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十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下篇）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能够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也为将来的中国国家安全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有推手，只有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秀才们是不够的，除了他们，一定存在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实践他们理论的机会，只有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也就是说首先一定有高级官员参与，有了他们伊斯兰化理论才能形成国策。同时也必须有中层和下层回族干部群众参与，这样才能保证伊斯兰化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可是如何证明有这样一个体系存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枚举法看来还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回族高级官员，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组织纪律的限制，高级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都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考察方法就是利用伊斯兰中的宗教和生活绑定的特点，来审视回族高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维族，党员）为该团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访问团中的所谓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维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环球》杂志：中国朝觐者历史风云录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前往麦加朝觐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1937年入党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很典型，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经常以侯赛因哈吉自称。侯赛因是黑伯里的经名，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共产党员或者伊斯兰共产党员，可是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在媒体上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社社长的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回族穆斯林共产党员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公共资源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名回族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待至少一周。

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余三位根据公开资料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原统战部长杨静仁先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后，依照穆斯林葬礼安葬

一死两制的石宗源，在清真言的念经声中下葬

主导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知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清真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清真寺举行，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

王连芳的民族情节，或者说是宗教情结

这几名回族中高级官员，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后，他们的葬礼都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闻中报道中高级回族官员的葬礼，关注一下他们是否三天之内下葬，就会发现秉承这种双重价值观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中级的回族官员对伊斯兰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否也秉承这种二重价值观呢？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清真食品泛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清真食品，含义复杂，是扩张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中下层精英是否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早在2014年就提出建议：在列车上增加清真餐。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到2018年，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而2018年前各地大大小小的回族政协委员对提交清真食品相关议案的热切程度有目共睹。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从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教授，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 ；“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西北民族大学马玉祥教授

山东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马传先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四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2016年3月在“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同样，如果查查新闻，尤其是2018年以前的新闻，各行业的回族精英，各级政府中的回族官员和人大代表，无论行业，无论教育程度，无论党派，基本上都在为清真食品的推广和立法摇旗呐喊。在此基础上，清真食品不仅拓展到法律层面，而且已经渗透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直至2019年政府对泛清真泛伊斯兰进行整改，形势才有所遏制。这里我们也就不在一一赘述。

甘肃政法学院马进教授认为沙里亚教法必将升级为中国的国家法律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对清真微波炉盛赞有加

而底层的普通回族干部，普通回族公务员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顾及，敢于表白自己对伊斯兰的态度，观察起来就相对容易得多。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市政府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立即督促当地相关部门予以解决。这其实已经从监管清真食品上升到了监督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而一些回族民族乡镇政府则大大咧咧地把阿拉伯文当作除汉语之外的官方文字使用。而对涉及回民题材的文学作品，“猪”字已经完全成了雷区，各级大小编辑如履薄冰，时时刻刻自我审查，生怕出现政治问题。猪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禁止“猪”字，禁止猪的形象，开创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先河。在超市肉品柜台，汉字“猪”被禁用，强行修改为“大”，成为以民族团结为名修改汉字传统用法的典型案例。

问政银川积极推行教法

政府机构的阿拉伯文牌匾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起始时间大约在2000年前后。可在当地政府的逻辑“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杜撰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就这样，官方主导制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赋予了回民，赋予了宗教。

现在回坊的位置在唐代皇城之内

而在民宗委发明的那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激励下，回族基层官僚在中国农村大搞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中的回族村

在这种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政治正确中，各地出现穆斯林专用设施也就毫不奇怪了。到整改之前，甚至连清真血，清真疫苗的概念全部出现了。

安徽理工大学穆斯林专用澡堂（备注：现已整改）

清真血

清真疫苗

而网上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也格外引人瞩目的，基本上反映了底层回族群众对伊斯兰的认知。其中劝诫中国人要适应和包容大胡子和头巾的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最为典型。而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对伊斯兰的认知，我想基本代表了大部分回族党员的态度。

马晓霖对宁夏中阿之轴被整改，去除阿拉伯因素，如丧考妣

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

以上我枚举了一些个体的实例。虽然不多，但大家只要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去看看过去几年在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虽然共产党内部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回族精英从上到下对伊斯兰都充满了脉脉温情。在对待推广清真食品、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工业体系、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上，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是何政治面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贫富，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态度出奇的一致，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慢慢向前推进。其中自称无神论者的回族共产党员因为手握权力，行动起来也格外卖力，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运作。

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通过此篇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中国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回族群众基础的理论，上上下下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认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思考的方向。

第十章 附录一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另类推手

当泛清真泛伊斯兰化被定位为国策后，非回族的伊斯兰化推手也就自然出现了。他们当中有学者，有官员，有群众，他们忠实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给与他们任务。但他们与伊斯兰的交集并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尚能保留一丝底线，下意识地抵制着泛清真泛伊斯兰。即所谓服从组织决定，在不理解中增加理解。

然而体制中的确实有一小批非回族的学者和官员，积极主动为泛清真泛伊斯兰添砖加瓦。但由于这些人和团体推动伊斯兰化的目的多出于个人目的，实际动机也多与伊斯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只做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群体是非回族官员，既然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发展伊斯兰就是发展民族文化，就是为了民族团结，那么就会受到民宗委的赞赏而形成政绩，何乐而不为呢？原宗教局汉族局长叶小文恨猪如仇寇；杭州市政府为了杭州0.2%的回民修了一座占地10亩，造价2.1亿的大清真寺。北京窦店大清真寺收到群众企业捐款不到40万元，其余由北京房山政府资助，计划投资6018万元，竣工时，投资达到8000万元。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北京窦店大清真寺

第二个群体是非回族学者，由于文革后不仅回族学领域，整个历史领域白寿彝也是领军人物，不顺着人家的思路走，恐怕在整个历史圈就呆不下去了，就更不要说什么升官发财了。所以职责所在也是可以理解。当然也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如中央民族大学汉族教授李松茂（白寿彝学生），和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韩敏。他们两人的特点都是十分积极地打着意识形态的大旗，参与到西北回变宗教圣战士的正名活动中去了。当然他们所谓的还历史本来面目，本质就是颠倒黑白，那些被整村整镇整城被屠杀的百姓，在他们看来都是死有余辜，最多是革命行动的附带损失。受害者反而成了加害者，而刽子手却成了受害者。

这类汉族学者中有一类人必须着重谈一下，此类人的代表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回族学者从解放前就一直想给同治回变翻案，给杀人魔王白彦虎和杜文秀翻案。从抗战时期的回族歌曲就可以看出，杜文秀，白彦虎一直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说个题外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回族知识分子拉大旗，塞私货也就是有传统的，一个抗日歌曲都塞进了这么多东西。

　　敌虏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回民自有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礼拜寺今成焦土，无辜妇孺染血膏。悲哉教胞五千万，蒙辱含羞在今朝。文秀遗风今尚在，彦虎烈气犹未挠。杀乎杀乎杀止乎，争取正义赖宝刀。宗教示我舍西德，何惜流血头颅抛。倭寇破灭腾欢日，回族男儿解战袍!

——中国回族抗战歌，薛文波作词、王孟扬作曲

但由于白彦虎为宗教狂徒，嗜杀成性，滥杀无辜，更重要的是他叛国投敌，所以他的定性，自建国开始就一直争议不断，回族学者虽然一直努力明里暗里地为白彦虎翻案，却始终没有成功。甚至连给西北回变大唱赞歌的李松茂在文革后对彻底正面评价白彦虎也持保留意见。

（白彦虎）到新疆后到后期，投附阿古柏，走上了错误道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作的，也不管其当时的主观目的如何，和祖国的敌人合流总是错误的，对造成其错误的原因可以作些具体分析，为其错误辩解、开脱则是不必要的。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

—— 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性意见，李松茂

而回族学者们则一直期盼一个汉族学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白彦虎翻案，打破这样一僵局。如果以1987年回族学者大规模发表论文，要求正确评价白彦虎开始算，到1998年，等了11年，他们终于等到了王国杰。此年王国杰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重新评价白彦虎》。吹响了中国史学界全面肯定白彦虎的号角。

在新疆与阿古柏政权的合作问题 …… 不能苛求前人。关于白彦虎部队西撒时的汉回仇杀问题 …… 但我们应该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大角度来看待１８６２年一１８７７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民族仇杀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与实质。因此，这两个错误并不能否定白彦虎的一生功迹。从他一生主要经历及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愧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反封建斗争的勇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 —— 《重新评价白彦虎》，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

至于王国杰为白彦虎翻案打先锋的原因，从他对白寿彝之后回族学者的领军人物杨怀中的肉麻吹捧中和他自己的自述上看，我想更多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二字吧。

由杨怀中先生任主编的《回族研究》杂志在2009年4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18篇论文，专门论述19世纪 中叶云南回族反清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笔者手捧刊物，爱不释手，挑灯夜读，夜不成寐。读得兴起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我也是一位汉 族学者，20年来我在研究中亚东干族及撰写评价白彦虎的系列论文及专著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历尽 坎坷，受够磨难。论文不能发，专著不能出。教授不给评，博士不让带。我的第一篇东干学术论文《中亚 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就是杨怀中先生慧眼识宝，帮我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没有这个经历，我哪 来的这些深切感受!我要大声呐喊：杨先生，我敬您!《回族研究》我爱你!年轻编辑，我赞你！马平、马金 宝、李有智、丁克家、丁明俊等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你们肩负的是民族的希望! 任重道远。……

由笔者这个学过俄语专业的陕西学者来研究白彦虎和东干族，也许就是真主的安排！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回民起义故事长大的。……

——回族应加强研究与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2010年

王国杰后来成为国内研究东干人的权威（备注，东干人即为随白彦虎叛逃到俄国的叛军后代），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于李松茂说的“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远不如名利双收来得实在吧。

最后一个为伊斯兰化站脚助威的群体是中国的宗教学学者。其代表人物为卓新平。卓新平，土家族，党员，研究基督教出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这样一大串头衔，可见他在中国宗教学中的位置。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领军的人物，居然公开提出宗教教徒应该被允许入党，作为一名公众学者，作为一个在宗教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政府级智库，作为一名无神论共产党员，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令人诧异莫名。

保护公民信仰自由，促进宗教服务社会——卓新平

随声附和他"教徒可以入党"最响的是基督徒刘澎，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后成立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备注：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性质为非政府组织，NGO），在网上和海外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的李云飞阿訇和他关系密切。

我回了中国！不是为了别的，我是觉得，我有我的生命，我在美国信了主，我想，如果我能为主作点什么事情的话，其他的事情我作不了……我一方面做我学者的研究工作，作为学者，我有一个讲话或者出书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做我研究之外，我自己搞了一个民营的小机构，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宗教的立法。

——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挑战，刘澎

刘澎和李云飞

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民族大学教授宗教学学术带头人牟钟鉴，其为党员，与卓新平渊源很深。在2016年反对反对泛清真泛伊斯兰的大潮中，他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讨伐“极端无神论”的檄文，为伊斯兰化站台。

牟钟鉴： “警惕极端无神论的危害”

对这个团体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帮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给伊斯兰站台？为什么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对在西方千年的仇敌，在中国却能化敌为友，共同战斗？这里我主要关注伊斯兰，对他们也就不展开了。

这三类伊斯兰化的推手，除了最后一类基督教学者有些特殊，第一类第二类非回族官员和学者都是以马列民族宗教理论为出发点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性质上是从属回族学者、回族官员的帮手，虽然有客观原因，可是他们主动积极地冲到了泛清真泛伊斯兰的最前沿，抛弃人类最基本的正义观和道德观，为宗教圣战正名，冲锋陷阵，显然有名利私心作祟，但这种私人原因的行为，对于研究中国伊斯兰化这种现象而言，意义就不大了，对此我也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第十章 附录二 西安回坊，一场官方主导的伪史盛宴

提起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市地标，一般说来，回坊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在官方媒体的反复宣传下，这个伊斯兰穆斯林聚居区建成于唐代，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而且在官方推动下，这个所谓历史悠久回坊，已经成为西安的招牌之一。当地政府甚至喊出了“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口号。把西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赋予了伊斯兰属性。

中国媒体中关于回坊起于唐朝的宣传

当然本地的回民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以至于什么“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死的古城，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等奇谈怪论纷纷出台。

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伊斯兰灵魂是2000年前后才冒出来的，因为回坊的历史是伪造的。其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完全是由政府推动的，回坊边界的明确划分，也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

首先，回坊起自唐代，完全是伪史，并且是肆无忌惮地恶劣伪造。回坊的位置是唐代政治运作的中枢，尚书省和十六卫之左武卫、左骁卫等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之内，如何建的起蕃坊？！

现在回坊在长安城的位置处于皇城之内

实际上回坊什么时候起源争议很多，推到宋代也算牵强。地域范围则更是模糊，即使是清代的七寺十三坊，具体范围至今也仍然不十分明了(今中崇文)。至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变故，此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将西安城内的回民集中，设置木栅，才形成了现在回坊的大致范围。

但回坊的定义自清朝开始，始终是个民间概念，无任何政治含义，也不存在赋予土地伊斯兰属性的含义，仅限于聚居区的简单概念，边界也很模糊。回坊边界明确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由政府以开发经济为主导，回族精英见有机可乘见缝插针，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西安市政府2002年颁布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北院门街认定为“历史街区”，并作为重点景观保护区域。此条例为回坊的重新定义，赋予其政治含义，明确其边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莲湖区将加大回坊等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依托该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发展民族餐饮、民族商贸，形成以民族餐饮旅游为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国内外游客。

—— 莲湖区打造“七大板块”促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6月

在政府的支持下，回坊的回族精英们也行动起来，在周边区域划定边界树立界标。在进入回坊的交通要道上，接二连三地设置起了临时性门楼。这些建造物被设置在五处。2005年左右开始成为常设物。 （备注：现在所谓去阿化，仅仅是去除了门楼上的外国文字和一些宗教用语，门楼形制没变，也没有被拆除的迹象，也就是说其最根本的界碑功能并没有去除）

西安回坊界标

同时西安政府和莲湖区政府等行政机关也开始公开承认“回坊”的存在，2005年莲湖区政府设置的石碑“回坊由来”，正式标志官方对回坊地界和伪史的公开认定。

莲湖区政府树立的石碑

2005年大麦市街扩建，莲湖区政府强行拆迁建筑物，回坊的11个清真寺和回民代表表示反对。对此，西安市规划局提出了“关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线的状况说明”，明文规定西坊西端的大麦市街和洒金桥属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此事可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上公开承认回坊政治地位的又一个标志。 就此西安回坊不仅以一个回族聚居区，一个食品小吃街的面目出现在西安的日常生活中，也正式开始以一个宗教区域、政治区域的面目，正式出现在西安的地方政治舞台上。

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它继承了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时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多层次化。因此可认为除清末的一段时期外，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但在2000年以后，由于不断设置的门楼，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西安回坊从一个食品小吃街，到驱逐汉族商家，到明确此地域为伊斯兰区域，再到其顶替中华文明成为十三朝古都的精神代表，完成了一套鸠占鹊巢的完整操作，其实这就是政府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一个缩影，或许还带有前瞻的意味。就算把门楼改成中式的门楼，但此地域成为伊斯兰的领地，当地宗教势力组织化、政治化已经是既定事实，社区已经被封闭的事实很难去改变了。而其作为大地代治者的野心，“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宣传语已经说得明明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