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冰眼看日本(作者:冰冷雨天) 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一手好资料一至九 -- 天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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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续前文【文摘】冰眼看日本(作者:冰冷雨天) 十至十九

十：“混帐”的日本教育（3）

不管你说日本的公立中小学怎样放弃自己的责任，怎样地退化成了“孩子收容所”，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保障，人家毕竟是主流教育，大多数孩子还都是上的公立制中小学。一到年纪，区政府就会给你家来信，通知你们家孩子该上学了，哪一天到什么小学去报到去。你如果不去，你得和区政府说明理由：你去上什么私立小学。但不能不去，否则是犯法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时有一位坂本律师因反对奥姆真理教而被奥姆真理教灭了门，同时惨遭毒手的还有一岁的儿子龙彦。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尸首，所以被列为失踪，到入学年龄了，学区的小学为小龙彦一直保留着学籍，教室里有他的桌椅，到7年后破案了，学校在为小龙彦开过追悼仪式以后才注销小龙彦的学籍。这才是义务教育制。

不管老冰怎么从在文革中已经被批的一无是处的“智育第一”的观点来批评日本的公立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有两点老冰是很欣赏的，也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缺乏的：首先是体能教育，公立中小学是进行“工具”教育的，作为工具，坚固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日本学校很强调学生的体能活动。有些人所不理解的日本中小学生的短裤短裙实际上是从这个考虑出发的。小学还只是玩，不强调竞技体育，只要在地上摸爬滚打就行了，所以日本的中小学生回家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脏兮兮的。我们老板娘有一次说笑话，说她从小姑娘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象着那样一幅图画：有人敲门，她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怯生生地叫她“妈妈”。“现在是每天回来一个叫花子大模大样地叫我妈妈，比我当年想象中的脏孩子还要脏上十倍！”，老板娘很为浪漫的想象和严酷的现实间差距而忿忿不平。

老冰有个客户是经营磨具公司的，生了仨丫头，一年一个，刚到日本时去他们家玩过一次，那时候那仨丫头刚在读小学初中，一进门，院子里仨黑炭头一字排开跟老冰鞠躬，把老冰弄得一愣：怎么了，这哥儿们白白净净的呀！老冰不由得有了“灵魂深处一闪念”，很为那哥儿们抱委屈。去年又去了一次，仨丫头全上大学了，一进门还是一字排开给老冰鞠躬，只不过黑炭头变成了漂亮的白净丫头，老冰这次是心里对那太太心里那个惭愧哟，错怪人家啦！那时候的黑炭头是叫太阳给晒的，不是老冰瞎想的什么原因。

小学生也有玩竞技体育的，主要是棒球。（日本人特别喜欢在老冰看来特别枯燥无味的棒球，可能与日本人枯燥无味的民族性有关系，但老冰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人也喜欢棒球。）因为有附近的大爷大叔们休息天来学校当业余教练。现在也有玩足球的，但不多，原因和玩棒球的学校多是一样的：不太有像样的业余教练。日本法律规定学校必须有游泳池和体育馆，体育馆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灾害时作为居民的避难所使用。

上中学以后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全体都必须参加一个体育俱乐部，下午3：30到6：00为俱乐部活动时间，日语简称为“部活”，也就是说每天必须运动两个半小时！星期六还有，有的学校星期天还有半天！国内的小孩子们没有这样运动吧？中国学校里有一个“校队”的名词，搞的是精英体育，日本没有什么“校队”的，有比赛俱乐部所有人大家一起去，也就是说每一名学生都是属于某一个“校队”的，当然比赛时有“regular member”和“bench”的说法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仅是“工具教育”这样重视体能，“精英教育”也是一样的。小老板和小冰就读的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进学校”（以升学为目的的学校），出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每年1/3的学生能上东大的，够牛B吧，在运动方面和其他学校一样。小冰参加了一个土头土脑的俱乐部：篮球，去年还是全区第一名，全市也进入了8强，在市里比赛的时候，同场子的队就惨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相信“白猪”也会打球（日本人叫进学校的学生为“白猪”，意思是只管学习不运动，晒不到太阳所以白白胖胖，这点和中国人的想法一样），全涌到这边来看来了，那边的比赛更本就没有人看，有趣的是那边学校的丫头片子们也不管那边的傻小子了，和这边的白猪们来交换手机伊妹儿地址了。

其次就是日本学校的技能教育，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教育。学校是培养社会的接班人的，接班人首先得有存活下来的能力，然后就是工作能力。日本小学是有“给食”的，从一年级开始给食就全由孩子们自己轮班负责搬运，摆放，老师只在一边看，你花多少时间，打翻多少瓶牛奶也没有关系，反正最后能让大家吃上饭就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一来是动手能力，二来是对同伴所犯错误的忍耐和宽容，其实第二点可能更加重要，日本人自己人不互相指责可能就是从小就知道了人人都会犯错误。

日本小学有一门课叫《家庭》，里面包括做饭，缝纫，打扫卫生，小手工等等，最有趣的课可能是“购物课”了吧？头天向老爸老妈要多少钱，第二天几个人一组，先开一个单子，中午准备吃什么，然后上街去买，买回来了一起做，做好了大家吃，不准剩，吃不饱算你自己倒楣，用这种方法来培养计划性和可行性。

老冰现在喝茶用的茶杯是小冰在四年级陶艺课时为老冰做的，样子有点怪，（主要是不圆），但这是小冰第一次亲手为老冰做的玩艺，老冰一直用着它，有客人来了就要对客人炫耀炫耀，其实真的挺好的，象汝窑瓷样的颜色，甚至上面都有冰纹，当然老冰从来没有忘记拿去蒙人，说是汝窑瓷，但从来就没有蒙成功过，郁闷中。

小冰还在木工课时为冰娘做过一个八音盒，当冰娘打开那八音盒的盖子，听到那“叮咚当叮”的音乐时，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孙子给奶奶做东西了！激动不已。老冰给冰娘解释：其实不全是小冰做的，那机芯是买的，小冰也就做了个盒子。冰娘一听不乐意了，贬低她老人家的大头孙子那不是大不敬吗？迎头给了老冰一巴掌，“就做个盒子，你倒做一个来孝敬娘啊，活的成天往回抽抽，你有小冰一半能耐吗？还敢褒贬小冰”，老冰挨了打也不敢回嘴，只敢瞪一眼在边上作欢乐状的小冰。

小冰小学毕业时有一个纪念册，小朋友们在册子上写自己的将来志向。60个毕业生，29名男孩子，31名女孩子。31名女孩是清一色：将来要开面包房，可能是那种香味的吸引吧？29名男孩中，想当医生的两名，因为他们老爸是医生；25名想当木匠，因为“看上去挺好玩”；剩下两个想当律师，这俩哥儿们不用说也能猜到是谁----俩中国孩子：小老板和小冰。

按照中国的标准，日本孩子都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但是那些“理想”都很踏实，很容易实现，所以他们很容易热爱将来的工作，把活干得很好；而中国的孩子们的“理想”都太伟大，不容易实现，一旦理想破灭，被迫从事自己所不乐意的工作时，对工作的态度也就可以推想出来了。“Made in Japan”和“Made in China”的不同，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表现出来的吧。

这就是中日教育中最不一样的部分，那么在精英教育时，应该一样了吧？

十一：“混帐”的日本教育（4）

国内称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为“填鸭式教育”，冰爹原来是高中校长，他的口头禅是“填鸭式有什么不好？北京鸭不就是填出来的吗？”。冰爹以“考察”的名义来过日本，虽然实际是来看孙子，但也确实进行了考察。说白了，是来看看日本人怎么填那些小鸭子的，原来冰爹还想向日本同行传授一点填鸭子的窍门，看了以后才发现中国人对小鸭子们还是太仁慈了，还得加强填鸭力度。

不信你到电车站去看，每天晚上11点多，不少脖子上挂着手机，肩上背着一个大双肩包、手里拎着弁当盒的小鸭子，和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大精英们同样的带着一脸疲惫，迈着跌跌撞撞的步子从车站里出来往家赶。和小鸭子们不同的是，大精英们的步履艰难往往是因为喝多了，小鸭子们则是刚奔完补习。

日本人填起鸭子来，丝毫不比中国人差。小学三年级，每天早上起来，先做20道小数分数混合四则运算题，那题目能把看的人逼疯！不要以为都是练技巧的速算题，有一半是傻算题！干嘛？磨你的耐心，练你的速度。公立小学可是不让教到小数点以后二位的，理由是减轻学生负担。而补习班却从不考虑那些小鸭子们的“鸭权”。用进学塾园长的话就是：“练习到不要去想答案，答案本能地反应出来为止！”

尤其是做鸭子做到第六年，一年没有休息的日子，每天放学后要补习，休假日、春寒暑假更忙，元旦、MayDay都是十十制即早十点补到晚点十点，“从鸡叫忙到鬼叫”，一天十二小时就这么算术、语文、理科、社会循环反复的上课、练习、小测验，就连以喜欢“填鸭”的冰爹都动了恻隐之心，这不都要填成“傻鸭子了”，或许日本人并不喜欢爱异想天开的“天才”，倒是喜欢这么填出来的循规蹈矩的“傻鸭子”。

补习班的老师们是极端热爱教育的，不是那样，这碗饭吃不了，要知道补习班是别人休息他上班的！文部省审定的教科本就不能用，本来就没内容，轻飘飘没几页纸不说，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尽是插图照片，弄得象一本漫画书。各补习班都是自己编的教科书，出的习题集。书和习题集都编得很令人佩服的，比如有这样一道小三的题目：

“有一张长方形的纸，拿短边往长边上折，得到一个正方形，从长方形上裁掉这个正方形后继续将短边往长边上折，一直到最后剩下来的是正方形为止。如果短边是19，长边是596，最后得到的是边长为几的正方形？”

读过十几年书，这是我看到过的所有数学题中最妙的一道题！看到过以后就再也忘不掉，求最大公约数的辗转相除法能用这样形象的折纸来表示，除了说上一句“出题老师天才的变了态”之外，没别的话了吧？

补习班是一门买卖，收费昂贵。但是当你看到补习班的工作质量时，你会觉得，那钱化的，值！不用说平时的尽心尽力了，上考场时，你从HOTEL里面一出来，（很多情况下得到外地去考试，只能住HOTEL，说出补习班的名字就有折扣价）就有人给你指路。刚到考场大门口，补习班的老师就把孩子给接过去了，从此到考试结束，不让家长碰孩子，以免万一出了事分不清责任。上厕所都有专人接送，千万不能跑，好不容易奔到了今天，跌个跟头摔坏了不能考试了多冤啊。没带笔是不是？就知道你会忘了带，准备好了，只要人来了就行。

补习班是一种绝对的公平竞争，每月公开考试，按成绩分班，每两个月有升降，报考怎样的学校？可能性有多大？补习班的老师都会根据成绩的偏差值给家长advice,相对来说日本的老鸭子要比中国的老鸭子好当，没有为找不到好老师补习的烦恼，也不需要为了推荐和老师拉关系，总之一切靠实力，补习班是明码标价，不多收一分钱。价格也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不便宜，但绝不贵。

名门私立中学的教育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和补习班一样紧张的“填鸭式”，反复训练，假期补习等等，让孩子们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另一种则如大学一样自由的“放鸭式”，作业都是一个月长期式，假期推荐一些自学书籍，写report。虽然两种方式的学校都有，但是第一流的私立中学都是“放鸭式”的，因为一流学校的生源好，靠刺激学生的自尊心就足够了，不需要“填”。所谓一流和非一流是以高考时东大、京大、国公立医科的升学率来分的。

私立学校纪律极为严格，有时候严格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不，有比不近人情走得还远的。我们附近有一所也挺有名的进学校，冰太去考察了以后，死活不准小冰报考，我说为什么？冰太说那学校要扫厕所，我说那有什么稀罕的，日本学校的厕所不都学生扫吗？冰太说那所学校的学生得光着膀子扫厕所，于是老冰也就打消注意了，但是有不少家长就冲着这光膀子扫厕所去报考那所学校的。

老冰手下有个日本小伙子，一起外出坐车时从来不坐，老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上初中开始学校就有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准坐，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老冰有个朋友，天天和老冰抱怨她姑娘苦，说他姑娘每天下电车以后要走30分钟。我问他没有巴士啊，他说有哇，学校规定不准坐！日本学生的行李多啊，到过日本的人对日本学生的行李肯定都有印象，起码两三个包，有时候还得扛一件大乐器，单簧管什么的还凑合，拉管就够呛了。

小冰考初中时有一个学校是以校服帅著称的，那学校为了强调这一点特地找了八个高中生，在校门口一字排开，学着美国大兵的派头，双手往身后一背，叉开双腿站的笔直。我有点不买账，嘿，傻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能站多久？谁能想到这八个傻小子从考场开门到关门，一个小时脸不变色心不跳。耶，日本考中学是在一月底诶，这拨傻小子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小冰考完了出来，老冰把刚才所见一说，吓得小冰立即把想穿“很帅的校服”的欲望给生生咽回去了。

老冰说了很多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坏话，但是不是所有的公立中小学都是这样，比如公认的全日本最好的中学就是公立的―--筑波大学附属驹场中学和驹场高中。只不过那是公立的，反而不是首都圈的居民没资格报考：公立学校有学区限制。但是整个来说，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是两极分化得很厉害的：绝大多数公立中小学所进行的tool教育，名门私立中小学所进行的elite教育。两者又互相补充为社会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看起来挺不错的。但是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为什么教育上如此两极分化？

可以解释为，正因为社会平均度高才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但是，日本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平均度也在不断降低，那么，这种教育体系还能维持多久，谁都无法推测。

十二：“分裂”的日本国

本来，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比所有的国家都彻底――连“国家叛逆罪”都没有，你可以随便胡说八道。不信，书店里堂堂皇皇地在卖《冲绳独立论》，前不久抓到了防卫厅的一个官员向外国卖情报，却不能以间谍罪起诉：日本没有“间谍罪”这么一说。最后以“违反公务员守秘义务”罪起诉了事，违反了一项义务能有多大事呀，而“日奸”就性质完全不同了。所以，“分裂日本”，不是一件什么能炒作的事情。

但是“分裂的日本”，是怎么一回事？

日本是个“分裂开来”的国家，有两个日本：东日本和西日本，更多的场合叫关东和关西。关东指的是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都23区和周围的神奈川，琦玉等好几个县的一部分，而关西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为什么叫“关”呢？原来的日本分成好些个小国，国境上有检查所，称为“关所”，最有名的一个在现在的箱根地方，出了那儿再往东就是蛮荒之地了，您就得唱一句“东出阳关无故人”了。谁能想到500年以后东边如此成了气候呢？

日本一亿几千万人口，首都圈占了一半，京阪神占了30%，剩下的名古屋，广岛周围还有两个圈，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人了，你没听到国会吵架时有人在说：“北海道的高速公路上跑的尽是狗熊”吗？

有人会说了，你拿说的不就是一个地理概念吗？干嘛要如此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我还真没有夸大，你说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网分两个周波数的？日本有两个周波数，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么会有这种邪门事？很简单，日本人向老外学发电时，关东人跟欧洲人学，买50赫兹的发电机，而关西人则跟美国人学，买60赫兹的发电机！那为什么不买一样的？更简单，那小子他买这种了，老子就得买那种！到现在还是这样，比如索尼和松下就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索尼弄一个东西出来，松下就非的把他给灭了，索尼弄了β制式来录像，松下就得推VHS制式。索尼有了一个8mm,松下就有C-VHS,现在索尼是MEMERY STICK，松下还是SD CARD,表面上的理由多的很，真的说穿了，就一个是关东的，而另一个是关西的。但这次下一代DVD这两冤家不知怎么猫鼠同眠，一起和东芝掐起来了就不知道了。

但那时也没有几个人用的起电，多少赫兹也没关系，后来用电一普及，要并网了，这事就出麻烦了。电厂和电厂没法并网不说，用户跟着一起倒霉：你把家从大阪给搬到东京去了，好事啊，没跟您道乔迁之喜之前，问你一句，钱够化不？要不要哥儿们帮忙？您那家用电器可得全换新的了。

日本人也能想出办法来，电网是没办法了，电器有办法。你要是买了日本电器，看到后面注明了50/60赫兹兼用时您可千万别为日本人的照顾全球用户的热心而感动，那是他们那些傻乎乎的老祖宗折腾他们带来的副产品。

还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多了，说句怪话，他就站着不动您都知道他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那位说你太夸张，不夸张。乘自动扶梯你不走的话就得靠边站，给人家让道，就这靠边站，关东人靠左，关西人靠右！所以您要靠边站的时候先得想好了您现在在哪儿，要不然阻碍交通不说还被人笑话。

谁笑话谁？关东人笑话关西人，关西人笑话关东人，谁都看不起谁。关西人看关东人，不就是个暴发户吗？首都有什么了不起的？奈良，大阪，京都，神户，谁没做过首都？俺们做首都那会儿，你在哪疙瘩？所以日本人去了东京，都得规规矩矩说普通话，就关西人敢大声说方言，就是，当年俺们这土话就是国语！日本的所谓一流企业，也就是“一部上场企业”（不要看成是“一部分上场企业”，而是 “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场企业”）不管是在那里起的家，几乎总部都在东京。不在东京的扳着手指数的过来，全是关西的老顽固，象松下电器，神户制钢所什么的。

关东人呢？看关西人整个一个土老冒，一天到晚抱着“咱们先前阔”的老黄历不放，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成了什么模样。有能耐先把经济搞搞好。

关西人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关东人傻，一条粗腿抱到底，只投自民党的票，关西人不同，反对一党执政，投反对党的票。当然自民党要打击报复了。我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兴趣，自民党在东日本狠是事实，在野党在西日本狠也是事实，京都市的市长都曾经是共产党（不知现在还是不是），但自民党打击报复关西是不是事实？我问说这种话的人有没有证据，回答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最后：“反正自民党不是好人，是好人我们不就投他们的票了吗，他们肯定会打击报复”。原来也没有证据啊？全世界的愤青哪儿都一样。

没证据的话咱们不说，说有证据的。关西的樱花银行（原三井银行）摇摇欲坠，关东的三菱银行却长势喜人；国会在吵架，要不要救关西的大荣超市，结果还没出来呢，大荣卖掉的产业全被关东的JUSCO收购去了。

最好玩的是，不但关西的经济在恶化，连关西的人都好像在变傻。

再好的朋友，一听着句话也要跳了：“岂有此理，你也太看不起关西人了，拿关西人这么开涮？”

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胡说，我是有证据的。关西的名牌中学在全国排行榜上全面下降，取而代之的全是关东的。这不就说明关西人开始比关东人傻了吗？

那朋友一听，更是气的浑身发抖，大喝一声：“你是关东人啊？怎么也那样傻。关西受自民党迫害，弄的经济不行，关西人穷了，读不起东大了，就在家门口读京大，读阪大。那些排行榜只计算东大的升学率，当然关西得掉下来了”。

原来如此，有道理，但好像没自民党什么事吧？

人要是钻进了死胡同，就出不来了。

十三：“各唱各的调”的大众传媒

说日本大传媒“各唱各的调”是指他们在对外关系上的观点。

日本的大众传媒说多不多，就那么几大传媒加上各地的地方传媒。有趣的是，几大传媒在各地方的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节目都是不一样的，就连国营传媒NHK的东京放送和大阪放送所播放的内容也不一样，主要是照顾到各地的地方性，比如东京的扯淡事，和大阪有何鸟干？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的几大传媒的反映是有点不一样的。一般说来，《朝日新闻》最左，《产经新闻》最右，《每日新闻》中间偏左，《读卖新闻》中间偏右。而给老板们看的《日本经济新闻》则是严格中立，你不能用政治感情去影响老板们的投资，经营判断对不对？这里的“左”“右”，按上个世纪的区分方法来分，即亲共亲华度。

《朝日新闻》是即使在文革中都有驻华记者的，很亲共亲华。要么不说话，开口肯定帮中国。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朝日新闻》对中国文革的宣传的。到现在还有不少50岁以上的日本人对文革，毛泽东还很有好感。有个作家叫伴野郎，原来当过十多年的《朝日新闻》的上海支局局长，回日本后改行写小说，都是中国题材的，很受欢迎，有一部叫做《蒋介石的黄金》多年前在《世界之窗》杂志上被介绍过的，老冰挺喜欢他的小说，因为他是一个老上海，写的上海特别真实，亲切，比上海人写的还带上海味。

而《产经新闻》则是因为文革和中国关系恶化，起码到去年为止中国还不接受它的记者派驻。（不知道现在怎样）所以他的中国评论一般可信度比较低：没有第一手资料嘛。《产经新闻》的报纸在几大传媒里是最小的，但是他的电视部门“富士电视台”却生机勃勃，经常请大右派石原慎太郎，樱井良子等人和在日的中国名人朱建荣教授，叶向荣教授等人辩论。但极右的西村倒不太出来，西村常在“朝日电视台”出面。这也是传媒为了保持其中立形象的一种姿态：左派传媒请极右，右派传媒请极左。

《读卖新闻》是日本最大的传媒，老板渡边恒雄上大学时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被开除，现在在日本有巨大的影响力。可能由于老板的经历，《读卖新闻》很不喜欢共产党，现在攻击的矛头是北韩，每星期天都有专门节目放映北韩的影象。其实老冰看了基本无动于衷，反而觉得金太阳也好，金二世也好，起码没有什么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三四十年前干的一模一样，没一点新鲜东西。什么户口，成份，凭票供应，个人崇拜什么的，但在煽动一般日本老百姓的感情方面有很有效果了：都到这部田地了，还不去好好过日子，还要造原子弹？

至于《每日新闻》影响力不大，不太引人注目，一般不反共反华，说中国好话的时候多，他们有一档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叫《NEWS 23》,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多事讨论”，原来的背景画面居然是天安门！他们电视里出来说话的大多是一些持自由主义见解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就书生气十足，判断事务的标准和逻辑几乎完全是教科书式的，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去相信他们的预测―你想想你老师预测准过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日本的传媒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不偏不倚，代表传媒出来说话时（比如社论，电视台主持人）不太对国际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采取“诱供”的方法。他的立场主要是看他请来的人里面是左派多还是右派多，还有就是刁钻古怪的问题。左派右派是都得请的，那一派请得多一些就很微妙地表现了他的立场和看法了。但是就在今天（2005/07/03），富士电视的《报道2001》的主持人和宫崎国立大学的王智新教授为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居然干起来了，比在场的樱井良子还要激动，边上的来宾反而来劝架，这也是很罕见的。

不同观点的人坐到一起辩论，和BBS上的辩论比起来不一样的也就仅仅是不开口骂娘这一点，真正的口水仗，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也不可能谁说服谁：谁都有那么一点理，谁也有那么一点非，反正都是抓住人家的非来讲自己的理，用句广东话就是“鸡和鸭讲”。和BBS相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个倒霉斑竹来删你的贴：请你来就是让你来说话的。时间一到，节目CUT，大家都到财务去拿出场费，拿到了钱鞠躬再见，分头回家去准备下一次吵架，吵架就是他们的买卖嘛。

偶尔也有时候大家意见一致的，就是伊拉克战争，除了自民党内阁外，大家都反对。怎么办？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出来解围了，他是个亲华派，和平派，被日本右翼名列七大“亲华甲级战犯”之一，曾经指责石原慎太郎是“战争贩子”，怎么这次倒支持战争了呢？他的理由是：咱们和老大有安保条约不是？老大有难了咱们要是不管，将来咱们有难了你能保证老大一定会来？这一下把大家都说哑了。到了现在大家也还是只能说：虽然不帮老大的忙不行，但这回的忙帮的确实有点亏心。

顺便提一句，所谓七大“亲华甲级战犯”是指前总理，自民党前总裁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自民党前总裁，现众议院议长河野良平，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加藤弘一，前科技厅长官，前外相田中真记子，现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等七人，如大家有兴趣，什么时候侃侃。

以前左右两派的势力差不多，左派的势力还好像更强一些。但近来左派的日子不好过，主要是因为北韩的事情，左派一直认为所谓“北韩绑架”事件是右派的造谣，但金正日对小泉纯一郎亲口承认了此事，并且释放了一部分人质，这样一来左派的面子全无，日共，社民党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惨败，主要是因为无法解释这件事。

“绑架人质事件”以外，日朝之间还有一件事，就是五十年代的所谓“祖国归还”运动。当时很多殖民地时代被征集到日本来的北朝鲜人（据统计有9万3千人）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回到了祖国，其中还包括9000和北韩人结婚了的日本人。这些人回去后遭遇很惨，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资本家”，“朝奸”，遭迫害致死的也不少。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经过中国逃了出来，这件事才曝了光。当时在“归还事业”中跳得很高的日共，社会党（现在的社民党），左派传媒只好出来谢罪。

对外是各唱各的调的，对内呢？日本的传媒对内可以说是“舆论一律”的。

十四：“舆论一律”的大众传媒

既然上次说传媒是“各唱各的调”，怎么你老冰撇过嘴来又说来是“舆论一律”呢？就你横竖都有理啊？不是这个意思，老冰上次说的是外交和国际事务，那玩意儿与老百姓生活无关，怎么说也不会有人跟你叫真，所以你各唱各的调也没关系，天塌不下来。而这里说的“舆论一律”指的是国内事务，一律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不管政府要提什么法案，做什么决定，先反对了再说。有时候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里说一件有趣的事：第二次桥本龙太郎内阁的时候，任命了一位叫佐藤孝行的自民党议员做总务厅长官，此公何许人也？他是曾经被牵连到导致田中角荣被捕的有名的“洛克希德事件”里面而被法庭判决过有罪的。这一下舆论大哗：这还了得，怎么一个前罪犯当了国务大臣？不行！

桥本一开始很强硬的：为什么不行？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钱该罚的罚了，牢该坐的坐了，那事就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不行？佐藤本人更是想不通：十多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又提了，这十几年我挺遵纪守法的呀，法律又没有前罪犯不能做国务大臣这一条，我就要做这个国务大臣，再者说了，论资排辈，也该轮到我了，老子就不辞职！

但是你再狠也狠不过已经被传媒吵作起来的舆论，尤其是舆论还在讲着大道理的情况下。过了一星期，桥本不再那么硬了，和佐藤商量，请他考虑辞职。这时传媒口气一下子又变了：你说任命就任命，一星期又要人家辞职，你小子也太无情无义了。大家一起同情佐藤起来了，象同情被抛弃了的杜十娘一样。老冰最喜欢的一个NEWS节目主持人，朝日电视台的久米宏，把前几天义正词严地愤怒声讨桥本和佐藤的事给忘的一干二净，拼命给佐藤打气，口气绝对流氓加无赖：“男たったら、浸??辞めない！”用中文说就是：“是男爷儿们就绝对不辞职！”，你说这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传媒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把事情搞乱了就能看内阁的笑话，甚至可以追究桥本首相的责任：你是怎样用人组阁的？弄的不好内阁垮台，而内阁垮台是传媒最喜欢看到的。为什么？有新闻了呀，编辑们再也不用头痛怎么填满那么多空地了。不一样

这是对政府，你说挑挑政府的刺儿也不是坏事。那么其他事儿呢？我一直就纳闷怎么日本传媒对所有事件的看法都那么一致。比如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以后，警察刚开始作动作，所有的传媒都指向奥姆真理教，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为奥姆真理教辩护？就都吃的那么准？万一错了呢？到后来这类事情看得多了，才知道这些传媒都自己拥有庞大的情报网，警察开始调查时或者比警察还更早，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所以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证据，敢那么说话。但现在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问题：你有了情报，有了证据，为什么警察不动你不说，大众传媒的责任你到底尽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在剥夺大众的知情权？

日本的传媒有时候很令人气愤的：警察不说话，传媒不说话，警察一说话，所有传媒顿时铺天盖地，全出来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经过周到准备的，什么他都知道，就是不说，合着警察局的发言人的任务是拨动传媒开关。

这点可能是日本传媒和欧美传媒最不同的地方。日本的“官”是很厉害的，官不发话，民是不敢动的。

日本的传媒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是“舆论一律”，其他问题也是这样。东方的传媒好像都有一个责任，就是维护社会道德。日本更不例外，有时候讲大道理起来能把人气死，比如前几年出过这样一件事：一些金融公司在逼债的时候使用语言暴力，对债主进行恐吓。顿时所有传媒一齐出动，对这些金融公司进行讨伐：什么非法暴利，无视人权，不一而足。

老冰问过一个传媒的朋友：你们想过没有？在失业率如此之低，而社会平均度如此之高的日本，找这些金融公司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社会渣滓。金融公司的利率是高，但毕竟不是地下印子钱，高在法律的范围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金融公司仅仅只是语言暴力的问题，值得你们那么大花力气吗？要知道正常公司的员工如果被公司知道向金融公司借了钱的话，会被炒鱿鱼的。理由很简单：没有必要向金融公司借钱，向金融公司借钱只能说明该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这样的人作为员工是不合适的。你不能说一般社会常识错了吧？

那朋友也无言可答，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但作为传媒更重视的是“建前”，也就是大道理，有时候社会一般常识并不能上台面，而金融公司的语言暴力则确实侵犯了债主的人权。这就是我们传媒对金融公司进行打击的理由吧。

其实老冰一直怀疑那次行动的幕后策划是大银行，打击金融公司的目的在于银行自己也想参与这种合法高利贷业务罢了。

那么，像田中角荣贪污案那样的案子又是怎样曝光的呢？不也是传媒的功劳吗？

是传媒，但不是前面说的那些传媒，前面说的报纸，电视都是“正统”的传媒，也就是“主流”派，主流派的任务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他们绝对不说。但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传媒，叫“周刊志”，就是一周出一期的杂志，那种杂志是专以揭短为自任的，专门登小道消息，黑幕消息，有准没准的你自己去判断。

主流传媒不是讲究不偏不倚吗？那些杂志则是旗帜鲜明，左倾则左的可爱，右倾则右的可憎。你要是和谁争论起什么来了，记住千万不要去引用杂志的内容：那玩意儿没准，可信度很低，你要是敢引用杂志的内容，没准把你给一起圈进去了。

那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呢？不怕人家告他诽谤？有几点原因，首先日本不是诉讼国家，大家不习惯打官司，一场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打赢了也没有多少赔偿金。二来一打官司正好帮他炒作了，本来他那杂志不一定有多少人看，一有名人打起了官司，嘿，那一期在网上准能拍卖出天价。第三嘛，俗话说“哪有猫儿不吃腥”，乱打官司，把没的给打没了是好事，可把有的给打有了怎么办？所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真打官司的不多。

老冰不太看那种杂志―因为影响老冰的光辉形象。你想想，那玩意儿一周出一期，哪有那么多黑幕好给你揭？于是就靠大量的黄色页面来凑数，这一来你怎么看？办公室里看的话有性骚扰之嫌，那些小丫头就能让你看了？回家了有冰太小冰，电车上看的话，您还不得考虑考虑周围的人怎么想你吗？

冰爹懂一点日语，有一次和老冰在逛书店时问老冰有没有右派刊物，说想看看新鲜。老冰随手就递给冰爹一本，冰爹打开一看，差一点心脏病没发了，一失手掉到地上去了。冰爹一辈子为人师表，那见过这么多奶子屁股欢聚一堂的。吓的哆哆嗦嗦的直嘟哝：“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

老冰给冰爹教训了一辈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对冰爹进行反教育的好机会：“所以说，反动和色情，往往是一个娘养的”。

十五：“无能”的日本警察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是高仓建演的《追捕》。

《追捕》在中国造成了两个误解：其一是“警视厅”是日本的警察总部，其二是日本的警察挺很的。

首先，日本的警察总部不是“警视厅”，而是“警察厅”。警视厅是个什么组织呢？这要从日本的警察是怎么组织的说起。

日本没有全国性的警察组织，警察是归各个地方自治体管的。日本全国分成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四十三县。北海道的警察叫“北海道警”，大阪府的警察叫“大阪府警”，兵库县的警察叫“兵库县警”。照此类推，东京都的警察是不是叫“东京都警”呢？不是，叫“警视厅”。警视厅只是一个地方警察组织。

另外，所谓警察厅也只不过是起联络，交换情报作用，警察厅并不能直接调动各都道府县的警察。

第二，日本警察根本不象高仓健演得那么牛，相反，日本警察及其无能。

无能到了什么地步？无能到了警察总扛把子的被人打了黑枪，10来年愣没查清楚是谁打的！你说丢人不丢人？

1995年3月30日早上，全国警察的总舵爷―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在自己家门口的停车场被人打了黑枪：中了三枪，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半，换上了人工直肠。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闹的正欢的时候，自然而然大家怀疑到奥姆的身上。确实到后来很多线索都指向奥姆，但由于缺乏核心证据，几次抓人又放人，就是无法提起公诉。弄到现在原总舵爷都卸职几年了，傻警察们还不知道找谁去报仇。

老冰和警察做邻居，碰巧车位也是邻居。星期天一般全家去什么地方，老公们总坐在车里等在家里慢慢捣治脸什么的太太们，老冰是摇头晃脑地听流行音乐，那位警察永远是静静地在读什么书。老冰问过他问什么这么用功？回答是想升职，在准备考试。问他怎么老在准备考试？回答是因为想升的职永远有，所以要考的试也就永远有了。

你说career（上级公务员）考考试也就算了，你个现场的non career(下级公务员)也瞎起什么哄？你不好好地钻研技术，玩这个干嘛？他说这里面也有技术。我说那破案时用得上吗？他说基本用不上。

日本警察破案基本上是先用最原始的拉大网找证据方式，现场周围几十米，几百米到几公里，根据案情不同范围不同，用人海战术一寸一寸找，地面水下天上，什么都不放过。

收集来的证据的鉴定就是高科技了，象98年和歌山县发生的氰化物投毒案，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用间接证据结了案。首先涉及的人全部排查，证明其他人确实没有作案嫌疑，然后先是警察的科研班用高频震荡配合等离子发光法证明了现场的氰化物和在嫌疑犯家中发现的氰化物是用同一原料，由同一工厂在同一时间内制造的产品。在受到辩护律师关于鉴定的中立性的指责后，又委托东京理科大学，大阪电气通讯大学和广岛大学的三位教授用放射线光谱分析的方法进行鉴定，三位教授都得出同样结论，这才结了案。

老冰总觉得，按比例说来，日本警察中的胖子比别的职业要多。胖子做警察有优势：日本警察在进行职务盘查的时候和美国警察不同，不是先举起一把枪，而是背起双手，挺起肚子贴着你，怕你告他使用暴力。你如果先出了手呢？好，你小子袭警，妨碍公务。

上星期天，老冰在家，听到门铃响去开门。门一开，外面站着两位警察，老冰立即将门链一拉――不让你进来。为什么？日本警察有两种搜查方式：强制搜查和任意搜查，强制搜查有搜查证，你不能阻挡；但任意搜查不经过被搜查人同意不能进行搜查，但你一让他进门，他可以解释为你已经同意了，所以没事都不让警察进门。

又人会问了：你老冰做了什么亏心事？那么怕警察。不是，是经不起搜查，老冰的盗版DVD总有三位数吧，你说这被查出来不就不好说不是？

谁知道那两位警察在门外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什么来晚了，对不起什么的。

诶，出什么事了？小冰可正在外面打比赛呢!老冰一下子慌了，忙问出了什么事？

警察说，大楼的管理人打电话报案，说你们家墙上被人打了一个洞，就赶快来了。

老冰一听是怒不可遏，你这警察怎么当的？没脑子啊？也不想想这钢筋混凝土的墙不用火箭筒你能打出洞来？本拉登跟我又没有仇。

我说：“你把通讯记录给我看看。”

一看警察递过来的通讯纪录，心中真有一股把那两个警察送回幼儿园去的冲动：406他给看成了604不说，这不明明白白写着“窗户给石头砸了个洞”嘛！但看看那两个警察站在那里的一副尴尬相，还是对他们说：“您受累了”。

这些警察用中文讲起来是“片警”吧，特别可气，永远糊里糊涂的弄不明白所有的事情。日本的户口是归区役所（区政府）管的，警察不管，但警察又想弄明白管区的住民情况，就老是上门调查。小冰小学一年级到日本来的，警察的账本上就永远是小学一年级。耶，警察不会算加减法的？不知道过一年升一级？更可气的是，你帮他改过来，他下次拿过来的账本上那修改的印子又没了，小冰还是小学一年级！

有一次老冰晚上去电车站接小冰，车站旁边是一家超市，那超市的门口不知怎么的喧哗起来了，隐隐看过去好像有几个警察围住了一个中年妇女，老冰就下车去看热闹。

超市的警备员告诉老冰，那女人是一个惯偷，早被这个超市盯上了。刚刚又在电器柜台里偷了一个数码相机，超市就喊了警察，“监视录像带就在警察手里”。

再看看那女人，撒泼放赖地在大喊大叫，拼命想突围逃跑。三个警察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做到不让那女人跑，却没法把那女人弄上警车。

这时，原来一直就坐在一边地上抽烟的几个看起来明显属于“不良少年”的小混混过来了，“警察大叔，我们来帮你吧”，说着几个人一起出手，把那个女人就弄到警车里去了。剩下三名警察背上象装了弹簧似的向那几个小混混鞠躬。

有时候，好警察不如坏小子。

冰眼看日本之十七：“烦琐”的选举

小泉纯一郎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他上台时是日本战后经济最黑暗的时期，经济本来就不好，加上日本人见风就是雨的单细胞性格，传媒再一炒，好吧，整个明天日本就要完蛋的绝望感觉。有一次一位多时不见的日本朋友见面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在日本啊，这儿还有什么生意可做？我以为你早回中国了呢。”笑话，回不回国又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我怎么就看不出日本有什么不对劲了，这不大家都好好地活着在嘛。

就在绝望的气氛中，小泉的“改革”无疑让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可是单纯的日本人就没有想去问问小泉，他那个“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了也没用，小泉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改什么革。就有一条是明白的，他要搞邮政民营化。

日本的邮政，说是国营，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世袭”的“特定邮便局”，就是说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祖祖辈辈经营邮便局，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这确实明显不合理。

还有就是邮政同时经营存款和简易保险，因为邮政是国营的，这笔钱就是国家的，有用没用随便用，这也确实很不合理。

第一个不合理，小泉不敢公开说，因为太招人恨。小泉强调的是第二个不合理，日本现在的财务状态很不好，所以首先要重建财政，节省政府支出。而邮政的钱政府可以任意支配，财政支出就怎么也压不下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笔钱从政府的手里抢走――搞民营化。怎么样？不是你政府的钱了，你还能用？

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有第一个不合理的存在，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益。小泉的改革出黄信号了：邮政民营化法案在众议院表决时，由于自民党内有51人“造反”：37人投反对票，14人缺席或弃权，以至法案仅以5票的多数通过。

众议院通过了，还有参议院呢，参议院的形势更加严峻，小泉确实没有胜算。如果参院同不过，议案成为废案的话，小泉的面子就完了蛋：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而他的改革也就只有这一件事是说的清楚的，如果通不过，你让他怎么混？怎么办？

小泉玩命了，他说：“如果参院通不过，议案成为废案的话，等于通过内阁部信任案，届时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

其实这有点耍无赖：解散众议院确实是总理大臣的权力，但是是参议院通不过，你解散众议院算哪门（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种做法有点象原来天津卫的青皮小混混：我先拉自己一刀，下一刀就是你了。为什么这样说，选上一个议员不容易，解散重选，还能不能选得上？就是那些地盘坚固的议员们，再选一次，你也累是不是。真不想解散？那好办，到参议院去做工作去，让那些端铁饭碗的帮帮你们这些泥饭碗，大家一起继续混。

这就是小泉的真意。他抓住了那些议员们不愿早日解散的心理。

日本的议会选举分两个区选：小选区选举和比例区选举。小选区是直接选某人，比例区是选某党。小选举区好理解，选出谁就是谁。比例区是怎么一回事呢？比如有一个党在哪儿都不占优势，但是全国总算起来支持者还是不少，你不能不让人家进议会吧？所以就有了一个比例区，比例区怎么选法呢？选民选举时有两张票，其中一张是比例票。到时候把比例票数除以比例区的议员名额数，就得到一个议席得多少票。然后计算各党的得票数得到各党的比例议员数。再按照各党事先提出的比例区候选人名单按顺序决定当选议员。

这个方法还可行是不是？问题大着呢。

首先是小选举区的问题，原来是中选举区，就是一个选举区选几个议员。后来成天扯政治和金钱的皮，有人就出主意了，说中选举区不好，候选人的活动范围太大，花钱。应该把中选举区改成小选举区，每个选举区就选一名，这样候选人不用满世界跑，省他们的钱，他们也就不用成天想着去黑钱了。

嗯，听起来有道理，小泽一郎整垮自民党后上台的细川护熙内阁就搞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根本其实就是选举区的变更。结果怎么样？结果更糟。

比如，原来住隔壁的哥俩，关系还不错，没事还可以扯扯闲篇什么的。现在小选区了，有你没我（以候选人的户籍所在地来定所在选区），我明显干你不过，怎么办？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可这一搬家，要不要钱？

原来一个选区五个名额，就是有八个人来竞选的话，我不要那第一第二，只要琢磨怎么把那三个人踩下去就行了。可现在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死我活。选举运动更激烈，花钱只有更多。

所以就有人在说了：还是恢复中选举区吧。说的容易，法律又不是旧衣服，说改就能改，再说了中选举区的弊端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干嘛再改回去，结论也不象能出来的样子。

再说比例区，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比例名单是怎么定的？凭什么他排第五我排第六？倒霉的这次还正好只有五个席位，就为了不然我当选啊？

其次就是重复提名的问题，各党为了确保几个人绝对当选，往往有几个人在小选区和比例区同时参选，这就出了个民主政治的理论问题：小选举区落选的人在比例区又被选上了！那个小选举区的民意还是不是民意？自己的选区的选民都不要他了，他是靠什么上去的？

还有就是“一票的差距”问题。比例区大家公平，小选区就很不公平了，一个小选区选一位议员，这个小选区有多少选民呢？比如东京都一个选区的选民人数是岛根县一个选区选民人数的5.02倍，这到底算不算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官司就没有断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区也老在变更，但是总好像跟不上人口集中的速度。

这是繁琐，毛病百出的选举制度，下次说闹心，怪事百出的选举。

冰眼看日本之十八：“怪事百出”的选举

自民党原来有一位“资深”议员叫原健三郎，此公资深到社么地步？从1946年4月战后首次普选当选开始，连续20次当选，担任过两次劳动大臣，一次国土厅长官，一次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1986年7月到1989年6月任众议院议长，1996年继尾崎行雄，三木武夫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三位在职50年的议员，2000年以93岁的高龄退休，为仅次于尾崎行雄的历代第二位。

够了不起的吧？别急，你要是听了此公的答记者问，保证你啼笑皆非。

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出马参选？此公的回答是：“我三ban俱全，为什么不参加选举？”（什么叫做“三ban”，要解释一下。日本有一种说法，参加竞选要钱包，看板，地盘。这三样东西的日语发音的尾部都是ban，所以简称三ban。也就是有钱，有名又有人的意思。）

记者又问他，有三ban也不一定要自己出马呀，儿子，孙子谁不可以？这么大年纪，干吗不享享清福？此公的回答是，他要做满50年。为什么一定要五十年？原来日本众议院有一条规矩：做满50年议员，给你在国会议事堂立一座铜像，此公就是冲着那铜像去的。但是不幸的是后来众议院又把那条规矩给废除了，就怕人人都冲着铜像来，弄得国会成了养老院，所以原健三郎先生到了末了虽然三ban俱全也还是没捞到铜像。

议员们是被选出来的，据说是为了公众做事。但实际上被选出来以后就为了继续被选出来，理由很简单：别看你在台上人五人六的，一旦要是落了选，你也就是一普通老头或老太，因此议员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围着选举在转。

选举首先要钱，首先出马你就的交30万日元（约3千美金），没这笔钱，对不起，您不能出马。其他的做宣传品要钱，哇啦哇啦大喊的人要钱，交通工具要钱。。。。。。一切都要钱。没钱您别来。

话说回来，选举一定要有钱，但并不是说有了钱就一定能赢。比如原来的奥姆真理教够有钱的了吧，麻原彰晃教主被逮捕时身上还有7000万日元现钞（70万美元）呢，出马参选照样全部落选。

这次讲一个想当议员想得发了疯的邪门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能想得通。

97年一月在国会开会期间，日本警察破获了一起orange共济诈骗案。主犯是现职新进党参议院议员友部达夫和其子友部百男，国会开会中是不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逮捕议员的，那次是战后参议院第一次通过决议同意警察逮捕现职议员。

随着案情的曝光，所有人都只有一种感觉：莫名其妙。这位参议员先生是个议员迷，怎么着也要过一把议员瘾，成立了一个“年金党” 以年金福利为口号参选过两次，均遭惨败。友部同学痛定思痛，找出来了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组织，二是没有钱。

一般人到了这步田地，就算了，友部同学可不这样想。世界上的事情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既然找出来了原因，就对症下药不就行了吗？他解决第一个原因的方法是去找当时的日本新党（党首是细川护熙原首相）要求把他列为比例区候选人。经过一番银弹攻势，光后来查出来了的就有8000多万日元（80多万美元）。还请细川党首喝酒，喝的是200多万日元一瓶的葡萄酒。听说细川喝完了一瓶怎么都还想喝，友部同学的儿子半夜里开着车满东京找，终于在另一家夜总会里找出来一瓶。

插一句闲话，自从老冰知道这个故事以后，所有认识老冰的日本人都无法在老冰面前攻击中国的贫富差别了。老冰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你有能耐也去喝200万一瓶的酒，喝不起就别在老冰面前说什么贫富差别。告诉你，有日本人喝得起200万一瓶的酒”。

言归正传，花了这么多钱，友部同学终于在95年参议院选举时弄到了新进党第13位比例候选人的位子。

有人要问了，这不友部同学找出来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钱吗？怎么又有那么多钱啦？这就是整个故事最好玩的地方：没钱？没钱咱们去骗钱！

友部同学成立了一个像互助会那样的组织叫做orange共济，说能提供高额利息，吸引了全国2千5百人去存款。你说这一下就能骗多少钱？

本来私人搞这种互助会在日本就是犯法的，日本有个“集资法”，就是防止这种骗子的。更不要说连影子都没有的“高利息”呢。可友部同学不这样想。第一，不管怎么着，只要能弄来钱，当上议员就行。第二，友部同学很纯真地认为，当上议员了就能当即黄金万两，骗来的钱也能了账。至于是不是每个议员都能够黑钱，而且黑那么多钱，他就不去想了，或者是不愿去想。

俗话说，门背后拉屎会天亮，雪里面也埋不了死孩子。这不，来存钱的人拿不到利息不就要闹了吗？三下五除二，友部同学的作品全曝了光，本人也进大狱去了。

议员在未被定罪以前是不能剥夺其议员身份的，只能劝其辞职。众议院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劝友部同学辞职。可友部同学是怎么想的大家不都全知道吗？人家就是为了当议员，好不容易当上了还肯辞职？多当一天都好，坚决不辞，每天带着参议员的徽章在牢房里自得其乐。一直到了2001年5月29日才判下来，有期徒刑10年。这一下总算能把议员徽章从友部同学的胸前摘下来了，这时候友部同学在牢房里已经过了4年零4个月的参议院议员徽章瘾了（本来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

法制国家就这点邪门，议员未被剥夺身份以前，怎么说也得让人家享受议员待遇。就友部同学，天天坐在班房里，嘿，议员待遇照样享受！一年3600万国费，一个子儿不少。四年零四个月班房坐下来，日本国还得照样乖乖付给人家一亿五千四百万日元（约一百五十万美元），你说这日本国倒霉不倒霉？

这也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怪胎。

冰眼看日本之十九：“战争恐怖”和战争回顾

在日本最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性是谁？

西太后，孙夫人，毛夫人吧，具体排名怎样不得而知，但是一般人都知道。

这好像太正常了，不知道她们还能知道谁？可接下来呢？我想可能是一位大家觉得很出乎意料的人物：蒋雯丽。

说“蒋雯丽”，日本人可能会摸不着头脑，但你只要提醒他“就是那个《大地之子》里面的媳妇月梅”，估计日本人就知道了。

怎么一回事，十年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NHK合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编剧是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出演的阵容相当豪华，中方有吕中，李炎，朱旭，蒋雯丽，郑振瑶，日方有仲代达矢，宇津井健，田中好子，上川隆也。作品在日本引起轰动，并荣获蒙地卡罗国际电视节最佳作品奖。

那是一个讲日本战争遗孤在中国成长的故事，蒋雯丽在剧中出演日本战争遗孤陆一心的妻子崔月梅。故事情节并不很复杂：六岁的陆一心在终战时和开拓团一起撤离，途中遭遇苏联红军，全开拓团就剩下陆一心兄妹和另一女子。三人被分别买给别人，陆一心后来遇到的养父对他很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遇上文革，陆一心被怀疑是日本特务，送去劳改，在劳改队遇一旅日华侨，得会日语。文革后参加宝钢工程，日本方面驻华办公室主任正好是陆一心的亲父。陆一心找到妹妹，可妹妹由于贫病交加，弃世而去。妹妹死后第二天，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父亲终于找来，才知道朝夕相处的同事居然是亲生儿子。而陆一心又由于受过日本军迫害的同事的嫉恨，再一次被卷入漩涡之中。。。。。。

蒋雯丽在剧中是右派子女，医院护士。在陆一心生病，生命垂危，而医生以陆一心是阶级敌人，拒绝救治时仗义持言，挺身救治陆一心，后来喜结良缘，不管陆一心的处境多么艰难都一直跟着他。

好像这部电视剧没有在中国上映，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写到四野攻打长春的事情。删又不好删，一删故事就连不起来了，就干脆不上演了。而NHK这几年起码重放了四，五次。

这部作品深刻地描写了战争和战争创伤。所有的结果都是情有可原的，不可原谅的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战争。唯一可恶的就是战争。故事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点。

经过战争的人看，年轻一代也看。看完了就一句话：“再也不要战争了”。可不是，还嫌战争带来的创伤不够吗？还要再制造出战争遗孤吗？还要让战争遗孤们在周围的白眼和仇恨中长大吗？

结论太自然了。

日本主流媒体的战争回顾主要就是这些对战争恐怖的宣扬，加上从小学开始的和平宪法教育。所以日本人几乎都反战，但有时也反的有点糊里糊涂。一天老冰被迫逛街，正好碰到有人打招呼，原来是一群反核活动家在街上动员人签名要求禁止核武器。老冰一看那人60多岁年纪，斯斯文文的，想想受命逛街多累呀，哪有侃大山好玩。就问他：“核武器不听好的吗，干吗要禁止？”

那老先生的表情就好像有人在告诉他从明天开始“日本国”要改名为“本日国”一样，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怎么能不禁？”

老冰在犯傻：“杀伤性武器嘛，当然规模越大越好??，不然要他干什么”。

那老先生可能在想“今日个还真没白来，你看，不加强宣传怎么了得，还有人不知道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坏处”，很慈祥地对我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很不人道的，一次会杀死很多人的。”

老冰继续犯傻：“杀死了多少？”

那老先生活像是拾着了宝，这年头还有人这么无知，继续开导面前这位无知中年：“广岛的原爆，一次就死了20多万人啊。”

“所以就应该禁止？”

“那当然??。”

“东京大空袭死了多少人？”

“20多万。”

“那为什么不要求禁止轰炸机？”

老先生一时回答不出，反问我：“那你说为什么呢？”

“不知道吧？战争中轰炸民用目标，是日本人的发明。8.13上海事变（日本人对淞沪抗战的叫法）时，日本军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了上海。所以日本人不提轰炸机，在我看来轰炸机和原子弹一样，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禁一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