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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历史教育往往只强调其阶级压迫的一面(这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并无二致)，借以掩饰其民族压迫的一面。

即便仅从官制角度看，乾隆时期京官系统自内阁到各部院寺监，自堂官至笔帖式，共有满洲缺1705个，汉军和蒙古缺宫419个，汉缺517个，满洲、汉军和蒙古的官缺占比在80%多。各种官缺可以互相通融，但是基本为满洲、汉军和蒙古可以补汉缺的单向通融，汉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补满缺的，这就是所谓“宗室无外任，满洲蒙古无微员”。雍正在部分将军和督抚例用满蒙的位置使用了汉人或者汉军，已经被视为难得的开恩，不过整个满清历史上也就是雍正具有较强的中国本位意识，乃父乃子则是典型的满洲本位意识。

考虑到权利与义务对等，也就不难理解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自保，以及武昌起义后各省对清廷弃之如敝履的作法。更有甚者，则是长期的民族隔离与压迫导致的各地满城悲剧。赵烈文与曾国藩的对话基本扒光了满清得国治国的面皮，“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