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梁生宝买稻种 -- 心的方向

这篇勉强算是《梁生宝买稻种》的姊妹篇吧。本来不想继续这个主题，而是专门写写百年中国的“人”与“民”。可是，离开了《创业史》这个依托来单独的叙述，总感觉少了筋缺了骨。事实上，在我的博客里，《梁生宝买稻种》被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我还是喜欢最初在河里一气呵成的版本，虽然挺粗糙的。

看看网上对《创业史》的评论，不喜，我不喜欢他们用世俗功利或精致利己的尺度来审视柳青。柳青，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得到恰当的评判，但是，历史从来不会错误地定位每一个人，公道自在人心！尤其是，海外那些不同历史阶段遗留的产物对于柳青的某些际遇的借题发挥，也促使我得写点什么。

不过，我将无法回避文革，无法回避没有人能说得清的左与右，无法回避貌似无法调和的新旧三十年，无法回避不同历史阶段那些广为诟病的血腥内斗，等等。因此，要写好这篇文章，貌似难度大于《梁生宝买稻种》。我不清楚是不是能把主题驾驭好，我努力而为之。

既然要探究《创业史》的创作，我们就得搞清楚柳青的理想和志向。柳青的人生，是和新民主义革命的后半程及新中国建设的头三十年紧密关联的。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几个概念：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就容易还原出柳青革命生涯的大环境，才能衬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柳青。

在《梁生宝买稻种》里，我解释了新中国这个名字的内涵，为了方便阅读，黏贴如下：

在中国，在历史上，摆脱了在土地上劳作而处于管理群体的或为管理群体服务的，一般称之为“人”；肩负劳动负荷而自由度较低的，贱之为“民”。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的理想是：在这个全新的国度里，“人”和“民”是两大组成部分，都需要改造，“人”和“民”首先要共和。“人”更要主动地融入“民”而自觉地成为“民”的一员，“民”也摆脱几千年来累积的狭隘和卑微而勇于做“人”，最终要六亿神州尽尧舜！

那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还记得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吗？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的：天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倡导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孙文和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节点事件。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潮，就是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这个名字中，只有“民”，“人”去哪里了？这说明，中国民国是在没有搞清“人”与“民”关系对于未来的意义的情况下，仓促建立起来的。甚至说，“人”被刻意回避掉了，在未来的国度里，“人”与“民”的关系不会有真正的突破。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的倡导者：毛泽东，开篇明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起，中华民国在大陆被梭哈出具了，虽然她的历史使命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我没有强调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而强调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了新中国？

资产阶级通常分为两部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资产阶级，这是联合起来而跨越了国界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就是各国特有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者最终要消化掉后者这个阶段性的产物。所以，最终的资产阶级是跨越国界，是没有祖国的。因此，代表资本的掮客和买办，他们嘴里的任何情怀，都是在玷污祖国这个名词。

看看中国民国的太祖和太宗：孙文和蒋介石。他们的背后是民族资产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相反，他们的背后是境外各路资本或者其代言人。代表资本的“人”要鼓动蒙昧中的“民”来推翻清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这个“民国”是中华的吗？我看是挂羊头卖狗肉。和时下鼓励香港的废青搞打砸抢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是同出一辙？

有人也许会问，中山和凯申公背后是西方势力，中国共产党不也是西方理论的产物，背后不也闪动苏俄的影子？

问的好！我来做个细腻的比较，帮助大家辨清谁是真的大圣，谁是六耳猕猴。

孙文和凯申，都是信奉基督教的；而毛泽东是马克思的信徒。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还记得美国总统里根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吗？据说，此演讲的效果非常震撼。今天，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悲哀！相反，今天，复旦在书写新的章程，反倒是让我们看到了脱离了盲从后新的希望。

里根高高在上地教训中国的学子：美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台下，没有一个复旦的学子，这些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能站起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是人民具有专政特权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你那选票式虚伪的人民当家做主。

里根甚至口吐莲花：是基督告诉了我们，要像爱自己那样爱邻居，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哦，这篇稿子的代笔者中，一定有黄皮香蕉，通过里根那张不知羞耻的好莱坞式的嘴，借助圣贤的经典，把美国描述成中国未来最慈祥的邻居！不幸地是，美国从来就不是善良的小红帽，而是一头地地道道的大灰狼。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一直在里根式的笑里藏刀下紧锣密鼓地进行。5年后的北京，里根下的蛆，在中国终于繁衍出一堆嗡嗡叫的绿头大苍蝇。

里根在演讲中，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仰来自摩西的《圣经》。孙文和凯申也是接受了这样教义的熏陶。甚至凯申公下葬时，也是陪伴着《圣经》的，这是虔诚地膜拜还是他那日记式的作戏？而且，为了保证这种教育的连贯性，他们二位的身边，原配被赶走了，填充了具有时代和组织意义的两姐妹，自小就被灌输这种教义的两姐妹。在上帝眼里，爱情真的重要吗？未必，重要的是为上帝的名义服务。由此看来，历来管不住裤裆里那玩意的强东兄弟，无视上帝给他指派奶茶妹的良苦用心，胆敢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对比满口只讲情怀的马教主，他，实在是十恶不赦。

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摩西和上帝是有约定的：所有上帝的子民，要把每年收益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教会。这句话的含义，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又是什么呢？

“所有接受圣经洗礼的，就必须懂得这条教义。因此，和我们四海皆兄弟的朋友们，我们出枪出炮支持你们建立起新的国家。你们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必须有等值的金银来背书。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金融帮助。我们就是在新时代管理你们的摩西团队，你们要心甘情愿地向我们这些上帝的使者支付铸币税。”

哦，貌似代表普世价值的《圣经》，原来隐藏着这样容易被人忽略的条款。无外乎很多传教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慈悲的目的，原来只是觊觎这个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新市场，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世世代代地向我们收取这十分之一？

有人会说，我们去教会，或者教友聚会，募捐，都是自愿和随意的。甚至说，我从来不去教会，也不信什么上帝。傻孩子，你只要在社会上有个职业，你给“上帝”的贡献，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有人说，我们只是给国家交税，傻，我们目前的货币发行机制，是以外汇储备作为背书的。这些外汇是从哪里来的？归根结底，是从美国财政部出来的，是从商业银行里出来的，这是要付利息的，上帝何曾无私过？随后，每一次美元的使用，会有各种费用的。直接跟你收钱，你会反抗，可是，当这个社会的整体架构被巧妙地设计后，玩你，不就跟小便一样轻松？

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只要不是独立自发的，必然都是以牺牲金融主导权为代价来实现的。今天，所有膜拜民国范的和替凯申公洗地的，你们真的知道这条潜规则吗？你们可能不清楚，可是，他们两位都清楚地很！所以，还有点志气的孙文最终义无反顾地联俄联共。而凯申公满口之乎者也，貌似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楷模。事实上，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犹大。他还鄙视胡适呢，胡适，不过是只侵蚀我们文化的仓鼠；他却是直接出卖这个民族的血汗和未来。

而我们的润之呢，他为什么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看看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表述，

“... ...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明白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来自于以近代科技为基础的规模化工业大生产。

那么，孙文和凯申，一个遍历美国和日本，一个也游学东瀛，怎么就没有人告诉他们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和在欧洲真正勤工过的共产党骨干比较起来，他俩及其追随者从没有伏下身子和“民”打成一片，仅仅把自己局限于“人”的圈子里，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注定使他们无法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导师和舵手。

至此，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应该算是说清楚了。一个起步就根据《圣经》的“要义”出卖了金融主导权。相反，润之和他的同志们，出卖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了吗？没有，相反，他的弟弟毛泽民，天才地摆脱了货币发行的金本位理论。哦，这位来自韶山冲且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居然证明了《圣经》不是万能，金本位更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后，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非常有骨气，带领着已经从理论上被西方权贵清理出“人”类队伍的东亚病夫们，经过23年的武装斗争，清理掉一切影响我们在中国实践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反动因素。他们是如何战胜一切反动势力？方法很简单，解放我们的“民”，给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按照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组织军队，用古老文明的智慧化解对手非对称的优势，然后，他们自然就所向无敌。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靠解放了思想的“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他们战胜了西方所有名牌军校毕业的华裔高材生。对手很是不服气，各路傀儡的老师们，亲自披挂上阵，和中国的“民”在朝鲜战场展开对决。结果，我就不说了。一战，就彻底重塑和巩固了我们的国际大环境。

润之和他的同志们，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条件，准备发展近代和现代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一切要素，让“东亚病夫”们最终可以独立自主地建设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世界。

这一时刻，在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之后，在1949年的10月1日，终于来临了。

现代工业生产，第一要素就是生产者。我们要实现独立自主，生产者的主体是以“民”还是以“人”为基础？既然财富是来自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能奉献剩余价值的对象越多，财富积累的速度会越快。自然，要解放全部的“民”成为生产者，同时，也要激发出他们最大的创造力。怎么激发？给予他们“人”的权利。

现在，既然“民”的数量是压倒性的，很自然的，在资源的配置，要预先倾斜于“民”。要在随后的实践中，尝试着不断调和“民”与“人”的关系。可是，在人类历史上，“人”与“民”的关系从来都是等级关系。这种历史形成的不和谐，必然给随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在这种大背景下，柳青按捺不住他的激情，1951年就开始了他在皇甫村的实践。在北京享受相对的优雅舒适？这只会让柳青浑身不舒坦。不生活和工作在第一线，那不是天天吃别人嚼过的馍？

柳青扎根皇甫村，就是要把自己彻底融入“民”，自觉地成为“民”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最终要以“人民”的姿态，以共和国建设者的姿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书写他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创业史。

但是，《创业史》的第二部是以“民”与“人”的激烈斗争结尾的。毫无疑问，柳青在实践中，不但没有收获“人”与“民”的调和，没有看到更多的“人”自觉地成为“民”一员，这个他曾预想的结果，而且，还出现了新的更复杂的局面。不过，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柳青，在作品中，仅仅把从乡村到县委这一区间内的部分问题呈现给读者。

《创业史》第二部的创作应该自1957年就开始了，到1977年，出版了绝对不是完整的第二部。那么，在这个长达二十年的历史跨度中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对于柳青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他创作的目标应该是被不断修正过，甚至说，对于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他需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来做出某些预判，自然，在他心中就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可是，时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心中的所有预案。即使到78年，他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心中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疑问，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认知。

我们站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才发现：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不但有前三十年，改开的三十年，更有随后的三十年。所以，柳青的遗憾是在所难免，但是，我们的事业注定没有遗憾！

因此，我们必须加入新的视角，看看《创业史》第二部创作期间，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我们在第一篇里谈论过，社会主义的初级改造，是以“民”为奉献主体；一穷二白的物质条件，必定限制“人”们要释放个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由此，感到压抑的“人”们非常不高兴了，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已经尽最大可能地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却不愿意去了解：为了奉养他们，我们的“民”已经做出了何等的牺牲。几千年来的等级观念，让“人”只懂得敬鬼神，敬帝王，敬权贵，对于养育他们的“民”，从来都是傲娇和任性的， 这是TMD什么臭毛病？

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安的是，“人”群的数量，在悄无声息中，已经呈几何级数的趋势在增长！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于“人”群的构成做一个小分析了。

在建国之初，“人”群的成分主要是农村的“地富反坏”和在城市里接纳的前朝遗老遗少们。挟新中国成立时的八面威风，“人”群相对还是安分的。

在乡村这个层面，姚士杰和郭世富等是明面上的“人”；郭振山属于新晋的隐形“人”。只是，在农村，这两个群体，单独地话，都起不了大风浪。

令人震惊地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人”的团伙。在《创业史》中，县委书记陶宽正缓慢地滑向这个群体，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基层的情况，对于上面布置的任务，对于革命的新要求，自然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最终必然会蜕化到以阳奉阴违来应付和糊弄。其实，在中央层面，这样的圈子也在慢慢地形成。例如，被公开点名批评就有刘少奇，杨尚昆，邓子恢，薄一波，等等吧。这些人身居要职，他们个人的做派和习惯，会潜移默化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蔓延开来，就会严重侵蚀共产党的纯洁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结果会是什么？

今天替这批人洗地喊冤之声，此起彼伏。这些人，在革命年代是有贡献的。在新的历史征程，人民给予他们以巨大的信任，把这些人推送到领导岗位。可是，这些人并没有与时俱进，看不清我们万里长征最终是为了什么，相对，由于对于物欲丧失警惕性，自然就逐步滑向落后和反动。

有反动那么严重吗？有！这些人，已经不是普通的自然人了。在前进的队伍里，你是带路人和先行者，任何对自己的放松，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不是反动又是什么？今天，为这些人的错误洗地，那是需要钱来完成的，替这些人洗地的后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一个该令人深思的问题吗？

我们的党内，还产生了一批极左之“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咱们的彭德怀元帅。彭总带兵的时候，也吃过败仗。败仗，未必都是他这个统帅的问题。这个道理，谁都清楚，包括他本人。可是，对于一个新中国，建设中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党内，他亲密的战友已经有不少蜕变成隐蔽“人”，他们开始阳奉阴违，开始弄虚作假，开始别有用心，开始误导加怠工，彭总不懂如何分析问题，反而在庐山会议上，开始骂了娘，这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该有的工作方式？你表面上在代表民意。可是，事情泛滥到不可控之前，你骂过那些有问题的同僚和下属吗？为什么朝鲜战场上缺衣少食，你敢骂娘，和平时期，你却做起了好好先生？而且，骂娘可以，关门就不能骂？公开骂就过瘾？你要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某种特殊的功效？为什么开始不信任你的战友？眼前的困难，比长征路上遇到的围追堵截还厉害吗？比23年的武装斗争还可怕？你有过战功，就有骂娘的资格？敢情，一直被太祖教育的“人”所出的问题，到最后，都属于他姓毛的一个人了？！ 那些犯错误的，反倒成了驴粪蛋，四面光八面圆了。对此，最精辟的总结，出自河友抱朴仙人之手。

彭总最伟大的战友，被封闭在中南海里，每年只能通过身边回乡的工作人员，了解农村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也仅仅能通过一些粗拉拉的巡视，争取发现一些问题。他失去了太多的自由，他再也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通过潇洒的游历来获取第一手的社会资料。我们有多少人，想过，这个年已过半百的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全部自由！有人同情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在很多人眼里，他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你们自己的失败来承担责任！

问题已经出现，而且逐步呈现出有组织的特点。他，怎能不察觉？可是，核心人物是谁，首脑是谁，胁从是谁，危害的评估，这都需要观察。在有意地被监听，在有意地被封锁，他只能放任对方的表演，通过事态的放大和恶化，来捕捉隐蔽“人”的蛛丝马迹。所以，放任大跃进，才是一张最大的网。所有认为他被控制了，被蒙蔽了的，被绑架了，被糊弄了，被误导而无法反击了，可以从此为所欲为而不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最终，都将为自己的小聪明和幼稚病付出惨痛的代价。

彭总，我们的大将军，开始变了。你给过你心爱的战友第一手基层资料吗？甚至说，脱离基层，不也是从你们自己就开始了？当你的某些战友蜕变了，你帮助过他们，还是和他们做过斗争？都没有！甚至说，像彭总这样变了的人，还不少。关键，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变化，从来都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年代，还需要政委来平衡。和平年代，早就习惯了唯我独尊。在这里，我不得不把彭总也归到“人”群里，他们和隐蔽“人”的本质是不同的，但是，所起的作用可能是相似的。以后，我会专门开贴，把彭总做个典型，细致解剖，判明他的病灶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问题。

党外人士，更是五花八门。梁漱溟，胡风，龙云，罗隆基等等，也被点名批评过。对于他们，文革之前，还是非常宽厚的。但是，这不代表知识分子中的“人”群没有膨胀。相反，蔓延的速度更快。美国对我们和平演变多年，出现了时下舆论导向失控；可是，彼时，我们的报纸，也能做到和党中央不一致。我们的右派知识分子们，代代改不了他们的幼稚病。这个病症，我们也需要为其诊疗，不能让这种病态在他们当中代代相传。

这还不算完，在城市里，我们还有一群新“人”类在天天成长，这就是共和国第一代的青少年。父母这一代吃尽了苦头，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对这一代人，就格外呵护和关爱。尤其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受现有条件的制约，我们没有能力接纳他们，实现全员就业。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锤炼和锻造这些共和国的未来？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的年轻人，你们注定了要经受洗礼！

如此累积和叠加，问题的规模就不小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所有的问题之人，会把他们自身修养问题演变成生活和工作中的大小矛盾。所有的矛盾，又会像化学反应一样，会生成新的矛盾化合物。

党内山头之间的矛盾，左与左的矛盾，右与右的矛盾，左与右的矛盾，无党派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吧，这些由个人错误的状态引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大合唱，如果你是当家人，你会有何感受？这些无解的大杂烩，统统交给了毛泽东！他这辈子真的欠大家的？他享受过特权？还是为自己谋过私利？都没有！而且，从建党之初，从上井冈山之始，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日到解放全中国，他那一天不是被这样的矛盾包围着？纷争一天都没有间断过！他不得不戏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TMD，有谁愿意天天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他毛泽东天生就有这种贱癖好？

可是历史选择他，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容忍，他需要循循善诱。为了避免影响工农业生产，为了应付朝鲜的战局，在几个重大关头，他搞了几个不得已的运动。谁最渴望运动？像郭振山一类，在党内产生的隐形“人”。他们对于运动的渴望几乎进入了病态，斗争是他们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追求“人”与“民”的共和，而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旧“人”，方便自己顺带上位，成为共和国的新“人”。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运动里，由于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存在，掌握某种权利的隐蔽“人”，自私地利用职权，巧妙地借助运动，打击各自心目中不喜欢的对象和清理历史上发生的让自己感到不快的过往。也就是说，貌似莫须有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有根有源的。只是，起因未必是为人民服务，结果却一定是宣泄了个人的私欲，个人的局限性和小团队的利益，绑架了人民赋予的权利！这种破坏的影响非常大，如同癌细胞一样，在破坏母体机制的情况下，还定向打击健康的细胞和组织。

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隐蔽“人”和公开“人”的群体在壮大，而且展示出极大的破坏力，任其发展，共和国有被颠覆的可能。特别是党内的隐蔽“人”，这些隐蔽“人”导演的最佳剧目，就是农村的浮夸风。浮夸的出现和基本群众是没有关系的。很显然，是党和政府内的隐蔽“人”伙同农村的隐蔽“人”共同炮制的闹剧。能在报纸上长期地、连篇累牍地失实报道，对我们党和政府的运作机制稍微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党内出了大问题。

如此交织成一锅粥的内部矛盾，对于柳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大家是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的。至于柳青的某些际遇，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毕竟，健康细胞被打击，这是“人”历来热衷的。在这种情况下，柳青是无法继续他的创作了，事态的演变，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他必须搁笔，需要观察和等待，来修正他的创作计划和目标。

问题不能一直悬而不决，否则，我们的新中国可能有垮台的危险。在熬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在中印边境安定后，在我们青年普遍要买过十六七岁的门槛，而荷尔蒙即将爆满的情况下，彻底调解“人“间矛盾的十年文革就开始了。

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小的地方，居然是农村。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未来，我会在分析彭总病灶的帖子里，一并给出解释。在我记忆中，农村经常搞搞斗地主。但是，大多时候，是走过场，敲锣打鼓，同乐而已。

而受伤最严重的领域，恰恰是“人”扎堆的地方。恰恰是“人”们之前屡试不爽的打击健康细胞的手法，这次，居然会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了。其结果，必然是“人”“人”互相倾轧。这个真相，必须还原。离开了历史大环境下的真实还原，你怎么可能看清真相？

有人对文革的定性是十恶不赦。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有问题，有了问题，一定是别人的，虽然满口都是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规则从来那是修养别人的，自己怎么可以在二十四节气之内？

读过《暴风骤雨》的朋友应该清楚，我们的工作队在元茂屯领导农村土改工作，不是工作队去斗争地主韩老六。而是，动员群众跟地主斗争。毕竟，这些地主和工作队的成员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虽然从阶级属性上看，他们彼此是不相容的。如果，赵光腚们都认为韩老六有问题，而且事实确凿属实，那就该斗争他。让矛盾的双方来最终解决元茂屯自己内部的问题。斗争的尺度才是工作队要把握的，对于斗争的保护，才是枪杆子的任务。斗争的目的，不以消灭个体的“人”为终极目标，最终要实现“人”与“民”的共和。只有共和了，独立自主建设我们家园的基础才具备，才更全面。也才有可能发挥我们群体的优势。

所有发生过的，没有一件是可有可无的。今天，我们在享受着这些努力的红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为此开路搭桥的前辈。

继续总结我们的润之，太祖本人一生几乎没有动过枪，也没有管理过钱。对于这两件事，他的任务就是：领导好。他对于什么是领导，做过精辟的总结：第一是找到方法（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二找到合适的人（戒掉左右的弊病能能团结工农的人）来执行方法。原文的出处，我以后补上。这样的经典，其实一直静静地躺在太祖五卷里。五卷，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经》，我会专门开贴论证之。

所以，建国后，所有累积的问题，到了要解决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跟过往一样，太祖只是 完成了对已有问题的号脉和诊断。剩下的，就是矛盾的双方自己来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只是，太祖的药方，是用狂草毛体书写的，看懂之人不多。我之前有过戏贴《深入浅出话文革》，或许能起到点启发的作用。

那么，对于文革的评判和总结，仅仅把“人”对“人”的倾轧，全部归结为太祖个人的问题而告终，这是多么荒谬和肤浅！“人”之间的恩怨，跟有没有文革有关系吗？跟毛泽东是否来过人世间有关系吗？没有文革，”人“和”人“是和平共处的？反倒是，文革更像是一次“人”性的大检阅。这些恶劣的“人”性，值得容忍和保留吗？避而不谈“人”的劣根性，对于尝试化解其劣根性的大师，极尽污蔑之能事，历史会尊重“人”的幼稚愿望而轻易地翻过这一页？真是荒唐，典型的掩耳盗铃！

至此，对于“人”能否融于“民”，“民”是否能自发地摆脱卑微与懦弱，这两大实践，大家产生了怀疑。犹豫了，踟蹰了，甚至是否定之。柳青只能空留遗憾，而无法续写他的《创业史》。随后改开的三十年，我们被迫后退，以“人”对“民”的剥削这种古老的、甚至是自己曾经唾弃的方式，把“民”的无私奉献转化为对西方发达国家输血的经济成果。“人”在这种病态的活动中，终于再一次找到了自我，围绕着普世的荣誉和鲜花，终于有了再次做“人”尊严。 可是，他们再一次把”人“的丑恶展示了一遍。连同文革中的表演，外加改开30年的道德沦丧，”人“，你们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民”就该这么无辜与不幸！？前三十年，为了养育“人”，挥洒了所有的汗水。改开的三十年，为了满足“人”那可怜的欲望，“民”又被无情地压榨。

这种历史性的倒退，进一步加深了“民”与“人”之间在历史上本就形成的阶级差别，这种对立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因此，我们对于”民“也需要给出诊断！你为什么就无法摆脱历史轮回的怪圈？？

今天，我在这谈论“人”与“民”的问题，是因为，是时代的发展对此产生了需求。 因为我们有继续统战资本的需要，因此，对于代理或者代表资本的“人”，会继续给其超“民”的待遇。将欲取之，只能先与之。这个冷冰冰地事实，被我们的竞争对手捕捉到了。 美国显然非常清楚，我们在统战代理着资本的“人”的同时，我们在巩固“民”的环节，极容易丢分。

河友别看我矮的感觉非常敏锐，他在知乎上，就嗅到了这种味道。

事实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强调不忘初心，通过打虎捕苍蝇来安慰我们的”民”，这些措施显得那么有限和无奈。甚至，有的河友好不留情：分配问题，才是根源！

有人会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资本，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重庆模式是建立在目前大环境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大环境，剩下的，只能是每况如下。我们可以在河里做个调查，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有多少人可以第一个冲上去？如果你的答案不是那么坚定有力，那么，就不要再说那些慷慨激昂兼脑残的话语。我们还可以做个调查，如果，我们不得已暂时回到封闭的状态，吃糠咽菜没有猪肉的日子，你能坚持个十年八载吗？

我们不怕战争，跟我们力争避免战争，这是两回事。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回避美国。和美国斗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和平，外加共处！

美国正围绕着我们的隐患大做文章，美国正在尝试利用这个隐患双方的对立，在我们的腹地，也就是共和国内部实施定向定量的精巧爆破！

美国人在香港导演的破坏，在彭佩奥的嘴里，俨然是美国在走群众路线的必然。随后，就是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华为的251事件，美国的操作，简直是神级的。

“人”与“民”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至少得给出精确的诊断。这样会让很多迷失中的”人“迷途知返！让失落的”民“坚定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路踏实地走好！

随后，需要开工《中美共同的敌人》，诊断的贴，还需要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