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二十一章 文革结束以后民族工作的核心、基本点和成效观察

旧有民族理论第一阶段，是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建国前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集团以期夺取政权，而在夺取政权之后旧有民族理论进入了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依然是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但共同面对的敌人变了，建国后的目标是联合起来反对汉民族和汉文明，只有消灭了汉族这个新民族共产族最大的敌人，才能为全民共同成为共产族做好准备。而第三阶段则，则是以全民共产族为核心，以摧毁全部民族主义和各种宗教为最终目的，采用暴风骤雨的暴力手段，推动全民走向共产主义，反应在现实中，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请注意不是无产阶级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用全新文化/文明取代旧有文化/文明的革命。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1950年7月21日)

文革结束以后，面对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失败。中共将自己的民族宗教理论腰斩，抛弃了第三阶段，消灭全部民族全民走进共产族的理论，后退至旧有民族理论的第二阶段：以统战为核心，以民族异化、民族自决为笼络手段，团结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份子，联合起来反对以共产族最大的对手——汉民族和汉文明，为实现全民共产族做准备。然而问题出现了，丢失了将全民融合成共产族的第三阶段的民族理论已经根本不是原来的理论，也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就此文革后中共新的民族理论开始正式形成，新旧两种理论虽然同源，但发展进程和方向显然是不同的，新理论中，共产族和少数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大汉民族主义”成为了主线，大汉民族主义不被消灭，统一战线就不会终结。这个理论虽然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尖锐矛盾，但这种与中国海纳百川式的融合发展模式完全背道而驰的逻辑，终将会给中国带来了更大危机。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必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反省“大汉族主义”。对这一点，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强调过多次。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事务以汉族为中心。所以要制止重建汉族国家运动。

——杨培德(贵州苗学会会长)，2013年11月12日，环球网

民族理论问题的产生原因，首先牵扯整个马列理论，这是一个太过宏大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人能力，所以对此我将不做讨论。其次牵扯到马列民族理论的漏洞，这个作为我下一个“民族”系列的重点，暂且放在一边，只做简要论述，不做重点讨论。这里我重点关注一下文革后民族领域施政的特点是什么？以及文革后的统一战线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革中统战失去了作用，国家民委被撤销，而文革后统战地位在民族领域的地位却急剧上升，其实质是为失败的马列民族理论打补丁。统一战线的基石依然是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在民族领域的基本逻辑：大民族是压迫民族，小民族是被压迫民族。传统文化中提倡地向大民族融合的理论被废止，同时另外一个融合方向共产族也消失了，至此大家彻底平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各个民族绝对平等的美好理论，由于失去向心力必然引领国家走向一盘散沙，中华民族则完全成为一个虚无飘渺的人造概念，前景显然不是那么美好。

失去了理想和情怀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沦为了彻底的实用主义，你支持我，我就给你让权和让利，而这两点最终成为了现有民族统战理论的施政方针的二个基本点。让权主要目的是为了实践和维护苏俄特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中国的体制虽然与苏俄的体制略有区别，但维护民族自决的初衷是一样的。所以才会出现在一个国家中地域带有民族属性的奇葩设计（此国家体制为苏联发明的），才会出现所谓“汉族人口占多数，某某民族为主体民族”的荒诞说法。这种明显带有陷阱的设置之所以没有引起中共的重视，依然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共看来，共产意识形态远远高于民族意识，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一定能够遏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至于为什么？只能归于乌托邦式的自信。当然期待少数民族党员能够丢弃自身的民族主义，从苏联、南斯拉夫乃至中国的经验看，都是自欺欺人。这个自信在今天依然存在，在我看来不过因为积重难返，投鼠忌器，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期待金钱会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只要少数民族口头表示拥护超越所有民族的共产族，那么政府就可以放权给你，就可以让利给你，当然权力的让渡和利益的输送，不会来自共产族的核心利益，一定是来自中国的压迫民族汉族，即使是汉族党员也必须背上这个原罪。这种明显带有逆向种族歧视色彩的行为，中共的说法是汉族必须偿还历史旧账。

让权和让利这两个基本点，在文革后的施政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以让权为主让利为辅，这种政策导致的西北西南的剧烈动荡，令中共自2010年起，将重点转变为让利为主，让权为辅。

第一阶段中胡耀邦是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观察他对“让权”理论的推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观察那个时期的理论发展以及最终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两点题外话必须首先说明，我们不应该把统战和民族方面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个人，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胡是1982年才担任总书记的，而中共文革后的统一战线政策早在1979年就基本成型了，胡耀邦只不过是这个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者而已，只不过可能太忠实了而已。还有一点就是“汉族还债说”的文字很多来自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今仍然被各种文章引用，但是文革后的“汉族还债说”是周总理的理论的吗？正如我们前面说得，不是，现有的民族理论和老理论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那周总理的话作为他支持现有理论的逻辑，明显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下面让我们回归正题。

1980年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所谓在民族自治地方拨乱反正的工作。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的西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下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 “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0年5月胡耀邦率领中央调查团进藏，立刻将对新政策执行不力的中共西藏区委第一书记任荣解职，调任在西藏曾经工作过21年，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阴法唐担任西藏区委第一书记。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主次西藏干部大会，强调排除文革对西藏的影响，重点发展经济，增大援助，大力支持藏族本民族文化，任用藏族干部，将所谓闲置汉族干部撤出西藏。

二十九年以来，我们的藏族成长了，培养了，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藏族干部，一大批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一大批吧，几千几万吧！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最大胜利之一啊。同志们!我们汉族同志要为他们——藏族干部的成长表示高兴啊，这是我们的很大成绩之一啊!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成长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 他比我还更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至于科技人员，这些问题，只要藏族欢迎，有多少占多少都可以，我没有意见。)军队干部不在内，咱们讲清楚呵！军队干部，兵也好，干部也好，要以汉族干部为主，汉族同志为主。地方干部，我的意思，两年，最多三年，脱产干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开。

——胡耀邦，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讲话，1980年5月29日

二十九年来，培养和成长了一大批优秀的、能干的、能联系群众的藏族干部。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最大胜利之一，也是汉族干部对藏族的帮助和贡献之一。汉族干部要为他们的成长表示高兴。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就是大批藏族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新问题，就是让他们多挑担子。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 初，毛主席、周总理就说，在西藏，藏族干部要占百分之六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四十。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好两三 年内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 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执行命令，回去时，组织上要绝对负责安排。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为西藏 建设事业出了力，有些同志没有家，组织上不能不管。走的同志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要有计划地回内地安排工作。这样做 三方面都满意：党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和人民满意。

——胡耀邦，建设西藏要做的六件大事 ，1980年5月29日

1980年8月6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所谓藏人治藏的序幕被正式拉开。从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虽然对总人口（包括有西藏户籍和没有西藏户籍的汉族人口）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但官方是有户籍人口统计的。汉族户籍人口从1980年的12余万人（6.6%总人口）锐减至1985年的7万人（3.6%），而且87-89年的暴乱也没有阻止汉族人口的跌势，直到1993年汉族人口才真正触底，此时汉族人口约为6万5千人（2.8%总人口）。大批藏族干部成为各级政府的第一把手的同时，一个个当年逃往印度的流亡活佛被迎接回西藏，大批达赖时期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佛协等。而大批汉人茫然地离开这片他们奋斗了大半生的土地。

大批进藏干部内调之后，西藏干部领导层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级干部中占72%，在地级干部中占68.1%，在县级干部中占61.2%，全区各地、市、县级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7个地、市党委中的6个由藏族任书记，75个县（含县级办事处、区、市、口岸）党委书记中有63个由藏族干部担任，体现了以藏族干部为主的西藏干部队伍结构特点。

——当代中国的西藏

1984年2月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阴法唐由于犯了所谓 “左倾”错误，“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受到了批评。隔年被调离西藏。伍精华（彝族）担任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穿藏袍，在西藏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西藏民族精英关系密切，从而受到一些党内人士的指责。伍精华则自我辩解道：

“关于统战工作，中央和耀邦同志指示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尤为重要。比如说如何正确对待十世班禅、阿沛等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进藏时，班禅和阿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还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中央派班禅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由我主持请班禅、阿沛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班禅在大会上讲到，‘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永远是，愿意用我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企图分裂西藏的行为作斗争’。作为班禅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能讲出这样的话，实属可贵。”“我耐心地对一些领导干部讲，‘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班禅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起着特殊的作用，不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要再以和班禅对立为荣’。我们应该发挥像阿沛和班禅等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作用，齐心协力把西藏建设好，维护祖国的统一事业。”

“难道这些都是‘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难道在西藏这么特殊的地区统战工作就不重要？难道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正确的？”

——原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伍精华

1987年7月起，统战民族绥靖政策开始显现恶果，西藏开始爆发抗议和示威，伍精华也在1988年12月离开西藏，而他的离职已经无法阻止一场暴风雨的来临，1989年3月的大规模骚乱爆发。

虽然其后中共对其西藏策略进行了修正，汉族人口得到了显著的回升，至2010年，西藏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约为25万人左右（8.2%总人口），但显然在国家和民族认识不统一的前提下，用什么爱中华民族，什么多元一体将各方政治势力团结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称谓吗？多元一体的一体如何体现？显然真正维系大家团结在一起只不过是国家暴力机器而已。心怀异志的势力只不过是蛰伏起来，矛盾必将长期存在，等待再次爆发的机会，2008年西藏爆发的骚乱就是有一个证明。

西藏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让权”式的绥靖政策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立刻引发了新疆和内蒙的强烈反应和混乱，尤其是新疆，虽然最后由于防苏的需要，新疆没有实施所谓汉族人回迁的政策，但是其他措施，如所谓重用民族干部，提高民族干部比例，广泛重修寺庙等政策都得到了贯彻，文革后期全疆清真寺约 2930 座，1985 年伊教宗教场所已达 1.55 万处，2015年清真寺则暴增至24532座，为今后的乱象留下了伏笔。

当新疆西藏大规模出现问题之后，中共将重点从让权转为让利，认为只要少数民族都过上了好日子，充分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识到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真正不受大汉主义的威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的时候，再考虑慢慢让权不迟！

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中共有意加大了让利力度。从转移支付上很容易看出，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重点扶持。

2018年各省自治区转移支付排名

然而经济上的让利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让利是全方位的。从入学考试到招工，再到招收公务员，从经商，贷款到税收，再到扶持少民行业垄断，无所不包。2018年贵州高考成绩排名，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加分的巨大威力，前100名考生，仅有15名汉族考生。

2018年贵州高考成绩，少数民族考生以民族加分助力全面压倒汉族考生

而宁夏政府则更进一步，规定回族考生的加分要比其他少数民族的加分还要高一个档次（备注：现已改为所有少数民族加同样的分，当然汉族还是不加分）。宁夏公务员招聘加分的直接后果是录取回族公务员的比例远远大于其当地人口比例的35%，而达到了45%-50%的水平。每年如此招聘的后果，就是少数民族党员最终将控制整个地区。

根据各地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清真企业可以按照民族/宗教进行员工招聘，根据民族/宗教定岗这种全球公认的歧视，在中国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被大开绿灯。北京规定清真企业至少10%（生产单位）或25%（经销单位）的雇员必须来自所谓穆斯林族。宁夏则含蓄地提到穆斯林族的比例不低于本地穆斯林族的人口比例，也就是说穆斯林员工要大于35%。看看宁夏公务员招聘，所谓穆斯林企业招聘汉族人的比例能有多大呢？！

少数民族在法律面前的两少一宽更是公开宣传 ，毫无避讳。直接导致“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直接倒退回封建时代。学术上少数民族学者借助民族问题大捞科研基金的事情就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以回族学者最为突出，研究伊斯兰教法，研究马列主义和伊斯兰的和谐统一，研究如何传播伊斯兰，研究如何规范宗教生活，为神学做贡献，为政教合一做贡献，还有钱赚，这种好事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世俗国家历史上大约都从来没发生过。

中国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

而国家民委2009年推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更是开创了只要顶着民族头衔强化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意识，就可以直接拿钱的先例。

世俗多年的华北回族村寨在民委推动下重新回归伊斯兰

这种让利的背后却是被当作压迫阶级的汉族人作为社会贱民的无奈。2016年贫困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汉族妇女杨改兰，家庭赤贫，却因为家里仅有的3头牛被政府取消了低保，愤而毒死自己的4个孩子，自己也服毒自尽。而这一年投资2.87亿元的临夏民族大剧院竣工，同年临夏州财政收入 31.6亿元，财政支出218.7亿。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至2011年共有清真寺3588座，约300穆斯林/每座清真寺。杨改兰的行为固然不可取，但这种以民族为界限的 “厚爱”与“薄凉”，怎能让汉族能够平心静气，甚至还要继续默默付出呢？

临夏沿途风光掠影

上图为汉族妇女杨改兰的家，下图为投资2.87亿的临夏民族大剧院

纵观文革后的民族政策，国家民委政策无论是“让权”还是“让利”，无论重点放在哪里，都没有解决凝聚力的问题，所谓统战理论根本无法解决以实现共产族为目标的马列民族理论中存在的原生漏洞，多元和一体的矛盾，分裂和融合的矛盾，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漏洞的继续存在寻找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养寇自重“则肯定会成为维护现有统战理论最得力工具。可是按照苏式理论“让权“自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可以想见国家民委只能调整“让权”的快慢，而无解决矛盾的能力。实际上这种困境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似乎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却忽然之间剧烈喷发，而且他们面对的最强大对手，恰恰是想想中应该已经进化成共产族，本来应该安心呆在社会底层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强烈反抗，这是1991/1992年的事情。

在中国，民族统战理论将所有矛盾都归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又秉承了马列理论中对本土大民族深深的敌意，在少数民族宜宽不宜严的指导方针下，试图团结所有政治势力，导致民委根本无法挑选和甄别统战对象，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团结，团结的手段就是让权和让利，又由于其本身不是实体部门，只能向其他部门索要特权索要利益，以便换取所谓的团结，又进一步导致了为了维护部门利益，故意放纵统战对象。虽然其正面意义是它遏制极左势力过于左倾，另一方面，它却要尽力维护那些没有与中共彻底撕破脸的分裂势力的利益，支持他们，壮大他们，当他们在体制内的代言人，直到这些势力能挑战中共的权威时候，再放弃他们。可是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国安等部门被人家渗透干净以后，国家暴击机器对待这些分裂势力力不从心，再也无法约束的时候，国家解体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