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测一下当年为啥选择了“分田单干” -- 钛坪樽逾

回复：不如安静:关键是农村建设面临着耕地有限的大问题，改开标志分田单干又

原帖其实关于土地流转政策着墨颇多，我不清楚这个政策具体是啥，无法评论。但是，作为一个键政人员，农业和农村总是个热门话题，怎么能没有自己的见解呢？我就合理推测一下当年的领导层为什么选择了“分田单干”。马马虎虎算是个回帖吧。

我没有数据和历史文献，只能根据常识做合理性推测。一家之言，难免有错，敬请指教。如果谁有统计数据和文献，无论是正是反，还请分享一下。

现代化的农业要靠科技和工业支持，比如育种、农药、化肥、种植与养殖技术、农业机械等等，还有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场舍建造、农田建设与改造、水利与灌溉设施之类的。所有这些，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分歧。

建设现代化的农村还得有基本的通水、通路、通电、通信，以及足够的医疗、教育、社保等等。但是我们这里重点谈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方面就略过，虽然这“四通”与农业生产也有关系。

再说两个基本共识。第一个共识，要搞工业，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国。第二个共识，八十年代的工业还相当程度上依赖农业供血。

从建国到七九年，中共已经搞了三十年的农村建设，也肯定去了解过东欧和苏联如何发展农业，大概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也能略知一二。当时的领导层对于本国的农村现状和农业水平、相比外面的所谓发达农业有多大差距，心里应该明白的。

当时的公社体制，其实就是集体大农场，只不过大部分都谈不上“现代化”，还是靠人力和畜力为主，甚至还有靠天吃饭的。前面所提的农业现代化的各种前提里，化肥、农药在那个时候姑且算有一定基础了。良种与种养技术啥水平不好说，肯定还是需要提高的。

以康拜因为标志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大概只存在于平原地区的少数大型国营农场，其他地方能不能做到平均每个生产队一台拖拉机？如果谁有农机普及率的历史数据，还请不吝分享。以当时的农村电力供应条件，其他更专业的农机也无法推广，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基础设施方面则是参差不齐，平原上的国营农场和传统农业区的各种基建大体应该是配套齐全的，丘陵山地的农村就难说了，有些地方连人畜饮水都无法保证。各种农业场舍，看看各地农村土坯房都是什么时候“退役”的就能估计一下了。

总体来说，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或者说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农业投入的缺口非常大，农村人口的人均产出可以说很低。

生产力受什么制约呢？一是生产组织方式，二是投入。前面列出的那些种、药、肥、技、械，还有各种基建，全都算投入。

在我看来，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当时摆在中共领导层面前的选择不外乎：

一、改变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制。

二、保持已有农业体制，维持已有投入水平不变。

三、保留公社-生产队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大规模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

四、尝试换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在无法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效率，哪怕仅仅是短期内有效。

哦，如果我们在设想穿越小说的话，还可以拿下湄公河三角洲、乌克兰、北美大平原，还有澳大利亚，把人口分出去。

选择一是动摇国本，并且对于城市居民不公。对中共来说，这个根本不用想。即使改变了所有制，私产所有者的劳动积极性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私有制下的生产力依然受生产组织方式与投入的制约。

选择二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全国绝大部分人口继续从事低效的农业生产。这显然也不是个好选择。因为前面所说的两个基本共识，即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当时的工业发展仍然相当依赖来自农业的供血，为了搞工业建设，农业必须增产增收。

能选择三吗？大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农业大规模增加投入需要资金、需要有相当水平的科技和工业，科技水平姑且不提，当时的工业可还在靠着农业供血呢，更不可能全靠拿外汇去买来农业现代化。最后是工农业发展的先后次序，我认为这其实是个更重要的原因，决定了这个选项不可行，下面会说到。

选项三能不能变通一下，保留公社，适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呢？比如说，把原来准备搞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移一部分投入到农业上，以降低工业发展速度换取农业发展。但这个变通其实没有带来本质区别。还是那两个基本共识：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当时工业仍然靠农业来供血。拿走部分准备搞工业建设的资源去搞农业，这个帐很难算得清，很难让当时的领导层相信这样做不会落个两头不靠。

我的理解，公社-生产队这种方式无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是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深入探讨积极性到底是高还是不高，以及如何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我觉得是个思想工作问题，我不善于画饼，就不献丑了。

第四个选项，甚至看起来还比较诱人，因为短期内不用增加投入嘛。新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下，“分田到户”虽然分的只是土地使用权，农民仍然会觉得是“给自己干”。给自己干活儿，积极性更高，这个是人性，无法否认。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这个也是事实。凡事有利必有弊。单纯从农业的角度来说，这么干的最大缺点，应该就是与集约化的方向背道而驰。我不认为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不到，应该是一种权衡吧。

这么看下来，当时中共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试着改改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搞出一种新的画饼法，换取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让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

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八十年代初为什么必须优先发展工业。国家现代化需要工业现代化，这个不用多说。而当时中国还要加上自己的特殊国情，即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搞现代化农业，提高生产效率后，如果无法找到更多的可耕地，必然要产生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其实，按照当时七、八亿农村人口耕作小二十亿亩耕地来计算，即使不提高人均劳动生产效率，当时农村已经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了。

只有大规模的工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才能能吸收这样规模的新增劳力。这个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先有可持续发展的规模化工业，才能回过头进行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说，上面的选项三，其实在当时主客观上都不可行。

联产承包实行之初，农业的产出明显增加是客观事实。这其中，历史上的投入当然继续在发挥效益，这个不需要否认。八十年代的农民不可能一切重新开始，只能继续使用已有的各种设施、设备。但如果考虑一切其他因素不变，把增产部分大部分归功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是合理的推测。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联产承包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大致都看得了。那么，如果必须取代公社这种形式，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可选呢，比方说，可不可以搞介于“分田单干”和公社大集体之间的某种“小集体”呢？换成小集体，积极性会不会提高呢？这种小集体的组织方式，其副作用和单干相比又如何？这些问题，当时的智囊们有没有想过，领导们又是怎么权衡的？这些，我就不知道了。但任何小集体的形式，都是对集约化的背弃，我不觉得会比单干有本质区别。

最后，我的结论是，尽管联产承包有很多副作用，很可能当时中共领导层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