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评杨外长公开说,我们把美国精英想得太好了 -- hw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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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3、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

“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美国精英向其他国家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 1989年,美国华盛顿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发表题目为《华盛顿心目中的“政策改革”》文章,将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其后院拉丁美洲国家推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结为十项“华盛顿共识”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市场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美国政府官员主要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政策,要求各国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来治理国家。例如,对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美国就会“开放市场”实则是让美国商人到该国市场购买产品,以资鼓励;而对不执行的国家,则以限制该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则是不购买该国产品来进行“惩罚”。每当其他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向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告贷时,美国精英就以实施华盛顿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为提供贷款的条件,威逼和欺骗该国实施这些政策主张,甚至通过支持军事政变,推动美国支持者和代理人上台来实施。在美国精英的推动下,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很多国家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政策。华盛顿共识”首先在拉美国家蔓延,主要原因是美国控制了其后院拉美国家,又为拉美国家培训了一批经济学家,然后再把他们派回的国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影响该国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影响经济学界的舆论导向,从而能够顺利实施。

很多拉美新一代领导人,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大多有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深受芝加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们上台后无一例外地都在本国加快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但各国历史资料显示,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基本上都会遭遇通货膨胀、外债大增、产出下降等严重经济问题,各国停止实施这些政策,才逐渐摆脱经济困境。

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从没有实行过华盛顿共识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实际是美国坑害其他国家的工具。例如,“华盛顿共识”政策第1条要求中央政府压缩财政赤字,其中运营性预算赤字不超过国民总产值的1-2%。但是,最近80年来,美国中央政府赤字很少低于美国国民总产值2%,2009年更是超出当年美国国民总产值10%,都是用于运营,从未用于投资。美国和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均大量负债,平均负债为国民产值110%,其中美国国债在2017年9月13日已超过20万亿美元,超过一年国民产值,仅过了3年多,就增加到28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平均负债仅占国内产值35%,中国不到20%。

虽然美国“精英”号称美国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真正实行的政策是相反的:美国的财产属于国家,私人拥有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美国的投资大都来自以政府控制的养老金等为主的各类公共基金;战后美国从未真正增加私有化,美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经济资源;美国的市场化是美国政府严密管制的市场化,从未推进和实行取消管制的市场自由化。

华盛顿精英推销的市场化改革在实践中暴露了很大问题,就连推动华盛顿精英市场化政策的主要组织领导人,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8]在1998年1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9],批评“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共识”。

由于拉美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改革效果不佳,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10]。告别“华盛顿共识”,早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11]。

但是,我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同样经美国培训[12],也非常推崇华盛顿精英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在大力推销自由市场理论和政策[13],进而影响了一大批政府官员和更多学者[14],一直在推动逐步增加实施更彻底的华盛顿共识政策。

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发表文章说[15],“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也很谨慎,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国有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国经济也是非常开放的”。很显然,楼副部长认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中国实行了 “华盛顿共识”政策。

对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华盛顿共识”政策仍然是值得采纳的政策,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学界,仍然很有市场,例如,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与世界银行合作发表《2030年的中国》,其政策主张仍然是私有化、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等[16],与“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一脉相承的[17]。

2004年5月11日,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18],认为 “北京共识” 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 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雷默先生总结的北京共识的内容,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重新评价创新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是需要一套新工具,因为无法从上控制混乱,雷默先生解释说,需要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优先考虑奢侈;第三是如何与试图侵犯你的霸权势力相处的安全模式,雷默先生总结说,中国强调使用杠杆推动霸权势力,也就是认为,对中国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从雷默先生总结的北京共识三定理来看,所谓的北京模式,强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经济改革,逐步迈向华盛顿模式的改革方案,不同于华盛顿精英推行的激进改革,但其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走向市场自由化[19]。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若干方面,还未达到美国精英推销的市场自由化程度,还需要继续改革。由于国内产出还在持续增长,从而被视为某种成功[19]。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曾因美国侮辱性的文字而破裂,但主流经济界却很认同美国精英的要求,一位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声称,美国对中国的要求,90%都是中国本就要实行的改革。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虽然谈判破裂,中方却实实在在地按照美方要求,落实了多项政策措施,尤其是为了纸面上不被美方羞辱,提前实施,从而不需要体现到文本上,如9月6日和8日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都是在落实美方提出的市场自由化要求,政府放弃事前审批权力,改为事后审查是否违法了。11月24日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实际上是在落实5月份美方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推销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原则都是美国用来误导其他国家的谎言和宣传。是让各国开放经济主权,让美国精英印钞就可以购买各国财产,控制各国经济资源的主要思想武器和实施措施。美国一直将中国看成主要战略对手,中国是美国维护永久霸权和控制世界资源的最大潜在障碍。推动中国实行这些政策,其意图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经济界精英们却十分迷信美国,大力推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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