红色骑兵的出发时间有意写成10月9日，是想通过10月7日叶戈罗夫的命令来赋予红色骑兵奉命行事的合法性，掩盖布琼尼之前抗命的事实。

在9月30日，10月2日，加米涅夫和绍林还不断致电布琼尼，要求第一骑兵军配合第九集团军渡过顿河。第一骑兵军虽然在同一时间里渡过了顿河，但是并没有按照加米涅夫的命令南下，而是西进和北上。在击退西多林的顿河步兵军后，布琼尼指挥骑兵部队一路尾随马蒙托夫的骑兵来到沃罗涅日。

据布琼尼的传记说，他之所以抗命的原因，是获得了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的支持。10月3日，斯大林派遣夏坚科来到布琼尼的司令部，递给他一封亲笔信，对他的行动给予了完全支持。

个人以为，布琼尼违抗绍林和加米涅夫的命令，在很大程度上跟斯大林无关。斯大林的亲笔信里并没有建议布琼尼继续追踪马蒙托夫骑兵军。布琼尼之所以自己做出这个判断，首先来自于自己良好的战场直觉，认为马蒙托夫骑兵军会对红军的后方造成严重威胁，必须寻机歼灭；其次则是来自于自己对骑兵的战争角色的理解。绍林将第一骑兵军当做一支掩护侧翼的力量，限制了骑兵军的机动能力。而在广袤的南俄大地，地形对骑兵的限制极少，骑兵机动能力应该得到充分发挥。布琼尼认为骑兵是战略性突击力量，应该赋予骑兵相对独立的作战地位。

双方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下面的结果：在9月底，布琼尼已经在违抗绍林和加米涅夫的命令。后者命令红色骑兵转向东南，而它却转向西北，开始追踪马蒙托夫骑兵到沃罗涅日。到了10月初，加米涅夫判断，第一骑兵军已经在实质上脱离绍林的东南方面军，加之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他不得已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一天是10月7日。加米涅夫和叶戈罗夫讨论了调兵前往沃罗涅日的事情。当天叶戈罗夫即电告布琼尼，将第一骑兵军划入自己直接指挥之下，为布琼尼擅自向沃罗涅日运动的做法提供了合法性。同时，由于白军攻占奥廖尔，逼近图拉，红军不得不将作战重心转移至这一带。10月13日，加米涅夫电告绍林，命令东南方面军转入防御，实际上将战斗重心从察里津一线转移到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之争，因为手下将领不听调遣，后者算是输掉了。

10月17日，红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员乌博列维奇，部队中包含战斗力很强的普里马科夫第八骑兵师和拉脱维亚步兵师）在奥廖尔，第八集团军（司令员索科利尼科夫）和第一骑兵军在沃罗涅日方面的反攻开始了。两支部队一东一西，打击重点分别落在顿河军和志愿军头上。这场战役将是苏俄内战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