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安全与风险 -- 给我打钱87405
截止到目前来看，新冠属“富贵病”，“北半球”富国无一幸免。
往深里说起来，总是以“我忘了”、“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为【解释】，基本上就可以宣判为患有富贵病。我们不如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面对的是所谓的冷冰冰的、所谓的无情的物，比如这个人在投篮，不论这个人如何自认为是因为这是因为那，投进就是投进，没投进就是没投进。富贵病的本质就是容错率高，有资本犯错。穷国哪来的资本？自然不会得富贵病，如印度，直接上大棍子抽。
容错率过低或者过高，对个人而言，都十分不利。过低，缺少改错的机会，过高，轻慢傲娇。
不难体会，容错率的高低，是由人来设置的，所谓苍天无情人有情。就人类这种身体结构而言，独自面对自然，存活率将低到可怕的程度。人与人结成组织，团结一致，就能提升存活率，容错率也自然上升。上升至一定程度之后，人又会产生安全感，这个时候会有两种“出路”：一种是有资本冒险，一种是有资本懈怠。在微观层面，我们会认定懈怠不可取，但我们很难从宏观层面来判断哪种叫对。
不同的文化，对于风险与安全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下面我给大家转发一篇文章，看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
在许多地区进行部分封锁仅仅一周后，唐纳德·特朗普和一些人抱怨起了过度规避风险的公共卫生官员是在以扼杀经济作威胁。特朗普坚持认为，过度谨慎会适得其反，而且很危险：“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他3月22日发推文如是说。次日，他在白宫举行的新闻通报中说：“我们建立国家不是为了关闭。美国将很快重新开放商业活动。”
保守派支持并进一步扩展了特朗普的立场。专栏作家阿伯纳西（Gary Abernathy）在3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参议院通过的刺激计划和居家防护的措施完成了美国“几十年前开始”的倾向社会主义的进军。“由于经济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摧毁，自由与风险之间的脆弱平衡完全不容细想。” 阿伯纳西写道，“在现实生活中，坏事发生并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仍然必须靠自己找到应对和恢复的方法。只有在假想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政府——人们还认为，无论关闭了多少家企业或损失了多少份工作，没有人会拿不到薪水。
还有一些保守派则将保护措施认定为威胁，不仅威胁了美国稳固的个人主义，还威胁到“男子气概”（masculinity）。 基督教牧师沙特尔斯沃思（Jonathan Shuttlesworth）称进行社交距离防护的人为“娘娘腔”（sissies）和“男同性恋”（pansies），被“阉割”过；形容用洗手液的基督教徒信仰是假的，“没种”。另一位牧师则表示，他永远不会关闭教堂，因为他的会众不是“同性恋”。
包括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在内的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包括格伦·贝克在内的权威人士甚至提出，老年人应该自愿冒着生命危险维持经济。
我们何以走到这一步——牧师、共和党政客、总统乃至一大批媒体在号召民众，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经济？
这种辞令由来已久。它源于对《新政》[1]及其创建的社会保障网络的强烈反对，保守派认为这些是反美国、反资本主义和自我阉割的行为，对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称之为“进取精神的强有力特权”构成了挑战。然而正如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新政》自由主义削弱了美国，未来的人们也不大可能回过头来赞同对“社交距离防护”的抵制运动。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第一任就职演说的承诺核心。这一概念在他1941年的“四大自由”演说中再次出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在罗斯福1935年向国会的陈辞中，他提出表述新政目标是“保护这个国家的男女老少免受生命中某些危险和兴衰变迁的影响”。《社会保障法》是罗斯福总统取得的主要内政成就。
保守党谴责这种对安全的特别强调，认为这是对美国精神的遏制打击。一则1935年的《伊利诺伊州日报》社论“新政毁灭之路”，就抨击了罗斯福的政治原则，即“联邦政府应像管理无能的孩子一样统治其公民”。同年，佐治亚州州长Eugene Talmadge用一种结合性别角色、国家主义和天真幼稚的修辞——“母乳喂养、直通社会主义、平庸的愚蠢”驳斥了新政所取得的成就。1936年，共和党参议员Frederick Steiwer将美国传统的自由进取精神与“软弱没骨气的家长制”进行对比。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J. William Ditter在1939年为新政的许多批评者代言，作为“实干家”，怜悯“凝望星空”的新政主义者，他认为罗斯福“假想的安全”没有提供一个自由社会需要的现实基础。
新政实施后，保守派继续贬低对安全的强烈需求，常用理由是“对男性气质的攻击”。1949年，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Strom Thurmond表示：“鼓励美国公民期望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美国”、更具有破坏性了。”
上世纪中期的保守主义修辞中，一个始终不变的观点是，称赞风险是美国公民身份和成年精神的本质，并坚持认为健康的经济是必然危险的。“我们必须维护美国冒险的自由传统——输掉T恤，只要你愿意，”美国商会的Eric Johnston在1943年如是说。全国制造商协会的H·W·Prentis在1942年表示，“自由不属于弱者。”只有“极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挑刺者”会错误而危险地“把安全放在首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自由。1950年，《游行》杂志的出版商Arthur H. Motley将“破产的自由”列为“我们最重要的自由”。否认罗斯福的政府保障使自由成为可能的观点，一位批评家甚至宣称“自由与安全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Howard Robson议员认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不仅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在自由的背景下是不可能的”。
这种批评并非一成不变地被采用。在谴责政府对个人的保障措施为“溺爱”的同时，1930年代许多商业领袖很乐意接受政府为帮助其公司而采取的行动。从1933年成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以救助银行，到“成本增值”合同以保证二战期间工厂得到私营利润，企业家们都依赖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这种虚伪的行为代代相传：政府对穷困个人的保障被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被认为是维护自由的必要条件。
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是正确的。联邦安全网的建立和扩展使战后的繁荣成为可能，这对美国工业和工人均有利。即便如此，今天的保守派仍将福利国家的扩张视为对社会的致命威胁。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说法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令“自由进取精神消失”，这与《新政》反对者的错误如出一辙。这些批评家的过去和现在似乎无法理解的是，某种程度的安全性使人们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愿意冒险：如果你不必担心健康保险，你有可能放弃没有前途的工作，去成立一家新公司。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就像对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新型冠状病毒用最浓缩的形式体现了罗斯福所说的“生活的危险与变迁”。为了面对这些危险和变迁，保护自己，帮助困窘的邻居，保护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令人厌烦的、不正确的“安全如何威胁自由”的争论，而是大胆的《新政》式的政府行动来克服困难。《新政》的启示是，自由与安全不仅相容，而且相互联系。
这篇文章最后几段，从“这种批评并非一成不变地被采用……”起，就开始搅浑水了，或者说，从最初的思想交锋变得“务实”了，作者在暗示，主张“拥抱风险”的人士，实际上是让别人面对风险，换取自身的安全。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很容易被“带偏”，忘掉原本的议题：安全与风险的关系。
我个人所见，风险与安全的关系，当它成为公共议题时，很难取得共识，往往是“成王败寇”。比如面对这次新冠，中国政府强调风险，出手果断，取得胜果；欧美政府轻视风险，不以为然，录得败绩。而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往往“看中既成事实”，以胜论胜，以败论败，因为胜而【解释】胜，因为败而【解释】败。
但是作为个人议题就不会这么轻松。好比一位股民，买入后股价下跌，他就会出现亏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做人太现实”吗？不是。
有一次我同我女儿交谈时，我对她说：这世上的职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门槛低，比如做生意，核心技术低买高卖，任何人一学就会；另一类门槛高，比如当医生，核心技术没有十年八年无法掌握。
选门槛低的人，往往自认为安全，实则风险极高。何出此言？在门槛低的领域，大家都知道核心技术一学就会，普通警察若“脱掉那身皮”与常人无异，老师“走下讲台”并无过人之处……正因为如此，彼此之间的搏杀十分激烈，异常残酷，大有你死我亡之势：警服的数量有限，讲台的数量不多。所以，所谓的商界精英要在包装自我、人际交往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着装到谈吐，从请客吃饭到迎来送往，一切都需要精心策划。
而在门槛高的领域，情况刚好相反，不是位置有限，而是人才不足，有技术不愁位置。因此，技术精英会不断的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技术升级当中去，一旦技术能力处于下风，将被无情淘汰。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核心）技术升级速度极为缓慢，愿意付出成本学习技术的人又不是太多，同时，人的寿命相当有限。这样来看，高门槛领域中，对于个体而言，风险与安全就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
当然，如果再“精打细算”一些，还要考虑其它因素。比如建国初期，受教育人口占比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就有很大的空间“扯虎皮拉大旗”，以次充好，而在今天，上过学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白，“只要让我上讲台，我也可以当老师，照本宣科有什么难的？”老师自然越来越没有人当回事。同理，当过领导的人，自然就不会仰视领导，明白作为一个组织者、一个管理者，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核心技术。正因为如此，在宋代以前，所谓的下层人士不屑于作官，越往早期越是显著，比如许由就“懒”得去当天子，这是因为越是早期，个人越是需要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而在宋代之后，有过当“官”体验的人，越来越少，越是如此，“官”就越是令人神往。今天阴谋论之如此盛行，还是这个原因。阴谋论的本质，就是认定“官”可以操控一切——这显然是空想。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今天与他人结合在一起，比如组织家庭，风险指数急速上升，相信阴谋论的人太多，自律自觉的人太少，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结局不可能美好。事实已经说明，许多家庭分崩离析。
处理好风险与安全的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