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这些天，我开始给我闺女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正好她学校历史也学到近代史了。我讲的重点就是：怎么才叫实在。

李大钊，早年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只读了一年半就被学校除名，原因是无故旷课。鲁迅也没毕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敢说李大钊跟鲁迅都是方鸿渐、王思聪似的人物，但多少可以说一句，他们喜欢政治，而不喜欢做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实事。

这里面我很关心一个问题：文凭的泡沫化。在《围城》中，方鸿渐在美国搞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回国就成了“人物”。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鲁迅享受了同等待遇。比如李大钊在北大做图书馆主任时，月薪是120元，而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们一个月只能挣8、9块。

这是快100年前的事了，那会，只要是所谓的留过洋的，一回国，身价飙升。这里面，除了对外国的崇拜之外，还有对“文凭”的崇拜。文凭，就像黄金、钻石那样，其“价格”早就超过了其“价值”，故王健林这曾经的中国首富，也不得不给他儿子王思聪买一张英国的哲学文凭。

不讳言的说，文凭的泡沫，老师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李大钊跟陈独秀，堪称典型。

为什么这两位中共创始人，不会搞革命呢？因为他们很不实在——这不是说他们不实诚。

比如，什么叫自由？有具体内容吗？怎么才能得到自由，知道怎么干吗？又比如问，谁是革命的主体？为什么要干革命？能说出个一二三吗？我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说出来，但是看他们做的事，却知道 他们是不会做事的。

在那个年代，革命的主体，就是安源路矿那些一天挣不了一斤猪肉的工人们，他们想要的，就是所谓的庸俗的——钱。简单说，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改善生活。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两条路，和平谈判或者暴力夺取。

而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得有力量。显然，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比如我对我闺女说，如果你的同学集体罢课，某些耀武扬威的老师立刻就会“懂得”：没你们，他们得喝西北风。所以首先要把工人组织起来。然而，工人们不是你给他们【传播一通先进思想】，他们就会组建、加入工会的。道理很简单：说的好听，做起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

毛泽东和毛泽民就是会做事的人。他们的办法是，首先成立合作社会，让工人在合作社里体会到“组织的力量”，胜过千言万语。

而不会做事的人呢？那就只会撺掇，如果被撺掇的对象懂事，他们就讥讽这些人“没觉悟、没文化”，换成今天的时髦词就是“低级、low”——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耳熟？今天的老师、父母，就是这么训学生、训孩子的。成年人撺掇不了，靠辱骂、嘲讽也不管用，就把目标指向年轻人，于是“成功”了，娃娃们头脑一发热，上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站着离家，躺着回家。

安源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其它效仿的地区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瞎模仿，跳过了最重要的一步：让工人们真切的体会到【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而是“自以为得计”的直接向工人们宣讲“安源工会胜利这一模范典型”。这些模仿者后来大多都是以失败收场，比如不讲纪律，比如出了叛徒，比如没搞几天就失去新鲜感了，唯有安源没有倒。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陈，他们跟西方的传教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今天的许多老师和父母，也跟西方的传教士没有任何区别，一贯的方法就是：“你Low，你庸俗，你得向我看齐，向我看齐你就高级了，明白了？”说完拍拍屁股去下一个地方继续“传播先进思想”。

为什么老师总是热衷于重复一些根本没法操作的所谓提醒？比如什么要认真读题啦，比如什么要多观察、勤思考啦。认真读题，怎么个认真法？有没有具体内容？多观察，何以叫多？观察什么？有没有具体内容？勤思考，何以叫勤？思考什么？有没有具体内容？除了词汇，什么都没有。

说到底，老师自己就是假把式，花架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早期之所以牺牲那么大，就是因为自以为传播了先进思想，“一切都【自动】会有的”。今天的老师，跟他们没有半点区别，甚至还不如他们，至少他们还敢面对死亡。

不客气的讲，今天许多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是一个个神棍，在贩卖赎罪券。学生早晚会用各种方式来反抗的。他们虽然不能像我这样说得清楚，但是他们明白，过得痛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多人极其迷信，迷信到了相信西方白人拉的屎都要香一些？

“双剑合璧”：西方的基督遇到了中国的科举。

可以说，没有更坏的结果了。

当然，也不全是坏，也有东西融合的，但那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人吃的是双份砒霜。

美国为什么频发校园枪击案？香港年轻人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都是拜传教士们所赐，区别只是一个在传播福音，一个在传播先进思想，一个在传播知识，共同点都是：我来是拯救你们的灵魂的，喝了这碗孟婆汤吧，喝了之后，你连你老子都不认识了。

根据毛泽东的预言，“文化大革命”隔一阵就要搞一次，我看，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