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的人才困境与高考录取机制改革 -- Climb

中国的人才困境与高考录取机制改革

本文改写自攀登的学术论文《集中动态双边匹配理论与高考录取机制设计》

一、 中国的人才困境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太少了。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实在太少了。

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指标。从2000年到2019年间，20年间日本共有19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对比之下，中国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奖。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按照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目前还只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末。可是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况且中国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们的现在与日本的上世纪70年代比，差距也是明显的。

数学的菲尔兹奖是另一个指标。中国内地至今还没有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相比于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更能够展现中国杰出人才匮乏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基础数学不需要什么巨额投入，我们不可以用前些年中国穷这个原因来搪塞。第二，数学家的江湖特别简单，类似于武侠里的华山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只要你有本事就有你的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也不能用评奖时歧视中国人这个原因来逃避，特别是越南、伊朗这样在西方世界被另眼看待的国家都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第三，菲尔兹奖只奖励40岁以下的数学家，我们更不能用厚积薄发来自我安慰。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不超过四名青年数学家。下一次是2022年，也就是说1982年之前出生的数学家如果尚未获奖，那么就已经失去获奖机会了。

是中国人的基因不擅长数学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不但违背我们的常识，而且我们也能够举出中国香港、海外华裔数学家获菲尔兹奖的例子。

丘成桐教授，生于广东汕头，客家人，几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移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33岁时获菲尔兹奖。

陶哲轩教授，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香港人，父母二人是香港大学的同学。19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21岁博士毕业，24岁任正教授，2006年31岁时获菲尔兹奖。

二、 当前高考的两大弊端

弊端之一：湮没人才

中国人的基因擅长篮球吗？应该说不擅长。几十年来NBA球员里中国人乃至东亚人都是凤毛麟角，甚至白人都只占少数，而黑人占比超过80%。中国人的基因擅长短跑吗？也应该说不擅长。在世界级大赛决赛起跑线上，除了刘翔之外，基本上是黑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足够多的杰出科研人才，而体育却有姚明、刘翔这样世界级的明星？

那是因为体育选材不通过高考！如果体育选材需要通过高考，姚明一定会被湮没。想象一下，如果存在体育高考，一定不只考篮球一门，肯定会考乒乓球等其他科目。乒乓球台高度为76厘米，以姚明2.29米的身高，无论如何也打不好乒乓球。

而我们的大学选拔却一定要以高考总分作为评价标准。对于一名数学家来说，英语好重要吗？完全不重要。数学论文的英语用词都非常简单，更何况当今世界仍然有很多数学领域的论文主要是法语写成的。对于一名文学家来说，数学好重要吗？也许初中数学就够了。所谓人才，无非是某些方面有特长，与之对应的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会有相对短板，以高考总分作为唯一评价标准无疑是僵化而片面的。

姚明是篮球天才，身高是他最主要的天赋；与之对应，身高肯定是姚明打乒乓球的短板。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以爬树的本领来断定一条鱼的能力，那它终其一生都会自以为是个笨蛋。（Everyone is a genius.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a tree, it will spend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it is stupid.）”可是，中国的高考却不但要求鱼会爬树，而且要求猴子会游泳。

姚明是幸运的，而生在中国的数学天才，乃至其他科学领域的天才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必须通过高考才能获得深造的机会。为了通过高考，这些天才们不得不像姚明学打乒乓球那样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付出最多的时间和努力。大多数人失败了，就好像姚明即使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学打乒乓球也很难获得好成绩；少部分人不算完全失败，却也付出了惨痛而无意义的代价。就好像姚明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乃至伤病去学习蹲着打乒乓球，即使乒乓球成绩提高了一些，这个付出有任何价值吗？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高考之外，数学竞赛特别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让许多数学有特长的学生获得了进入好大学的机会。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的确，中国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了非常好成绩。先看团体，1988年-2018年，中国参赛30次，获总分第一名19次，第二名8次，第三名3次，第四名1次。再看个人，30年里共有194人代表中国参赛，其中152人次获金牌。如果不是受到每个国家每年只能派6人参赛的人数限制，中国一定可以拿到多得多的金牌数。怎么评价？在奥数比赛中，中国有着碾压性、压倒性的优势并不为过吧？

你能想象我们国家一半的孩子踢足球，少年足球队横扫全世界，但是中国男子国家队还踢成现在这个熊样吗？中国一半的孩子学奥数，中国奥数国家队横扫全世界，中国却仍然是个数学弱国。为什么？

弊端之二：残害人才

奥数在绝大多数国家只是少数孩子的课余爱好，在中国却成为大学的敲门砖，成为群体性运动。以“职业”对“业余”，在奥数国际赛场上我们必然赢得轻松。可惜的是，别国的奥数选手成长为著名数学家，拿菲尔兹奖；而我们国家的奥数金牌得主后来从事数学研究的很少，在数学研究中崭露头角的更是凤毛麟角，更别提拿菲尔兹奖了。我们经常听说的反倒是，某某奥数金牌出家当了和尚，某某满分选手没有拿到本科学位证书。

我们该如何通过考试来选拔篮球人才？一定要考投篮！可是，如果只考投篮，只有进了全国投篮前1000名的孩子才能成为篮球运动员。那么这些孩子很难成长为篮球明星，因为很可能因为过于专注投篮而被练废掉了。同样道理，如果只通过奥数来选拔数学人才，这些孩子也会被练废掉。

陶哲轩在10、11、12岁的时候三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分别获得铜牌、银牌、金牌。想象一下，如果陶哲轩生长在中国会怎样？十一二岁的他估计连集训队都进不了，他不可能比得过年长七八岁经历过十余年严酷奥数训练的竞争对手。接下来，他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奥数，很难读一个好大学；要么苦练奥数，在十七八岁的年纪进入集训队，“为国争光”，然后读一个好大学。长时间枯燥的奥数训练，不仅仅浪费时间，更可能让他对数学失去兴趣。而真实的陶哲轩14岁入大学，16岁学士，17岁硕士，21岁博士，24岁正教授，31岁菲尔兹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学人才？当然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人，那么用多少时间来解决问题重要吗？不那么重要。越南数学家吴宝珠用十年时间证明了朗兰兹纲领的基本引理，于2010年获菲尔兹奖。数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接力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最后一棒由英国数学家怀尔斯完成，至少用了七年时间。可是考试一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通过数学考试来选拔数学人才一定是有偏差的。

所有的考试都是有偏差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一点，不断有针对性地调整考试，这个偏差就会变小，至少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可是，我们的高考却背道而驰，变得越来越偏离选拔人才的正轨。现在的高考数学题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标准化”，两个小时22道题目，甚至第几道题考什么内容都已经确定。题目如此之多，让许多高中数学老师都无法完成。考试不再是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的是考记忆的准确性和反应的速度。应试教育成为应对高考的唯一法宝，因为所有的题目一定是见过的，题海战术成为必然选择。

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就这样残害了我们的孩子。你是数学天才又怎么样呢？不经历题海的洗礼能保证高考的答题速度和正确率吗？你是超级数学天才又怎么样呢？不经历疯狂刷题能冲破层层高强度怪题目的奥数竞赛吗？你是对数学有着浓厚兴趣的超级数学天才又怎么样呢？经历了题海战术和疯狂刷题，还能保持这份兴趣，不疲惫不厌烦吗？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最伟大的华人数学家（没有之一），陈省身教授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特别题词——“不要考第一”。言简却意深，因为陈省身教授已经意识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希望这些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们发展自己的科学志趣，而不是拘泥于考试。可惜的是，陈省身教授的题词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不考第一不拿奥赛金牌，这些天才们根本就进不了大学。

不只是数学，高考的各门考试都在残害人才。比如语文。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事例——文章被语文试卷作为阅读理解的材料，而作家本人却回答不出相关题目。是的，我们的语文考试就这样扭曲。即使写出的文章能够进入语文试卷，仍然不算语文好；能够回答出那些阅读理解问题的才算语文好。难道这些试卷出题者不应该反思吗？是的，他们有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如果作者还活着，那么这样的文章就不用，而题目却变得更加扭曲。怎么才能回答出这些题目呢？只有接受应试教育，去学习老师教给你的套路。只是这样的考试除了残害人才，还能有任何意义吗？

就在去年，高中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说：“高考是选拔考试，必须适当拉开分距，还要考阅读速度，有15%考生做不完是正常的。”怎么理解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高考语文要考阅读速度，其实考的是学生对考试套路的熟练掌握。把对学生的残害却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如果连阅读理解都可能做不完，那么作文呢？作文只能是连篇假话套话。“乍一看亮晶晶，仔细一看假惺惺。”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学新生的语文实际能力越来越差，这些在高考中拿了语文高分的学生，却讲不清楚一件事情，写不出一段准确的文字。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要求大一新生必修一门课，那就是《大学语文》，这也是被逼无奈啊。

也许有人会说，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虽然也有许多抱怨，但是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么过分吧？是的，你说的很对，因为那是“当年”。恢复高考四十年，高考本身变化不大，但是应试教育对于人才的残害是逐年加重的。各地各高中都在比拼应试教育，表面上比拼的是高考成绩，其实比拼的是谁对学生的残害更的彻底。

就在一年前发生的一则新闻可以验证这一点。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的理科前十名里有六名是来自河北省衡水中学的高考移民。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六名学生并非衡水中学最好的学生，只是中上等的学生。什么原因让衡水中学的学生考试这么强呢？是河北省的孩子比广东省的聪明？还是衡水中学的教师比深圳中学的好？又或是深圳中学没有应试教育，而衡水中学有应试教育？都不是，深圳中学也有应试教育，只是衡水中学的应试教育更强，对学生的残害更彻底。所谓的衡水中学模式就是干净彻底地压榨掉高中三年所有想象、创新和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一切为了考试，一切为了分数。至于这些学生未来的成才率？衡水中学才不管呢。毫无疑问，衡水中学的成才率一定是最低的！

想象一下，面对残酷而扭曲的高考题目，深圳中学和衡水中学谁会胜出？不用想象了，现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衡水中学已经成为河北省的超级中学，2019年的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占全省的三分之二，目前正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向全国扩张。现在，越来越多的高中学习衡水中学，甚至努力“超越”衡水中学。

不仅如此。高考带来的应试教育的压力不断向前传导到中考、小升初、幼升小，大量的幼儿园孩子开始学奥数；高考带来的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断向后传递，即使我们北大清华毕业的孩子去美国读了博士，其成才率也大大低于同时读博的南美、印度、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人。

三、 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

面对中国高考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急在心里。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其中，第42条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特别指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

数十年来，教育部及各省级主管机构也做出过许多改革尝试，但大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江苏曾经在10年内出台了5套高考改革方案，无一成功。2003年起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统一录取的补充走上历史舞台，给予通过的学生在录取中降分优惠或优先选择专业的特权，被寄希望以破解“唯分数论”、选拔出创新型人才。在近二十年里，自主招生的适用范围、形式与定义都发生了数次重大变革，始终处于舆论的焦点。然而，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和深圳大学李忠路两位学者一项针对北大、清华和人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因自招而获得破格录取的学生在学业表现等多个评价维度与统招生并无显著差异。2020年1月15日，教育部公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而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相当于承认了自主招生的失败。

自主招生以及其他高考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这些改革虽然着眼于高考的弊端，却放弃了高考的优点——透明、公平和有规则。在实施高考改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理清楚改革的目标，然后再看如何实施。

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应该体现各高校各专业复杂多样化的人才需求，“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摒弃单一的总分标准，而将选拔标准交给高校。

第二，尊重学生的专业兴趣，没有调剂，考生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一定在他的志愿列表上。在现行的高考录取，乃至自主招生中，通常各个高校之间是互斥的，报了一个大学就丧失了另一个大学的机会，学生的专业兴趣很难保证。今年新推出的强基计划所针对的是基础学科，尊重学生的专业兴趣应该是个基本要求。

第三，应该规则详尽，杜绝人为操作的空间。以往自主招生的选拔标准比较模糊，主观判断空间较大，这会使得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加分，而并没有选拔出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规则应尽可能详尽和透明，以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操作应尽可能留痕，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透明和留痕既是对考生和社会的交待，也是对高考录取相关工作人员的保护。

第四，录取结果应该体现稳定性的要求。所谓高考录取的稳定性是指不存在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即，相比于当前录取高校，考生更偏好于另一高校，而相比于当前录取考生，该高校更偏好于该考生。稳定性是考生以及社会对高考录取机制的基本要求，不稳定的录取结果会给考生带来极大的挫败感。

第五，高考录取机制应该是防策略的。如果机制是不防策略的，那么部分考生可以通过报出的虚假的偏好来获利，考生之间博弈压力巨大；如果机制是防策略的，那么所有考生的最优选择都是报出自己的真实偏好作为志愿列表，如果报出虚假偏好，损失的只能是自己，而其他考生会获利。

现行中国高考录取机制主要分为志愿优先和平行志愿两种，但无论哪种录取机制都存在着不稳定和不防策略的严重缺陷。其中，最戏剧性的事例是2019年北京大学退档河南考生事件。

2019年，北京大学的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名额为8人。录取时，有8名考生报北京大学为第1志愿。其中，第6名考生高考总分为667分，第7名为542分，第8名为536分。北京大学以考分过低为由退档第7、8名考生，另录取第2志愿2名考生（高考总分均为671分）。引发巨大争议后，北京大学决定补录两位被退档的考生。

显然，既然制定了规则就应该遵守，北大不应该违反规则，而退档两名低分考生违反了录取规则。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行的高考录取规则本身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录取结果不稳定，考生和高校都不满意。相比于录取结果——北大录取两名低分考生，北大更想录取两位第2志愿高分考生，而这两位考生在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的情况下也最想被北大录取。其次，录取机制不防策略，有些考生通过策略性行为获益，而另一些考生吃亏。两名低分考生以捡漏策略得以进入北大，而按照规则，两名高分考生不但不能被第2志愿的北大不能被录取，甚至只能接受调剂。第三，正是由于不稳定和不防策略，只好留下人为操作的空间，这在很多时候也是腐败的空间。

2020年初，新冠疫情于武汉爆发，蔓延湖北，影响全国。如今，战疫第一阶段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我们正在防备疫情的反弹，尤其是秋冬季。疫情对考生的高考志愿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而现行高考录取机制的不稳定和不防策略将被放大，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事件。

四、 攀登机制

在学术论文《集中动态双边匹配理论与高考录取机制设计》中，我提出了一个可以完美并完整地实现上述五大理想目标的新机制。为了简洁起见，暂且称它为攀登机制。

在展开攀登机制的具体内容之前，有两点需要强调一下。首先，攀登机制兼容现行高考对考生的评价体系的全部内容，包括总分优先、部分考生有加分等所有细节，可以直接解决现行“志愿优先”和“平行志愿”录取机制的不稳定和不防策略的问题。但是，攀登机制更大的优点在于完成现行的高考录取机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允许各大学各专业对考生有不同的录取标准，而这恰恰是解决高考两大弊端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其次，攀登机制不需要考生理解背后的运行机理，这是攀登机制的防策略的性质决定的。无论是否理背后的运行机理，只要考生把自己想去和可能去的高校专业做一个理性排序，录取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攀登机制并不复杂，多花一点时间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背后的机理。

攀登机制的具体内容如下：

1.高考开考前，各高校专业确定各自的录取标准，以体现对学生的不同要求。

如果沿用现行高考对考生的评价体系的全部内容，跳过此步。

攀登机制下，各大学各专业对考生的录取标准可以不同。例如某大学数学专业可制定这样的录取标准：在其他科目通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条件下，取高考数学科目分数最高的考生；物理专业则可能是——在其他科目通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条件下，以数学权重1.0物理权重1.2取总分最高者。

以上只是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事实上该录取标准可以无限复杂，但也需要满足如下三个要求。①任意两个考生都可比较的。所以，刚才的例子里的规则并不完善，还需要解决如果出现相同分数的情况。②满足传递性。举例来说，如果某高校某专业认为考生A比B好，B比C好，那么一定A比C好，否则就违反了传递性。③满足响应性。该特性有着稍许复杂的学术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对一个考生的偏好不依赖于另一个考生。④满足不严格单调性，就是说不可以高分同学反倒在排在后面。

各高校各专业的录取标准确定和公开的具体时间节点可以讨论。也许可以选择高考开考前确定录取标准并封存，待考试结束后分数出来前公开。这样既可以减少公众对公正性的担心，又能够避免考生的分心。

需要说明的是，允许各高校各专业制定自己的录取标准与自主招生完全不同。自主招生给予高校过大的权力，而且具体操作过程像个黑箱。而这里只给予各高校及各专业有限的权力，即制定录取标准的权力，并且制定好的录取标准公开给社会大众。那么有没有可能人为操作录取标准，使之有利于部分考生呢？举例来说，某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会不会更改录取标准使之有利于自己化学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呢？这个操作空间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小。因为所有录取标准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过分偏向会招来指责。

2.高考成绩出来后，动态匹配开始前，考生提交细化到高校专业的志愿次序列表，长度可为无限但至少为10。

也可以沿用现行高考两层次志愿机制，即先报志愿到高校，然后报志愿到专业，只是这样对考生的专业志愿没有充分尊重。

允许提交细化到高校专业的志愿次序列表，可以充分尊重考生的专业兴趣。例如，一个喜欢化学的学生完全可以A大学化学、B大学化学、C大学化学这样一路报下去；另一个同学对化学试剂敏感，闻到就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则在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完全避开需要做化学实验的专业。

若某高校专业因为单科成绩或者色盲等生理原因不能录取某考生，则直接讲清楚原因并且不允许该考生将该高校专业列入志愿列表。虽然允许考生将这样的高校专业列入志愿列表并不会对录取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压力，但是会浪费考生的精力和时间。

考生提交的这个志愿列表可以很长，不管多长现在的计算机系统处理起来也完全不成问题；也可以很短，但至少长度为N。这个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例如N=10。对于细化到高校专业的志愿次序列表来说，长度为10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

3.动态匹配阶段开始后，考生不可以撤回和更改已经提交的志愿次序，但可以随时增补自己的志愿次序列表。

志愿列表应该反映考生的真实意愿。对于已经提交的志愿列表，说明考生已经仔细考虑过志愿列表中各高校专业的优先次序，不可以撤回和修改；但是考生可以将志愿列表之外的高校专业随时增补进入志愿列表。例如，某考生已经提交的志愿列表为【复旦数学、复旦物理、厦大数学】，则考生不能更改已经提交的志愿列表顺序，但是可以增补为【（北大数学）、复旦数学、（清华物理）、复旦物理、厦大数学】。

4.动态匹配阶段开始后，计算机系统根据考生最优稳定匹配机制动态更新匹配结果，并向考生展示，但强调并非最终结果。

在动态匹配阶段，只要有考生更新志愿次序列表，计算机系统便根据考生最优稳定匹配机制动态更新匹配结果。规则如下：

第1步：每个高校专业考虑将其排在第1志愿的考生，根据各自的偏好规则将考生排序，留下排名靠前最多为录取名额的考生，退回其他考生。

……

第k步：对于上一步被退回的考生，他们的名字进入下一个志愿高校专业的考虑名单。各高校专业对于新进入的考生和保留名单里的考生进行统一排序，留下最多为录取名额的考生进入保留名单，退回其他考生。

……

直到未进入保留名单考生的所有志愿都被考虑过一次。

这里的考生最优稳定匹配机制（students optimal stable matching mechanism）是考生提交志愿，高校决定是否接受的延迟接受机制（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由David Gale和Lloyd Shapley两位教授在1962年首次提出。该机制并不太复杂，但是由于与现行的高考录取规则不一样，初次接触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思考才能理解。

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计算机系统应该尽量详细即时地公布所有信息给所有考生，例如所有高校专业保留名单内各考生的排序，以及正在查询操作的考生在其中的排序等。

5.动态匹配阶段开始后，“最优”匹配可以提前确认录取，无需等待动态匹配阶段的结束。

当某考生进入其“有效”第一志愿所指向的高校专业的保留名单，且在该高校专业所有“可能”录取的考生中，该考生排名高于等于该高校专业的剩余可录取名额，则该匹配为“最优”。需要说明的是，该高校专业所有“可能”录取的考生包括在和不在该高校专业保留名单里的所有考生，但是不包括已经把该高校专业列入志愿列表，却又在其他“最优”匹配中的考生。

在计算机系统中，如果考生点击确认自己的“最优”匹配，则该匹配立即确认为最终录取结果；如果该考生既不点击确认，又不增补志愿列表以使其“最优”匹配发生变化，则计算机系统等待足够长时间后（例如24小时）确认该匹配为最终录取结果，不必要等待整个动态匹配阶段结束。“最优”匹配的提前确认有利于高考录取过程的尽快完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考生A提交的志愿列表是【北大物理、厦大物理】，北大物理有5个待录取名额，按照北大物理的标准考生A在所有“可能录取”考生中排名第5，则北大物理是考生A的“最优”匹配。此时，只要考生A点击确认，就立即确认录取到北大物理，北大物理的待录取名额减1。如果考生A不点击确认，那么必须在24小时内增补志愿列表，使得北大物理不再是考生A的“最优”匹配，否则系统将自动确认考生A录取到北大物理。考生B提交的志愿列表是【厦大物理、厦大数学】，厦大物理有8个待录取名额，按照厦大物理的标准考生B在所有考生中排名第9，但由于考生A排名第8，而考生A的志愿列表里把北大物理排在了厦大物理的前面，并且是“最优”匹配，那么无论考生A是否确认这个“最优”匹配，考生A都不可能被录取到厦大物理，则考生B在厦大物理所有“可能录取”考生中排名第8，厦大物理是考生B的“最优”匹配。考生C提交的志愿列表是【厦大数学、厦大物理】，厦大数学有6个待录取名额，按照厦大数学的标准考生A和C在所有“可能录取”考生中排名第6和7，则厦大数学不是考生C的“最优”匹配。考生A的志愿列表中没有厦大数学，为什么仍然属于厦大数学的“可能录取”考生？因为，只要考生A没有确认录取，则理论上考生A仍然有权力将志愿列表增补为【（厦大数学）、北大物理、厦大物理】。待考生A确认录取到北大物理后就不再是厦大数学的“可能录取”考生，考生C在厦大数学的所有“可能录取”考生中排名变为第6，厦大数学在此时成为考生C的“最优”匹配。

6.动态匹配阶段结束。

正如前面所述，“最优”匹配可以提前确认录取，无需等待动态匹配阶段的结束；即便考生不在计算机系统中确认录取，如果在24小时内不增补志愿列表以使其“最优”匹配发生变化，计算机系统也会自动确认该考生的当前“最优”匹配为录取结果。这样下来，绝大部分录取会在一两天内完成。

动态匹配阶段的结束可能会出现如下三种情况：①自然结束，所有高校所有专业的全部名额确认录取，偶有空余名额是因为没有未录取考生符合条件。②稳定结束，较长时间（例如24小时）内匹配结果不发生变化。③到时结束，设置一个较长的结束时间（例如动态匹配阶段开始7天后），结束时刻的匹配结果即为最终的录取结果。

五、 一些性质

高考录取机制实质上是对不可分的离散资源（考生和高校）进行匹配（matching）的方法。不只是学校录取，婚姻、就业、器官移植等都面临相类似的匹配问题，其主要特点在于定价违法、不道德或不可行，因此价格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名校的就读名额是不能出售的；需要肾移植的病人不一定跟愿意捐赠的亲属有兼容的免疫系统，而人体器官也禁止买卖。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匹配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形成大量文献，并广泛应用于金融、教育和医疗等多个领域的实践中。2012年，Lloyd Shapley和Alvin Roth因对匹配机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市场设计的实践做出突出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学术论文《集中动态双边匹配理论与高考录取机制设计》中，我提出了攀登机制以解决当前中国高考的种种问题，并证明了一些理论性质。由于涉及较多数学内容，可读性不强，下面择要定性阐述一下相关理论性质。

1.攀登机制是稳定的

录取结果的稳定对于考生来说是最大的公平。考生之所以没有去到更心仪的高校和专业，只是因为更心仪的高校专业按照他们的标准录取了排名更高的学生，而这个标准和排名都可查；高校和专业之所以没有录取到更好的学生，只是因为这些更好的学生把录取高校排在了志愿列表更前面。

2.攀登机制是有效率的

攀登机制的效率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以短志愿列表实现了长（完整）志愿列表的匹配结果。在以往文献中，要想达到稳定匹配结果就要求每个考生提交完整的志愿列表，包括每一个高校和专业，而攀登机制只需要提交与考生相关的较短的志愿列表。一是时间维度，通过“最优”匹配以尽快确认录取，极大地缩短了所需时间。

3.攀登机制是防策略的

如果一个机制是防策略的，则说明在该机制下讲真话是一个占优策略，说假话只会让自己受损失，却有可能让他人获益。具体到攀登机制，防策略是指每一个考生都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他考生的行为，也不需要考虑高校专业对自己的评价，只要把自己对高校专业的真实偏好写入志愿列表中即可。

证明了这些性质是有用的，因为不但可以打消机制设计不完善的担心，更可以快速回答人们对一个新机制的种种诘问。例如，人们可能会问，如果考生采取“秒杀”策略会不会获益？所谓“秒杀”是指某些考生先不提交或者只提交不体现真实意愿的志愿列表，待匹配结束前一霎那再提交体现了自己真实意愿的志愿列表，并因此获益。答案是“秒杀”策略无效。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攀登机制的防策略性，“秒杀”策略无非是众多策略中的一种。

当然，理论性质并不妨碍我们对具体情境的分析。比如，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秒杀”策略为什么是无效的。首先，考生不可以不提交志愿列表，等待结束时刻再一次性提交，因为规则要求考生在动态匹配阶段开始前至少提交长度为10的志愿列表。其次，规则规定考生只能增补志愿列表，不能修改已提交志愿列表，所以如果提交了不完整的志愿列表还有修改的机会，而提交了非真实意愿的志愿列表损失的只是考生自己。第三，“最优”匹配的提前确认规则的存在，让“秒杀”等不到最后时刻。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事实上阐述了两个层次的高考改革的解决方案。

首先，浅层次。沿用现行高考对考生的评价体系的全部内容，包括总分优先、部分考生有加分等所有细节，但是替换现行的“志愿优先”或“平行志愿”的录取机制为攀登机制，将实现稳定和防策略的录取结果。类似2019年北京大学退档河南考生事件绝不会再发生。

其次，深层次。将制定考生评价标准的权力交给各高校各专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后，应用攀登机制完成录取，不但可以实现稳定和防策略的录取结果，更能够实现各高校各专业复杂多样的人才需求与考生能力和志趣的匹配。

无论浅层次，还是深层次，实施攀登机制对于国家、人民、社会、考生、家长均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遇到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于利益团体。当然，这里利益的含义不限于金钱，还包括资源、地位、话语权和存在感。

利益团体1——超级中学。在当今的中国，所有的超级中学都是高考总分导向的，应试教育是他们的强项。一旦评价标准多元化，可能会涌现出众多有特色因材施教的高中，超级中学将优势不再。

利益团体2——高考出题人。高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核心，出题人的存在感和话语权极强，事实上引领着教育的方向，而其他人不得不听。一旦评价标准交给各高校各专业，如果他们发现某些科目的试卷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就一定会降低该科目的权重，从而使出题人承压。

利益团体3——各省级教育考试中心（院）。采用透明、规范、无死角的攀登机制将使部门重要性下降。做个类比，前些年计生委只采纳有利于自己部门利益的报告，而忽视那些呼吁尽快放松计划生育的声音。现在计生委已经不再是独立的政府部门，但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晚推出十年的苦果却由全体人民品尝

李克强总理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更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我们的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的国家实在是太需要人才了，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少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