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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官司经历

1999年，北京。那时的我刚从国营企业出来，在中关村打工。开始住在清华附近的平房，因为太吵太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住处。

顺着报纸上的租房广告我找到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签了一个月的中介合同，交了1500元。负责我的小伙儿刚刚入门，笨手笨脚的样子让我暗笑，但也让我把他当作朋友。一周内他帮我找了两处房子，都不能令人满意。后来我工作紧，没有催促他，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月过去。

找他们退还中介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变了一副嘴脸：小伙象牛皮糖一样赖着要再帮我找找，经理皮笑肉不笑地让我耐心点儿，给点时间等等。被太极拳轰出中介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像一条挂在钩上的鱼。

再去中介公司的时候，小伙儿已经离职，经理换了人，我也已找好了房子。招架住例行的太极拳后，新经理变了嘴脸：“给你三条路：一是接着让我们找；二是把合同转给你的同事；三是到法院去告我！”我气的发抖，指着他鼻子说：“你以为我不敢告你！”

同事的反应让我泄气：有的埋怨我不应事先交中介费；有的告诫我小心，这些中介公司都是有点黑道背景的，为这点钱不划算。就没一个人支持我打官司的。

周末扫荡中关村的时候，看见中科院操场的传达室里有一个法律顾问的牌子，一头钻了进去。一个自称律师，活像睡在我下铺兄弟的家伙接待了我。我出来时，少了70元钱，多了一点信心和一份一页纸的诉状。

请假。在海淀区法院被告知该公司在西城区注册。在一片工地边找到躲在胡同里的西城区法院。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在法院里转悠，交掉75元诉讼费。出法院时，看着法院门口那些破产、查封的通告，我露出了狼的狞笑：“小子，等着瞧！”

我的案子一个月之后开庭。提心吊胆的过了一个月后（我还真怕万一他们觉得找黑道比应付官司便宜呢），我准时来到法院。这个故事的最终boss实际上是个看上去很老实的中年律师，交锋的过程也简单得辜负了我酝酿一个月的热血：被告律师指我私下里和一个房主达成租房协议，而我指出那片小区入住率不到30%，根本不能住人。。。。轻松KO。一个小时后，法官宣布我获胜，中介公司需退我1500元钱及负责我70元的诉讼费。

要中介公司执行法院命令的时候，我又成了扑空的公牛。分公司推到总公司，总公司推到法律部门，法律部门推到财务。当我再次出现在法院，花70元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拿不回那笔钱了。

果然直到2002年我出国，和2005年回国出差，再也没有听到中介公司，法院和我那1500元钱的任何消息。

以上是我唯一一次司法经历。我和周围的很多人说过此事。大部分人的反应居然是佩服，佩服我敢且愿意打官司。

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6年过去，司法系统现在如何？请告诉我，我想知道。

看看我的例子，你会发现中介公司不守信用的成本很低，而维护我应有的权益的成本很高：中介公司赖账的成本只有70元，且得手的概率很大；而我为了维护我的1500元，先后请两次事假，花掉了两百多，付出很多精力和勇气，所得最好不过是拿回原本是我的东西。

与大多数人比，俺受过高等教育，有点胆量，懂点法律，有财力和精力维护我的权益。想想那些被拖欠血汗钱的民工，你会明白那种无可奈何的愤怒。想想那些赖账的老板，想想他们赖账所会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微不足道，你会对按时发放工资的老板肃然起敬：那简直是路上放几十，几百万你不捡，还送还失主，活雷锋呀。

在美国几年的所见所闻让我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需要很大的改进。对于弱者来说，维护自己利益的成本很高；而对强者来说，违反法律的惩罚太低。现代社会里流通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信用。如果每一方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资源防范对方违约，整体运转的效率就不会多高：很多能量用在内耗上了。一个健全的司法系统，应该保证违法的成本高于不违法的成本；司法公正也不应需要“在XXXX的亲自过问下”才能保证。

对我们这样的小民来说，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勇于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对愿意运用法律武器的人，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与支持。在这方面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改善我们社会环境的切实一步。

• 谢谢阁下的分析。特别是最后“补偿性救济“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