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一） -- 孤星

前一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家宣布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农业部、商务部马上出来表态，国内粮食库存总量充裕，不必抢购囤积。

人是铁，饭是钢。老百姓几千年吃不饱饭的问题，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终于解决。

还记得小学初中的时候，学过看过《金色的鱼钩》《老山界》《草地晚餐》《七根火柴》《丰碑》等描写红军长征的故事，还有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在战争年代，缺吃少穿是常态。正因为如此，在开国将帅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回忆，也留下了很多真实感人的故事。

1.红军时期。

1955年授衔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参加革命前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参加革命的，还有像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放弃高官厚禄的，毕竟是少数。《彭德怀自述》还回忆了他童年时代跟随祖母出去讨饭的苦难经历。

正因为吃不饱饭，正因为受到欺压，正因为不平等，才要参加红军闹革命。不少人参加红军，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和追求，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对于一帮十几岁的不识字的农民子弟，不能要求太高。

当了红军，行军，打仗，饥一顿饱一顿。吃顿饱饭也不容易。井冈山时期，朱德还得亲自挑粮。红一方面军长征，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根据地财政枯竭、山穷水尽也是重要原因。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很多人牺牲，很多人退缩，很多人叛变，坚持下来、活到1949年的，都是幸运儿。靠的是坚定信念，靠的是钢铁意志，靠的是必胜信心，靠的是人民支持。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近9万人，长征途中还有补充，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八千人。

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中将回忆到，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他当时随贺龙的大姐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带领的游击队在山上打游击，大雪封山没吃的，一伙人好不容易下山从群众家里带回一罐黄豆，每天煮一点。贺英规定，吃的时候，只许“骑马”（筷子立着夹），不许“抬轿”（筷子平着抄）。黄豆吃完了，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羊桃子、蕨葛根都没少吃。

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的鄂东北道委、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刘华清回忆到，1933年11月，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苏区围剿，他随郑位三在湖北红安北部打游击，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只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白天不敢生火，也没锅，只能晚上用茶缸子煮点东西吃。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当地人烟稀少，大片无人区，没有庄稼地，没有牛羊群，有钱没地方花，筹粮十分困难，经常断粮，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大批同志因为饥饿倒下。一口吃的，一口热水，有时就能救一条命回来。红四方面军和改称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一次比一次苦。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彭德怀是出名的。黄克诚大奖回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后，派到红三军团部队的一军团干部，经常私下里弄好吃的，引起不少议论。李志民上将回忆，过草地的时候，彭德怀得知部队断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吃，以身作则，马上命令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杀了，连他自己舍不得骑、经常用省下来的干粮喂的黑骡子也没留下。杀了之后，军团机关也只留下一点杂碎。

宋任穷上将当时担任干部团政委。他们过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青稞是最好的饭。有一次碰到董必武，抓一点干炒青稞给董老，就是最好的招待。

王平上将时任红十一团政委。团直属队发现了一匹死马，也不管怎么死的，弄来就吃。掉队和他们走在一起的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孙毅，本来不吃羊肉和马肉，这会也没那么多讲究了，拿来就吃。过班佑河之后，彭德怀令王平带一个营回去接应尚未过河的部队，王平他们老大不情愿地往回走了几十里，拿望远镜一看，河对岸七八百人都不动了，派人过去一看，除了1名战士还有喘息（后来也没救过来），其他同志都牺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当时担任红六师政委的廖汉生回忆，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原计划走10 天左右，结果走了17 天。红六师只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后来从其他师调剂了一点），因此专门规定，各级首长要到连上帮助分发青稞粉，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红17团有一个指导员分青稞粉的时候多拿了一把，马上撤职。到阿坝后，根据前边部队经验，红六师四处翻藏民家的牛粪堆（怀疑里边藏有粮食），打开藏民家里佛龛上供奉的菩萨肚子，也没找到多少粮食，还饿死10几个人。有次实在没东西吃，廖汉生的警卫员烤了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给他，结果几个人推来推去都没吃。过了阿坝，红二方面军全军断粮，沿途的野菜也早被挖光，幸好等来了朱老总让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一批牛羊。到了水洼多的地方，廖汉生他们开始学着贺龙钓鱼，无盐水煮，后来又有了罗炳辉给的二两盐，吃得津津有味。

全世界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的洪学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接替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王宏坤负责方面军的后方（筹粮、后方医院、伤病员安置、安全保卫等）。从黑水、芦花到班佑，几百里草地，他们弄不到粮食，就采蘑菇、挖野菜、杀马，有时就把皮带、马鞍煮了吃。洪学智得了伤寒病倒，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中医开药吃，每天吃水煮小蘑菇（没有盐），冲白糖水喝，才给救回来。

红军征粮，有的时候存在与民争食的问题。当地主要是藏区，一开始藏民不了解红军，基本都跑了，甚至对红军打黑枪。后来，一些头人、寺庙跟红军关系不错，卖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大户无所谓，但对于散户藏民来说，粮食就那么多，红军吃了或带走了，藏民自己就没的吃。红军纪律好，哪怕藏民家里没人，带走粮食也给钱，或者打欠条（当时能想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给兑现？），但即使拿到钱，藏民也不好找地方买粮。王平回忆到，藏民跑了，他们就自己动手割青稞准备干粮，自己动手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当时说，听到牲畜的叫声心就跳，不宰吧，部队没吃的，实在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红军驻地外边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我们就得饿死。”据说建国后给了当地人不少补偿。

走出草地到了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哈达铺，物价便宜，吃的东西就多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红10团通信主任张震，带了2个通信兵，买了3只母鸡、5斤面，竟然没吃饱！廖汉生率红六师在哈达铺休整，有的战士饿得太久，吃锅盔吃得太急太饱，撑死了。

西路军失败后，剩下不多的同志在祁连山风餐露宿，东躲西藏。未来的国防部长、1955年到1988年终于进步一级（从中将到上将）的秦基伟，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在一户农牧民家里美美吃了一只羊，睡了一个踏实觉，结果悲剧了，第二天早上被马家军俘虏，后来侥幸在和一批西路军战士被押解到西安的途中逃脱。徐向前、李聚奎上将等比他运气好点，一路要饭回到了陕北。李聚奎路上碰到曾在国民党26路军当兵的一个青年，吃了顿饱饭，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背着不少大馒头上路。欧阳毅中将一路卖字加乞讨回了陕北。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日子也绝不好过。

正因为吃顿饱饭不容易，有人请你吃顿好的、给点好东西，你能记一辈子！1936年11月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打响之前，红三十一军行经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驻地，肖克带着妻子和10几个人去跟团政委刘懋功（1955年少将）要吃的。炊事员们立即动手，用剩下的1个牛头炒了一锅肉，烙了荞面饼子。肖克一行一扫而光，再三道谢，尽兴离开。40多年后，刘懋功在兰空当司令，肖克前去视察，还记得这事。

王宗槐中将念念不忘，1935年6月，他随红四团行进到卓克基以北十余里处的马塘村，刚安排好住宿，团政委杨成武给了他一包盐，大概五斤重，太珍贵了！

当然，长征路上也不都是苦日子，有打土豪、发洋财、开洋荤的时候。王平回忆，部队在云南白水缴获了不少火腿，没少吃。进军金沙江途中，在一个天主教堂发现不少铁桶饼干和果酱。张爱萍（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王平是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政委）懂外文，拿起果酱就吃。王平怕被忽悠，没敢吃，被张爱萍笑话是土包子，后来看马夫吃饼干才跟着吃，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因为吃，还差点闹出命案。1930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攻下河南光山县城，当班长的陈锡联在街上遇见了老班长孙玉清。第二天一早，孙玉清拿几个钢板，陈锡联带班里的10几个战士凑了点钱，一起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尝了尝，结果被定性为“吃喝委员会”，陈锡联差点被抓。没有徐向前及时制止，就没有后来的陈上将和“陈三两”了。

最后做个广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