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为误解而向逍遥蜀客河友真诚地致歉检讨 -- flyingcat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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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瞎眼黑心也得看看襄阳老党员的悲惨晚年啊

少拿地域矛盾来转移话题,仿佛下岗工人悲惨的只有东北?襄阳是东北吗?

“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最终党终于组织起老党员过组织生活,主题是管他们这些下岗工人要党费。呵呵。

是襄阳轴承厂老工人 老党员 鲁爱国的回忆录:

噩梦是从2003年开始的。为了“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好让“靓女先嫁”(注:“经济学家”XXX提出的效益好的国企要先私有化以防日后掉价),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成了累赘,资本家买了工厂,能让老工人,老党员来当家作主么?如是“一刀切”,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当年我恰好50岁,正是我的技术,我的政治觉悟成熟老练时期,却一脚被踢出了厂门,不光是报国无门,跟党无路,连自己吃饭的问题也难解决.。我们这样的一千多建厂元老们成为了“社会人”。这是当年给下岗工人的称呼:不是国企工人,更不是国家主人,名之为“社会人”至于党员称号也失落了。“社会人”、“流浪人”谁来收编呢?

2004年,厂里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爭,要求和厂里的领导对话,和市里的领导对话。市委书记答应来厂和工人群众对话,到时侯,市委书记违约,厂党委书记站在广场边的办公大楼上看笑话,上万名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们要喝稀饭!要活命!”的旗帜,有人打起‘我们要看病,要吃药”的旗帜,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一声喊:“走,我们进城去,市委书记不下来,我们去找他!”

一股强劲的人流,往古城襄阳走去,这时厂党委书记感到大事不好,赶紧绕道追赶,要在进城之路阻挡工人。我走在工人队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人离工人阶级太远太远了。在途中厂党委书记站在工人队伍的对立面,被工人推搡,逃进路边的检察院内躲起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襄阳几万工人堵桥事件,不仅襄轴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钢絲绳厂的工人、化纤厂的工人、制药厂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铁路桥,是通往中国西北、西南的枢纽,过了几天省里派来了几位大领导和工人阶级对话,最让我痛心的一幕发生了。省公安厅厅长在对话会前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

他的‘宣告’刚完就有他指名的十个组织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讲台对厅长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

作为党员,我真是揪心,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被工人推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了啊!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身份买断。

我们这一千多老工人、老党员流浪啊流浪,我们以厂为家,我们被赶出家了;我们倚在党母亲的怀抱,母亲把我们卖了。‘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2014年秋,在破烂的工人家属区的十字路口,居委会的公告栏里,张贴出了一张《告示》居委会的党总支将襄轴改制后的一千多名党员的名单公布,並把他们按居住的街坊,组成六个党支部,围观的成百上千,有些年迈的老人还柱着拐杖来寻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党还记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了的党员的名字。

这一个寻找党员的《告示》引起了襄轴老党员们的痛苦回忆,有的人已经在贫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踪,职位最高的原厂党委贾书记,巳经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这样一位显赫的党员也无人管,一党员又算什么?名单上“死魂灵”(注:沙俄作家果戈里的戏剧,涉及地主利用死去的农奴资料骗钱)已近百人了。

这个《告示》发了两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六个支部在哪里?我们巢归何处?等啊,盼啊,终于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了我的姓名后,通知我24日下午三点到居委会二楼会议室过“党的组织生活”。

十一年,我们襄轴的老党员,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属,从工厂踢了出来,进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毕生为之奋斗的襄轴,就在我身边却又把我抛向远方。一路上,有许多老战友们重逢了,几乎都没有重聚党的旗帜下的高兴喜悦,只感到“心沉沉,路茫茫”。进了活动室,先登记造册,然后每人发了一本学习文件一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读本》,一本《党员活动手册》,再加一枚“党员标志章”。每个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摆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单是两百人,来报到的58人。

会议开始了,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把整个会场前后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约模三十岁的女人,她含着微笑地宣布:“党的生活会开始”。工作人员打开了投影机,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现了一面鲜艳的党旗。第一项是全体起立,唱国歌,音响里放出了雄壮的国歌声,但出席党的生活会的老党员们,个个唱得不起劲,我当时心情也不好,怎么过党的生日要唱国歌呢?

大会第二项是“重温入党誓词”,台上那位女人要我们举起右手,跟着她唸。唸完誓词,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讲解“两学一做”(注:学系列讲话,学党章党规,做合格党员)。她在讲,下边老党员们交头接耳的谈论开了,我身边的是许大姐和她的老伴,她俩原是厂里的中层干部。许大姐热心快肠,她问老伴:这中国梦怎么个做法?老伴笑笑摇摇头。坐在我左边的一位老党员插进来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采访,问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有个人回答说:“涨工资呀!”还有一个人回答说:“生意好多赚一点钱”。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许大姐的老伴当年是分厂的党政一把手,看大家说得不在点子上,就纠正他们:“梦、就是理想,你们懂不懂!”最先反驳他的就是他老伴许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怎么是梦呢?”

“两学一做”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是“收党费”,每人每月交十元钱,要把过去十多年没交的补齐,她的话没讲完,下面就炸开了,这对我们这些贫困流浪十多年的党员,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大数目了。我看很难收场,就把话题叉开,我问主席台上这位女人:“闹了这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她腼腆地说:“我是党支部的副书记,协助王书记工作”。不知为什么?她没报自己的姓名。

话题又一下转到交党费上,坐在第二排的几位老师傅说:“〇三年改制时,我们的党费是五角,现在你翻个跟头吧,日破天是一元钱,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时的二十倍,这十年我们工人的工资翻了二十倍没有?我们享受的福利不但没增加,反而连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连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个月我就不来了。十多年,没过党的组织生活,我是想向党讲一些知心话,知心话一句也没讲,就要钱,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边一排的一位原厂里的中层干部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十三年了,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召唤,我们真想向党倾诉离开党的痛苦日子,像儿子向母亲倾诉至亲之情,可一见面就谈那个骯髒的字眼一一“钱!钱!钱!”回想我们入党的日子,我们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直至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我们被抛弃了,今天一回家就谈钱、钱、钱、这伤了我们的心啊!……。

女书记听他讲得越来越‘离谱`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宣布:“这党费是中组部发文规定的,迟交晚交总得交,从这次党的生活会起,以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三点,开组织生活会。现在散会。” 十三年后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会的第一次会,开了四十五分钟,大部时间,是举行仪式,主要内容是交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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