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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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著名的首都工作组资料

  5月4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囯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靜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査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

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

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

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3月24日,军管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指责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CC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淸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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