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毛扶持一个完全反对自己的邓,这是什么逻辑呢? -- 真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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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永不翻案在出山之后即全面暴露,始终不支持下结论支持

文革,这已经太明显了啊。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正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在1975年下半年当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逐渐显现的时候,他对邓小平有了新的看法。这时,毛远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吹风:“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历史转折的前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他特别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同上,第564页)毛远新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

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

邓小平引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断。

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领导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在同中央负责同志或历史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中明确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

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9页)

1981年3月,他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同上,第1561页)

邓小平是《历史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

  从邓小平宁可牺牲自己拒绝毛泽东的提议,到他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革”,说明正确评价“文革”是关系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可以说,没有对“文革”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彻底否定,就没有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小康新生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4、265页)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因此,今天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历史决议》对“文革”的正确评价,这是一个重要原则问题。

邓小平1993年9月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段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动摇;《历史决议》所作出的否定“文革”的结论,不能改变。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小平为何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

2012年02月27日 08:10 来源:北京日报

尹广泰

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主持写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为何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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