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国往事（1）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 -- camelry

武昌首义的枪炮声，如春雷般震撼华夏大地，从中原到西南，从东南沿海到北方各地，不到两个月，内地十八省中就有十四省响应湖北，举起义旗宣告独立，满清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的趋势不可阻挡。

辛亥大变革中，趋势归趋势，但变化是复杂的，难以预料的。

本文中要谈及的民国大佬们（实际上辛亥年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清末民初的这场历史活剧中，有着他们自己的表现，为后人留下独到的场景。以下选几个片段，一窥究竟。

“敢死队长”蒋中正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应变中心都在上海，因而，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

为了上海的光复，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在很紧张地活动。

同盟会中部总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援武汉、督促各地党人响应上，光复上海的领导责任则委托给了陈其美。驻守上海的部分清军官长表示不反对起义，只有制造局总办顽固不化。

1911年11月3日，鉴于武汉战场形势的恶化和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上海起义提前举行。当日下午参加起义的商团、学生、敢死队誓师并进攻制造局，很快上海光复。11月6日，沪军都督府（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

起义之前，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便自动由上海奔赴武汉或他处投身革命军，起义时，不少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主动奔往制造局助战，到起义成功，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是深得人心的。

浙江是清朝军事力量较弱而革命党、立宪派很活跃的一个省份。上海光复的第二天，11月4日晚十时杭州起义开始，5日下午清军旗营和将军署投降，杭州光复。

24岁的浙江奉化人蒋中正，1911年10月30日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同盟会陈其美的指令下，立即奔赴杭州参加进攻杭州清军的战斗。

在日本，蒋中正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11月从东京振武学校结业后，和同学张群被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师团当士官候补生，后来被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见习，这是进陆军士官学校前的必须步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蒋中正和张群等即向高田炮兵联队请假，从长崎乘船回到上海。

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准备上海起义的同时，由蒋中正、王金发等率领敢死队员百余人，2日从上海抵达杭州，准备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杭州的战斗。

敢死队员主要是由王金发等革命党人从浙江奉化等地招募的会党成员和贫苦渔民，一共一百多人，大多是蒋中正的同乡，由于他是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又学的是军事，因此自然就成为敢死队的核心人物。

1911年11月4日夜，蒋中正担任敢死队的“炸弹队临时指挥官”（敢死队长），参加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的战斗。

由于率领敢死队进攻杭州清军有牺牲的风险，蒋中正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立志为革命献出生命，如果有不幸的消息请家人来安排后事。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

辛亥革命后，包括张群在内的许多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都回到日本完成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但蒋中正并未选择回日本完成学业，留下遗憾。

新老桂系

广西于11月7日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以前，广西各地的农民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孙中山为夺取广西作为革命根据地，曾亲自领导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

1910年8月省府桂林成立同盟会支部，革命组织迅速扩大，至次年八九月间，新军混成协里的中下级军官大都入盟。商会，政法学堂、师范学堂都有了同盟会的分部。一时风起云涌，广西各地革命志士，积极展开革命活动。

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桂林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

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广西布政使非常恐慌，就通过各种关系与革命党人谈判，希望避免新旧军发生冲突。

11月7日，广西巡抚和布政使不得不接受革命党人的主张，广西独立，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

第二天独立大会宣布广西巡抚为都督，广西布政使和当时在南宁的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

陆荣廷统率巡防营驻扎南宁，新旧军都归他节制，权力很大。陆荣廷不仅重兵在手，又是本省土著，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攫取广西政权。

广西独立前夕，汉口被北洋军占领。因此，广西一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就要求广西方面派兵援鄂。

广西军政府任命赵恒惕为协统，率领新军混成协取道长沙北上，直出武汉。

桂林新军北上援鄂后，外省人的广西都督副都督都感到在广西很难混下去，就相继以率队北伐为名，离开了广西。

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领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这个“绿林出身”的军阀所窃取。

从此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集团正式登上华夏的西南舞台。

“猛仔”李宗仁

广西独立时，20岁的广西临桂人李宗仁即将从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毕业，李宗仁敬广西陆小总办蔡锷为“神明”。

蔡锷当时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在广西陆小，他常表演骑马耍酷。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锷开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件，一跃而上。

李宗仁回忆过，“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锷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锷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可惜蔡锷是湖南人，“人中吕布”招部分广西人的嫉妒。干部学堂驱蔡风潮愈演愈烈，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

广西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1910年8月同盟会桂林支部成立之后，吸收陆小同学（包括李宗仁）加入同盟会。入会时都要填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

武昌起义和广西独立，消息传来使陆小同学人心振奋。谁知就在庆祝广西独立的活动中，发生了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事件。

　　 陆小同学从庆祝会场逃回学堂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旧军会向陆小进攻，应准备自卫（因为陆小和旧军早已互相仇视）。

陆小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分发子弹（平时打靶用的）给陆小同学，每人十颗子弹。

由于局势紧张，同学们认为陆小人数子弹都不多，不足以抵御防营的进攻。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小弟依靠大哥。

李家村距陆小学堂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素前进。又是一阵鼓噪，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

众人的呼喊声中，“李猛仔”走出队列，当仁不让地站在排头。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被挑选出来辅助李宗仁。

作为搜索尖兵，李宗仁和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

遗憾的是，新军看不上这些陆小同学。他们对于剿灭叛军，成竹在胸，不需要一群鼓噪的陆小学生参加。

总值日官和混成协官长磋商后，告知陆小同学：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

李宗仁决定回家暂避（这使他失去一些“历练深造”的机会，走了和另两位桂系大佬不同的成长道路）。

李家村在桂林以南，李宗仁家两江圩浪头村（现在的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浪头村）在桂林西面，两地相去甚远，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

带着自己的六八步枪（救命的家伙），李宗仁自李家村向两江圩走去。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李宗仁便停下来休息（不知有危险）。

这村庄上没有卖食物的，在一间小店李宗仁想买几个鸡蛋，几位壮年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答应帮忙，但要稍等一下。

穿着陆小军装的李宗仁，在众人的目光下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另外有几个人则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李宗仁顿时觉得有点奇怪（危险来了），提枪上路，离开小店所在的村庄。

刚走出村庄一段距离，发现身后一群人拿着鸟枪和刀棒，朝着李宗仁直追过来。一边追一边大声叫喊“站着！”

李宗仁本能反应，上刺刀，推弹上膛，进入战斗姿势。这伙人放慢步子，但仍向李宗仁逼近。

李宗仁举枪瞄准，厉声警告，“不许靠近，要开枪了！”

这伙人看到李宗仁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鸟枪和刀棒不是钢枪的对手，犹豫一下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

李宗仁也急忙赶路回家。陆小附近一家餐馆，有位很熟的工友黄老二，事后告诉李宗仁以下的故事。

这也是李宗仁在辛亥革命期中一个插曲，由于这次决定回家，李宗仁错过了加入北伐“敢死队”。

后来有人评价李宗仁，说他“忠诚厚道，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小诸葛”白崇禧

就在李宗仁差一点被乡野匪徒杀害的时候，他的临桂同乡和陆小同学，18岁的白崇禧（后来有小诸葛之称）参加了北伐学生敢死队。

为支援湖北，由协统赵恒惕率领广西新军混成协，组成广西北伐军，取道长沙北上，学生敢死队随广西北伐军，直出武汉。

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系志愿组成。学生自备费用（路上盘缠），武器由广西北伐军发给，每人计有“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羊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

白崇禧的家就在桂林城附近，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拦截白崇禧回家。

为了躲开拦截，白崇禧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道经老人山溜马山，到北门城外，与学生敢死队大队会合。

白崇禧草鞋走四方。从广西桂林，经湖南到湖北，学生敢死队先行军至全州、永州。广西山路坎坷难行，白崇禧与同学的脚面被草鞋磨破，脚底也被路石梗伤。

陆小同学，16岁的广西容县人黄绍竑也参加了学生敢死队。参加敢死队的青年学生，后来大多成了新桂系（桂军）中的高级干部。

而广西陆小同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更成为新桂系起家时的首领“李黄白”。

统领广西北伐军的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31岁的湖南衡山人赵恒惕，后来成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

“山西都督”阎锡山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同日响应。陕西，是北方地区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省。

1911年10月22日上午十一点，同盟会和会党在西安发动起义，进攻军装局和陕西抚署。第二天革命军攻破西安满城，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

陕西光复后八天，10月29日山西也宣告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脱离清廷。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加入同盟会，组成山西支部。山西人民的革命意志日渐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山西编练新军时，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新军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太原新军是新成立不久的第四十三混成协，共四千余人，下辖步兵两个标。86标驻在城内，标统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85标驻在城外，标统不是同盟会会员，但是该标的同盟会员数量较多。

山西巡抚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85标去扼守河东。85标标统率领一、二两营不带弹药已经出发。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第三营，以没有弹药为理由，不肯出发。山西巡抚不得已发给了一部分弹药。

85标三营管带姚以价虽非同盟会会员，但有革命思想，领到弹药后的当晚，就和同盟会会员等人密议，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姚以价被推为“起义总司令”。

1911年10月29日，起义军分兵三支，埋伏于南门外，拂晓夺门而入，一支起义军由姚以价率领进攻巡抚衙门，另两支起义军分别进攻满城和军装局。

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86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

起义军很快地攻占巡抚衙门，山西巡抚、混成协协统等被当场击毙。新军炮营把大炮架在城墙上，向满城轰击，只发几炮，旗兵便竖起白旗投降，太原就告光复。

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推举都督。原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主持会议，开始公推督练公所总办为都督，总办力辞不就。

而后改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同盟会员）为副都督。设军政府于谘议局。当天出示安民，发布起义宣言和讨满檄文，均用中华民国黄帝纪元年号。

28岁的山西五台人阎锡山，凭借其从日本归国两年中培植起来的力量，陆军混成协86标标统的地位，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做了山西都督。他出任都督得到新军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地位一直比较稳固。

阎锡山的家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1904年阎锡山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 1909年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回山西。

在日本, 阎锡山与赵戴文（后任山西都督府秘书长）一同加入中国同盟会, 参加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回国后，阎锡山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86标标统等军职。武昌起义后，他曾与赵戴文、以及86标一、三营管带（都是同盟会员）等密谋响应。

但是，阎锡山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及至姚以价率领起义军攻入城内，他才命令所辖各营以保护为名，分别开向抚署、藩库及军装局，并派兵防堵驻城内的巡防营。

清廷得到山西巡抚被杀的报告，就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

31岁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是同盟会员，当时他曾企图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夹攻北京。清廷已有所闻，派吴禄贞出任山西巡抚，企图以此笼络他。

吴禄贞在1911年11月5日密约阎锡山、温寿泉和姚以价等在娘子关会晤，议决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任副都督兼副司令。

但11月7日晚，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燕晋联军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看杀同袍”冯玉祥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10月29日，驻扎直隶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此为“滦州兵谏”。通电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

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

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滦州“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

吴禄贞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

11月2日，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共截获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同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

清廷不敢贸然撤换吴禄贞，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同时又命令吴禄贞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

吴禄贞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

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发动起义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十分令人惋惜的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

11月7日凌晨，因被撤职而怀恨在心的原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收买军官多人，在石家庄车站，杀害了在司令部中开会的吴禄贞。

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

吴禄贞被刺后，清廷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张绍曾后避居天津英租界）。同时把第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77标移至锦州，78标调往关外，80标开到临榆（抚宁）。只留下第二十镇79标团部及一、二、三营驻扎在滦州。

这样就丧失了在直隶近畿发动“燕晋联军”和“滦州驻军”第二十镇一起起义的大好时机。

但即使是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

1912年1月2日，驻滦州的第二十镇79标官兵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是为“滦州起义”。

参加起义的是第二十镇的几位管带（营长），主要是79标第二营管带王金铭，和第一营管带施从云。80标三营管带，29岁的直隶保定人冯玉祥参加秘密筹饷并策动起义。

1907年，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就组建了武学研究会。名曰读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同志，密图举事。

革命党天津同盟会的组织 -“共和会”了解到滦州驻军的情况后，决定积极策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起义。

革命党人白毓昆到滦州79标驻地，与王金铭、施从云密会，并携来孙中山支持滦州起义的军费。北方革命党与滦州新军正式会合。

由于冯玉祥所在的80标被调往海阳（现属山东省烟台市），王金铭亲赴海阳，与驻在该地的冯玉祥等80标管带密谈事宜。

王金铭从山东海阳回到滦州后，及时向白毓昆、石敬亭、鹿钟麟、韩复榘等报告海阳之行的结果，决定宣布滦州独立。

1月2日，韩复榘受托自滦州返回海阳镇，向冯玉祥等三位80标的管带通报滦州起义的消息。

但由于驻滦州的79标标统告密，清廷已先一步下手，海阳镇的80标标统于2日清晨，扣押冯玉祥和韩复榘等。

滦州起义后，起义军准备向天津进军，79标三营管带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清军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赶来围攻起义军，发生激战。

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及天津革命党人白毓昆等均遇难。鹿钟麟、韩复榘等人被清军打散。

由于滦州起义爆发的时候，冯玉祥在驻地海阳，终究没有参与。王金铭、施从云是冯玉祥的同袍，都牺牲了；而冯玉祥被从轻发落，得了个“押解送回保定原籍”的处分。

冯玉祥在自传 - 《我的生活》中回忆道：“这样一个在帝制势力的重围里生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本身的脆弱，领袖人物的幼稚与急躁，以及奸人的诈骗破坏，终于瓦解，成为一场悲痛的失败。”

一位作家写有关鲁迅的文章，有一段文字，令人铭心深思的程度，超过许多其他的鲁迅研究。

先生自责于“看杀同乡”，而老总自责于“看杀同袍”。

“蒙自籍”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学识和能力，却上山“为寇”。这在民国的大户“体面人家”看来，是“另类”无疑。

朱德是四川仪陇人，为了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改报自己是“蒙自籍”应试，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杨池生等。

后来杨如轩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讲武堂，从此著名的反围剿时的“两只羊”和朱德同班学习。

朱德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谈到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朱德描述到，“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

朱德于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蓁、范石生等。

　　 蔡愕从广西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到云南后，他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30日（九月初九，“重九”），革命党人一切准备就绪，起义在夜间提前发动。

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指挥起义军攻打督署。

25岁的朱德，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

贵州省于11月4日独立，成立军政府，但内斗激烈，军政府派人到云南去找蔡锷，请他派兵入黔。

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省政局。

唐继尧于1912年3月初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贵州政权完全落入唐继尧及其所扶植的宪政预备会和旧官僚的手中。

“列兵”毛泽东

湖南与湖北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

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等召开会议，筹划起义。10月22日晨，长沙湖南新军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举行起义，进攻抚署。

很快湖南巡抚投降，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湖南都督。

10月31日乱兵暴动，焦达峰牺牲。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假惺惺地推辞一番，欣然接印继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18岁的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当时正在湘乡驻省中学堂（湘乡一中的前身）读书。

在这里，毛泽东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毛泽东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长沙发生起义，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1911年10月底，他加入驻长沙的起义新军，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50标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毛泽东后来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尊程颂公（程潜）为“老长官”。

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来到北平火车站，迎接北上参加和平建国的程潜。在颐和园昆明湖，毛泽东为程潜划船。

原因是辛亥革命期间，毛泽东是长沙新军的一名列兵，而同盟会员程潜时任湖南督军府参谋部长，后任湖南军事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