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贺子珍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亲属被批斗死亡 -- 副将

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在这个十年中，无数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牺牲的家庭和老干部，都被冲击和迫害。贺子珍同志这位特殊的人物，她的家庭成员也被成绩和迫害。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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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贺子珍胞兄贺敏学的风雨人生

作者：钟兆云 时间：2011-03-03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贺敏学(1904～1988)是贺子珍的胞兄，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行事低调，他的一些事迹慢慢变得不为人知了。

　　毛泽东称他“三个第一”

　　1954年6月，中央建工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时任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的贺敏学第一次到北京。外甥女娇娇(李敏)在星期天到北京饭店看望舅舅后，马上把消息告诉父亲毛泽东。毛泽东甚为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中南海丰泽园做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去接。

　　这是自中央苏区分别二十余年后，贺敏学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家属情况怎么样，贺敏学一一回答。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是指贺敏学1927年领导四县农军发动的永新暴动。毛泽东早年所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言：“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兼赣西农民自卫军(由四县农军组成)副总指挥、党代表，在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率暴动队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以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之职，亲自指挥麾下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的虎将，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的任上，受命转业地方，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是主持大上海的城建，尔后赴西北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毛泽东戴在他头上的“三个第一”的桂冠，贺敏学除了向妻子李立英道及，始终不曾炫耀于人。

　　陈毅：“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正部长级)。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是偏低了，可他又主动降低一级，只要了个8级(副部长级)，说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后来，中央组织部还追问：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前，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麾下10万建筑大军，已提前完成中央交办的大三线建设，国务院下令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归原防，作为建筑种子，播散全国各地。

　　西管总局撤销后，中央原定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上任，却被通知到福建担任副省长。自1958年8月奉命南下后，贺敏学再没离开过福建，副部级职务几十年一贯制。连老战友、老上级陈毅都感吃惊：“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在群星璀璨的开国元勋中，贺敏学的资历和功绩都不输他人，在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也是有口皆碑。使人郁闷难解的是，他的职务似乎越当越小，越当越不起眼。当许多同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荣封大将上将、省长部长时，他却始终衔不过正军、官不过副省。尽管他在与胞妹贺子珍的争执中曾说过“我都是受了你的牵连”，但他从未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索取过任何特殊的报酬和待遇，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福建的群众尊称他是“人民的好省长”。

　　贺敏学长年不得志，原因何在?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让人们明白了一切。

　　宋任穷说他“宁折不弯”

　　“文革”伊始，造反派抄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家，还把叶飞夫妇强行拉上卡车，戴着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

　　当造反派找到贺敏学，劝他揭发叶飞的“罪行”时，贺敏学不为所动：“叶飞同志经过革命考验，是位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好干部。他几十年来辛勤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根本不是修正主义、走资派!”(引自本文作者对叶飞儿女叶小楠、叶小宇等的访谈)叶飞被斗后，孩子们四处躲藏，有的住到贺家，贺敏学李立英给他们慈父慈母般的关怀。省委、省人委一批领导人先后被抓，贺敏学到省委值班的次数增多了。他不怕红卫兵，经常直接去见他们，疏导他们的过激行为。

　　贺敏学对“文革”的种种过左做法越来越看不惯，多次与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交心：他们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走资派，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坏人，简直是无稽之谈，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哪来这么多叛徒?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有这么多坏人，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又怎么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就?碰到一些熟悉的同志，贺敏学还说：现在福建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全瘫痪了，抓了那么多走资派和坏人，搞得人心惶惶，再这样下去，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文革”伊始，江青就曾大放厥词，说贺敏学解放后躺在功劳簿上不干事，坐享其成。加之贺敏学还以这般态度对待“文革”，决定了一场劫难不可避免。好心人劝他躲一躲，贺敏学却说：我没做过亏心事，何况要相信群众，他们是会讲道理的。贺家附近有个线面厂，工人们与贺敏学的关系很好，值此非常时期，大家自发保护贺家的安全。一次，造反派到贺家门口闹事，线面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硬是把红卫兵给赶走了。

　　1967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在贺家门前停下，跳下几名持枪的解放军和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强行搜家。此前，叶飞放在贺家两只装机要文件和工作笔记的箱子，已被贺敏学夫妇秘密转移出去。家里还有两件宝贝也事先作了妥善处理，一是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贺敏学夫妇的几封亲笔信，用一个大信封装着。对毛泽东的手书，他们作为珍宝收藏，知道这是政治信，不能落到江青等人手中。(在抄家前，李立英把信用破布包了几层，藏在贺敏学一件大衣的夹层里。)另一件，是毛泽东送给贺敏学的燕窝，两小袋，约半斤重，是1962年由李敏带交的。贺敏学收到后，一直舍不得吃，许多老同志的家被抄后，他预感总有一天要落到自己头上，便把燕窝转移到部队，交给老部下、时任福空政委罗维道。

　　贺敏学被这伙人强行带到市郊五凤山。这里原是省委的招待处住地，现在成了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的集中地。叶飞被打成“福建省头号走资派”，贺敏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叶飞的黑干将”、“黑参谋长”、“三反分子”等帽子，造反派每次把叶飞弄到外面去批斗，都少不了拉他去陪斗。

　　一天，下着毛毛雨，贺敏学又同叶飞等人一起，被拉到远郊魁岐批斗。贺敏学穿着黑大衣，迎风挺立，硬是不肯和别人一起喊“打倒叶飞”的口号，也不肯低头认罪。几个造反派狠命按他的头，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几个造反派无可奈何地嘀咕：“这老家伙也许是练过功的。”

　　造反派安排贺敏学陪斗，原本是希望他看到叶飞的“洋相”后，思想和态度有所转变。没想到他竟是铁骨铮铮，根本没有任何“倒戈”的迹象，只好另行关押。两天后，叶飞神秘地在福州“蒸发”了。后来才知，是周恩来指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把叶飞安全送到北京保护。叶飞离开福建后，特别牵挂贺敏学的安危，他对周恩来的联络员孙继泰说：他们把贺老也关起来了，挂的牌子特别重。叶飞虽然离开了险境，但福建对他的批判并没有结束，贺敏学等一批叶飞的支持者继续遭受迫害和打击。

　　被关了两个多月贺敏学还没出来，妻子李立英急了，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李敏接到电话，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吃了一惊：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他沉吟许久，又缓缓道：你舅舅是个好同志，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一次牢，还叫人给我送条子。(本文作者对李敏的访谈)但毛泽东这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

　　李立英想了个法子，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妻的一封信，直接找到军队某大人物。对方一看书信，大吃一惊，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早讲呢?在此前后，贺敏学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小平也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托可靠的人转交了父亲受批斗的材料。

　　事情报到省革委会主任那里，他们决定在五一节前放贺敏学回家。颇富戏剧性的是，贺敏学还不肯出狱呢，他说：你们把我抓进来，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你们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说清楚了我才走!

　　“国舅爷”把省革委会主任逼得进退两难。恰在这时，江西有位老革命来福州，点名要见贺敏学，革委会派车去接贺敏学。可贺敏学会见完毕，又“自投牢房”。这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某头脑灵活之人想了个法子：就说中央某部长来福州了，提出要见老首长，正在贺家呢，让他们在贺家会见。

　　83天的“文革”囚禁，贺敏学瘦了一大圈，添了一身病。出狱后，官帽自然是没了。

　　在贺敏学遭受牢狱之灾时，江青指使造反派对贺家大作调查，包括在上海、江西等地的亲属，统统派人去搞外调，收集材料，并对贺家亲属大加迫害。

　　贺子珍回国伊始，江青就到处讲她的坏话，最毒的一招莫过于说她是个精神病人。在上海华东医院，护士把贺子珍和亲属间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江青密报，江青一伙将之转给上海市委处理。后来毛泽东对此发了话，那位护士也很快走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江青另做手脚，她企图把贺子珍从历史和现实中一笔勾销——于是，贺子珍这个1926年投身革命的巾帼英豪，竟成了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 贺敏学同父异母的兄长贺敏萱，在老家永新被打成宗教地主，夫妇俩被批斗得含冤而死。

　　这场迫害在贺敏学出狱后还在进行，而且祸及贺家第二代。贺怡养子刘子毅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作为烈士遗孤，解放前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文革”中他批评江青胡作非为，被告密后，江青视他为眼中钉。1968年，刘子毅被江青的爪牙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长期安于当一名普通士兵的贺麓成，也被当做“白专”典型，列入“5•16”分子的黑名单，遭受审查和折磨。贺敏学的女婿叶启光是叶挺最小的儿子， 在上海当工程师，被张春桥点名打成“反动分子”，批斗得厉害，逼他揭发周恩来。李立英的哥哥也受到迫害……

　　贺敏学出狱后，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学习班，然后再行分配工作，不久又要逼他带全家离开福州，迁往闽北建瓯。对此，贺敏学根本不理会，硬是顶了下来。

　　“九一三”事件后，贺敏学迫切地想早日工作，特地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福建方面才答应给贺敏学安排工作，但先得参加学习班。

　　宋朝诗人王安石云：“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贺敏学在10年浩劫中正表现了这种节操。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曾撰文指出：贺敏学在“文革”岁月中“大义凛然，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崇高品格”。

　　陈丕显向他致歉

　　1974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组织上的调整给福建政局带来了新的生机。

　　1975年1月中旬，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贺敏学一度冷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起来。会后，他还见到了新任交通部部长的老战友叶飞，劫后重逢，都有说不完的话。叶飞告诉贺敏学，他与廖志高比较熟悉，有问题可以找廖志高反映。

　　贺敏学回到福州后，廖志高前来看他。省里根据中央指示，要恢复建委，廖志高请贺敏学主持恢复工作，并挂帅再当建委主任。1977年12月底，73岁的贺敏学当选为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2月又被推举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北京、福建两地奔波，廉颇不老，豪情依旧。

　　1979年5月，贺敏学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据说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问有关部门，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多了吗，还有哪些人?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报上来，当讲到福建的贺敏学时，胡耀邦说，像贺老这样的人，全国没有几个人了，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使贺敏学惊喜的是，贺子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12月，贺敏学当选为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书记。因为年龄关系，贺敏学的工作和精力主要放在政协和人大，但对拨乱反正之际的纪检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省纪检会常务书记的张传栋说：“贺老当纪委第四书记，谁不服呀，他本身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他有很高的威信，往台上一站，讲话顶用。贺老曾对我说，正人先正己，廉洁奉公，要不人家怎么服你的纪检工作。既要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作斗争，镇妖除魔，又要善于保护受打击诬陷的好同志。要做到明镜高悬，明辨是非，才能做好纪检工作。”

　　贺敏学退出领导岗位后，有一年春节，老岳母暗自记了家中的来客人数：初一那天竟有123位客人来拜访，而且多数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工人!贺敏学的家里来人多，但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空手去的。这是贺敏学定下的规矩。

　　1985年的一次体检，贺敏学被查出患了癌症。他并没有什么思想负担，还豁达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希望趁着脑子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能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1986年，大病初愈感到时日无多的贺敏学，最为牵挂的事情之一，是自己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8月，当他得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回到了福建时，马上提出要见陈。

　　陈丕显亲切接见了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贺敏学一见面就说：阿丕，某某某、某某某讲我有历史问题，却又不公布组织结论，这问题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贺敏学提及的两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领导，陈丕显见贺敏学带病谈“问题”，而且语气很重，吃惊道：他们讲你哪一段有问题?贺敏学生气地说：还不是说我在赣南时被捕过，叛徒龚楚没有杀我。

　　陈丕显听后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嘛!我当时是负责南雄这块的，你出来后，找到了我，又找过项英，组织上对你进行了审核考察，清楚你的历史，对你也是信任的，怎么冒出这个事情来?!

　　陈丕显为当初自己在贺敏学出狱后，没把结论做彻底而满怀内疚之情，向贺敏学所受的冤屈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身体内的子弹永远陪伴着他

　　在最后岁月里，贺敏学依然关心国计民生，经常询问外边的情况。但这匹老骥终因长期为革命劳累过度，于1988年4月26日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终年84岁。

　　当福建省委把贺敏学的悼词电传给中组部时，中组部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特地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称谓，并追授正部级待遇。

　　贺敏学生前7次负伤，腰部有颗子弹一辈子也没取出。他逝世后，李立英向福建省委提出：贺老遗体火化后，要将锲在他身上的那颗子弹留给孩子们保存。但未能找到，估计是和遗体一同熔化了。

　　贺敏学的遗物清理很简单，他是真正的无产者——除了两套咔叽布外套及内衣裤外，存款不足千元——他的钱大多给了父老乡亲。尽管他在家乡已没有一个直系亲人，但对那些来找他的有困难的老乡，他都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每次除来回路费外还资助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在为贺敏学举办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最为引人注目，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送来的：

　　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

　　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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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贺敏学同父异母的兄长贺敏萱，在老家永新被打成宗教地主，夫妇俩被批斗得含冤而死。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萱和嫂子，在文革中都被批斗死亡。这算大水冲了龙王庙吧？ 含冤而死，基本意思就是自杀。

“贺怡养子刘子毅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作为烈士遗孤，解放前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文革”中他批评江青胡作非为，被告密后，江青视他为眼中钉。1968年，刘子毅被江青的爪牙装进麻袋，乱棍打死”。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毛泽潭的夫人，她的养子，还是烈士子弟，文革中也被人打死。

我说过，文革，就是个巨大的政治绞肉机。谁都没有人身安全。贺子珍是谁？ 她的亲人也没有人身保证。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