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斯拉沃热.齐泽克：为官僚社会主义声辩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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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演讲政治意味很强，也肯定会惹出很多问题。我希望引起在座某些人的暴力反应，因为我今天的立场看上去确实非常自相矛盾。我先解释一下本次演讲的标题《为官僚社会主义声辩》。你们的第一反应或许是“齐某人又来贩卖他那套后现代主义阴阳怪气了。”在这里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对于这个标题抱有积极正面乃至有些天真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发明官僚社会主义，既异化的社会主义——但是异化的方式必须正确。

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说过，他年轻时曾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一起喝咖啡，期间阿尔都塞发表了一番高论，我认为很有道理。阿尔都塞认为可以将革命家分为三类：使用传统谚语的革命家，不使用传统谚语的革命家，以及发明新谚语的革命家。第一类的代表是斯大林，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来，他的文稿讲话当中就经常出现俄罗斯民间谚语；第二类的代表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文稿讲话当中几乎见不到谚语；第三类的代表是列宁与毛泽东，他们经常假托传统谚语的名义发明全新的表达方式。我完全同意阿尔都塞的说法：革命家的真正任务就是发明全新的谚语，因为谚语代表了普遍接受的见解与观点。颠覆与嘲笑旧谚语很容易，发明出站得住脚的新谚语则很难。

著名好莱坞导演塞缪尔.高德温经常大发厥词——今天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有意为之——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有记者批判他的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采用了过多的陈腐套路”，于是他马上给编剧团队写了张备忘便签：“我们迫切需要新鲜套路。”新鲜套路正是我们今天的政治领域迫切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厌倦了专注于最激动最兴奋时刻的革命或者政治抗议运动。纵然有一百万人涌上了雅典锡塔玛广场、开罗解放广场或者伊斯坦布尔街头，我却很不以为然。相对而言，走上街头非常容易。革命或者说激进社会变革真正要面临的挑战是怎样让无数普通人在高潮时刻过去、生活回归常态之后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变化。这才是最艰巨的任务：革命之后的日常生活与革命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何区别？因此我很不喜欢将革命比作狂欢节的说法。米哈伊尔.巴赫汀对于这一点提出过漂亮的见解。他描写了社会生活如何被搅得天翻地覆，社会等级土崩瓦解，奴隶成了主人，主人成了奴隶，旧规则化为乌有，等等。某些左派白痴认为他这是在嘲讽革命，其实真不是。我的朋友、旅居德国的俄国理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我们常有意见相左之处，但是在这里我认同他的看法——最近发现了一批巴赫汀在喀山留下的手稿。巴赫汀在斯大林时期被流放到喀山，反而因此躲过了一劫。从手稿可以看出，巴赫汀心目当中的狂欢节并不是什么解放的体验，他之间关于社会动荡的描写所指的其实是斯大林大清洗。“昨天我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今天我成了古拉格的劳改犯。”这才是狂欢节的真正含义，这才是他所描写的社会等级崩坏，其中并没有任何颠覆因素。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释放全新的能量，并不在于让生活摆脱僵化的固定结构。不，生活理应僵化在固定结构当中，但是必须是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结构。“我们自由了！”——是的，或许你们能自由两三个礼拜，那之后呢？请允许我炒一点冷饭，讲一个之前讲过许多遍的笑话。我认为《V字仇杀队》这部影片非常有问题。很多左派喜欢这部电影，我却不喜欢。影片最后一幕，示威群众涌向街头，淹没了议会，人民夺取了权力。但是按照我一贯的品位低俗的说法，我不惜将我的亲妈卖给妓院也要看看《V字仇杀队》的续集打算怎么拍。人民胜利之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他们通过了哪些新法律？他们如何重新安排各种国家机关？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地方社区自治，摆脱异化的代议机制，让社区里的所有成员都参与日常生活的组织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非异化的地方社区之所以能够存续，完全要仰赖层层叠叠的异化体制化机制：地方社区的自来水与电力从何而来？谁能保证社区内部的法制与治安？社区成员到哪里接受医疗服务？一个社区越是自治，就越要依赖社会体制网络平稳且隐形的运作。因此人的解放的斗争目标或许不应当是消灭对于人的异化，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异化人，实现一套运转平顺的异化社会机制，从而维持非异化生活所必需的生存空间。我们都喜欢社区生活全员参与的理念，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维持社区生活究竟需要多少背景机制的正常运行？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这些异化机制，那就是官僚体制。因此我才说今天的左派必须重新发明官僚社会主义。我们惯于将斯大林治下的社会主义称作官僚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大错特错。就连斯大林政权在自我反省时也认为各种失败的根源都在于官僚社会主义。如果商店里没有足够的货物，如果当局不能及时应对人民诉求，问题肯定在于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因此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整顿官僚体系。但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斯大林主义过于官僚化，而是还远远不够官僚化，以至于发挥不出官僚体系应有的职能。因此斯大林主义只得不断宣布紧急状态从而强行解决问题。斯大林主义不是官僚化的体现，而恰恰正是官僚化的失败。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当今世界有什么参考意义？先来看看希腊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希腊的遭遇或许最直观地体现了我们面临的难题。今天如果你想推行有利于工人与学生等等的最低限度政策，应该找谁？往往只有右翼民粹政客才有胆量这么干。比方说波兰的卡钦斯基兄弟——身为前总统的弟弟莱赫已经死了，哥哥雅罗斯瓦夫如今是波兰的实际掌权者——在掌权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改革，包括降低退休年龄，放宽学生贷款申请条件，改进医保体系，等等。如今只有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府才能做到这一步。反过来说更加悲哀的是，唯有激进左派政府才能推行最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假设希腊的保守派新民主党一直掌权，那么身为反对党的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除了发动大规模示威之外并没有更加有效的夺权手段。现在财政紧缩政策来自掌权之后的左翼激进联盟党，于是民众就连示威的心气都没了。问题出在哪里？几年前左翼激进联盟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选，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联盟党领导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原本都做好了体面认输的准备。可是赢得大选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就投降了。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正是左派目前的困境——斗争胜利之后的第二天该干啥。

如今出现了一套关于希腊的叙事：当初左翼激进联盟党夺权的时候，领导层做出了一系列决策，不仅涉及当的政策，还涉及当地组织结构。他们将左翼激进联盟从众多相互独立的组织与公民运动组成的松散联盟改组成为了统一的中央化政党。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确保了实际决策在提交中央委员会之前就已经由齐普拉斯身边的小圈子确定了下来，这个小圈子被称作左翼激进联盟党的权力中心。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左翼激进联盟党的问题在于在夺权与掌权的道路上沦为了异化的精英党派，丧失了与公民运动、工会、抗议运动等等社会基本面的联系。因此显而易见的解答是他们应当重新激活原本的激情，与人民群众重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这段分析是完全的误导。左翼激进联盟的失败并非在于接受了国家的运行逻辑并且放弃了自己根植于公民运动的基础，而是在于未能找到重新组织国家运行的方式。仅仅说什么“要保持人民议政的监督压力”或者“要依靠草根组织的活力”并不够——这些说法对于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重新发明国家？

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与托洛茨基，一切伟大的革命家都很清楚以下事实：革命者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紧急状态，人民也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动员状态。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于回归常态之后该怎么办，在于人民厌倦了动员状态之后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必须借助某种异化机制，而我并不惮公开表明我对此类机制的喜爱。我接下来说的话有些人听了可能想将我私刑处决，但是你们能想象我这样的人住在全体参政议政的小型地方社区里面，每天下午都要参与关于民生议题的辩论吗？生活用水怎么分配？幼儿园的保育活动如何安排？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简直就是地狱。我想要安宁消停的生活，我想要每天读书看电影写文章，我想要高效且隐形的社会机制照顾好我，而且我认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该仅仅因为提出这些需求就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真正的挑战是跳出资本主义的局限，以有别以往的更好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

西方社会争取普选权的漫长斗争史向我们表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存在于被动惯性当中，平日里只想着如何生存下去，并不会终日准备着投身于某项伟大事业。因此一切激进运动都要由少数派先锋队率先兴起。为了掌控大势，先锋队必须耐心地等待社会陷入危机——通常是战争——以及危机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当此紧要关头，真正的先锋队能够抓住时机动员人民，从而掌握权力。成功的共产主义者——我这话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对他们只有敬佩——全都是彻底的反教条主义者，随时准备利用一切社会议题。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者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而是因为他们向人民承诺了土地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历史阶段打出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与反腐倡廉等等各种旗号。成功的共产主义者全都清楚动员状态不能长久，并且一直在小心准备着动员状态结束后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权力工具。

这一点反过来又暴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系的另一大弊病：革命主体在哪里？为什么——用黑格尔主义的话来说——工人阶级始终未能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为什么工人阶级自身无法作为革命原动力而长期存在？我话说得刻毒一点，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才这么热衷于心理分析。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经济危机的最佳理论，但是同一套理论还预言了无产阶级将会成为革命的原动力，当你质问这些共产主义者——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为什么经过这么多次经济危机还没发生革命？”他们总会辩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心理分析。”然后就是人民的集体心理如何遭到了深层操纵之类的话术。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其他社会原动力来担当革命发起者的角色，例如学生，第三世界的农民，甚至知识分子。尽管我本人非常同情难民，但是以下现象却令我感到骇然：某些左派十分欢迎难民涌入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掌握着优秀的革命理论，只是缺乏革命主体，因此或许难民可以填补这一空缺。只要引入足量难民，革命就能在西欧成为现实。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太恶心了——谁成想如今就连革命都能外包？就连革命主体都能进口？

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独特悲惨困境。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迎来最终危机，而且我们现在显然正在步入这一阶段。最终危机的各种征兆层出不穷：生态危机，难民潮，基因生物技术的威胁，金融危机等等。甚至就连西方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首席吹鼓手们——我对这帮人的厌恶程度更胜于厌恶特朗普，因为我相信他们比特朗普更加危险——也就是那些假装进步的自由派大型企业掌权者——例如马克.扎克伯格与埃隆.马斯克——都在整天吵吵什么“资本主义正在消逝”。他们这话倒是没说错。但是马克思主义显然搞错了一件事。马克思主义认为等到资本主义解体之际，将会出现等待多时的全新社会原动力，将资本主义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但是马克思肯定没想到，今天资本主义确实正在解体，但是足以取而代之的进步力量却无处可寻。如今针对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说句题外话，我一直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如此恐惧机器人技术的推广应用会夺走他们的工作。能少干点活难道不好吗？这种恐惧恰恰表明了当今世界多么扭曲：我们并不因为工作量的减少而高兴，只会恐惧失业；这实在是一个悲哀的征兆，表明左派并没有关于如何构建更美好未来的愿景——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层面上也有人提出了另外的主张——我认为这些主张很幼稚，不过听一听也没坏处——例如保罗.梅森与杰里米.里夫金都描述了资本主义怎样正在走向末路，数字化正在致使市场经济无法驾驭整个生产过程。数字化与自动化进程早已揭露了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苗头。但是这些苗头与抗议活动之间却毫无联系。

有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撰写了一批精彩的论文，文集名称是《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以下是来自他的引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现代主义者——的偏见在于认为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有在更新更好的社会形态即将出现，而且革命主体已经准备好了要为了人类进步而实现这一社会形态的时候才会终结。但是这一主张要想成为现实，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施加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自从集体能动性遭到摧毁之后，我们甚至无法梦想此类政治控制的存在，更何况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义革命当中我们根本无法希冀这种控制的存在。”再说一遍，当前的困境在于资本主义解体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过的全新革命主体。

我当然不认为全新的革命主体可以自发地出现。但是当今意识形态的全部努力都指向了哪里？全都指向了自己的反面，全都是针对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激烈批评。当今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不是对于乌托邦式未来的积极幻想，而是犬儒主义的躺平认输，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奈接受，而且这种接受还伴随着一条警告：一切试图改善世界的尝试只要略微过分一点都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因此一切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思考都被贬斥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自娱自乐。阿兰.巴迪欧说得十分到位：“如今意识形态审查的主要功能不是压制反抗——这是压迫性国家机关的职能——而是压制希望，是当机立断地否定一切针对现状的批评，并且斥责这些批评开启了毁灭之路，道路尽头除了古拉格一无所有。”我们不妨将这种意识形态称作后意识形态时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全部基础就是否定一切进步希望。这就是当今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

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了许多怪事。据说中国人有一句诅咒——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原创，而是某位英国人假托中国人的名义说的话——说是假如你痛恨某人就告诉他：“祝你生活在有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趣的历史时期充满了动荡、混乱与苦难。在某些西方民主国家，有趣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了，许多怪事都可以佐证。比方说法国的马克龙，当初他参加总统竞选时就像从天而降一般令人摸不着头脑，在人心动荡的大环境里迅速以自己的姓名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运动。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当初也是这样一炮打响掌握了权力。但是这一现象象征了什么？肯定不是任何形式的人民超越党派政治直接参政。相反，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政坛暴发户得到了社会与经济建制派的全力支持。此类政坛崛起的功能正是混淆与神化社会上确实存在的对抗情绪。仿佛魔法一般，人们突然团结起来对抗某种恶魔一般的新法西斯主义威胁，这些暴发户则趁势上位。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欧洲政治空间的长期重组的结果。十几年前西班牙还有中左政党与中右政党，两党轮流执政。从特朗普到玛丽.勒庞的露头都表明这种中左-中右二元政治结构正在消失。更加常见的现象是单独一个党派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激进中间派或者说维持现状党。这个党派一般既支持全球化资本主义又在社会议题上采取自由派立场，认为同性恋与堕胎之类的议题都不算大事。这个党派的对头则往往采取反移民、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立场。你一定注意到了这其中缺少什么——有中间派，有右派，唯独缺少激进左派。马克龙的上位就是个好例子。尽管我也认为勒庞掌权肯定是灾难，但我还是要指出马克龙是建制派的代表。面对勒庞组成反法西斯团结阵线固然是好事，但令我悲哀的是马克龙这样的建制派竞选人居然一点伪装都不披。经济界、思想界、新闻界以及电视界的建制派们全都支持马克龙，只要你流露出一丁点反对马克龙的意思，立刻就会有人斥责你是勒庞的帮凶。我在法国有几位曾经的朋友甚至提出了“勒庞派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说法，以此指责左翼参选人让-吕克.梅朗雄与勒庞沆瀣一气。

这一类政治运动看上去像什么？它们往往都有宽泛而又空洞的名称，从而容纳所有人以及所有事物。贝卢斯科尼的竞选口号是“意大利力量”（Forza Italia），马克龙的竞选口号是“共和国前进”（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两条口号都塑造了一场抽象的胜利运动，但却丝毫没提到运动应当走向何方。两场运动甫一亮相都摆出了反对建制派的门面。当然两场运动还有一点关键区别。就贝卢斯科尼而言，在他参选之前意大利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反腐运动，致使传统政治结构崩溃了一地，一时间意大利共产党成为了意大利政坛的唯一势力。贝卢斯科尼与建制派都认为国家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在法国，人们则认为新法西斯民粹主义有可能成为赢家。马克龙的支持者恰当地描述了他扮演的角色。去年他们主张玛丽.勒庞正在逐渐去妖魔化，逐渐被视为民粹政治领域的常态化组成部分。而他们的任务则是重新将她妖魔化，让公众看清她依然是从前那个反犹法西斯分子，任何认真的民主支持者都不应当容忍她。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姿态依然不够，仅仅将勒庞再度妖魔化依然不够。如果我们当真要认真起来，就应该尽到左派的义务，应该追问勒庞这样的人凭什么能成气候——她能成气候是因为霸占政坛的建制派的失败。所以等到日后其他马克龙再次组织所谓的统一战线反对其他勒庞的时候，我们必须自问自答一句：“这幅图景当中还缺少了谁？——激进左派。”马克龙的任务不仅是击败勒庞，还要让激进左派彻底消失。

甚至就连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唐纳德.特朗普其人多么可怕暂且不论，我主张民主党人之所以妖魔化特朗普其实是为了摆脱伯尼.桑德斯，因为桑德斯威胁到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正因为如此，民主党才会痴迷于俄罗斯黑客干涉大选的议题。黑客的事情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是民主党的真正败因还是在于抛弃了桑德斯。所以民主党必须将特朗普丑化成为俄国间谍，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普京头上，以免不得不转而展开自我批判。

民粹主义对抗建制派的全新政治空间还有另一大特点——有些人哀叹这是社会风气的大倒退——也就是越发明目张胆的公然猥亵。特朗普曾经说过多少次如果出自自由派之口足以令人身败名裂的粗鄙之语？民主党曾经多少次预言特朗普将会因为这些出格言论而完蛋？特朗普曾经公然鼓吹要毫无顾忌地触摸女性两腿之间的部位，他曾经公然侮辱过阵亡士兵的家属——可那又如何？民主党的预言大错特错。这些丑闻反而成为了特朗普的助力。我的许多朋友都在问，像特朗普这样一位腐败、下流、粗俗、毫无底线、与基督教行为准则背道而驰的人怎么就成为了基督教“道德多数”保守派选定的代表？我听到的回答是：保守派很清楚特朗普是个人渣，但是特朗普的若干施政要点很吸引他们，例如禁止或者限制堕胎。于是保守派声称：“我们不关心他的为人，只要他能禁止堕胎就行。”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我认为实际情况更加复杂。这里我们必须运用一下关于身份认同的心理分析法。特朗普满嘴胡说八道之际，也正是他的支持者最认同他之时。特朗普自诩是严以律己的基督徒，在现实当中则是贪婪粗俗的性别歧视者。这正是新保守派的本质，特朗普的支持者丝毫不必对他感到失望，他们本来都是一路人。他们可以同时认同特朗普的两面。我认为这一点正是如今左派的下手机会。我们绝不能继续容许右派霸占“道德多数”的旗号，因为如今唯一的道德多数就是左派。

我再举一个满口道德之辈公然显露出猥亵一面的例子。这是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的事例，令我吃惊不小。波兰目前的实际统治者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曾经在1997年接受过某自由派报纸的采访，期间他描述自己的党派将会如何夺权，采用了一句非常低俗的粗鄙之语，而且事后从未否认，而是骄傲地重申了好几次。这句话是“Teraz kurwa my”，从波兰语翻译过来大致是“也他妈的该轮到我们了！”但是我的波兰朋友告诉我，如果按照字面直译的话，这句话要比听上去恶俗得多，更接近“也该轮到我们艹婊子了！”就好比妓院门前排长队，你方上罢我登场。必须注意的是，这句话公然出自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保守派之口，此人历来以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我认为他的追随者正是因此才会认同他。人们并不会首先将他当成道德楷模，然后又因为他的言论而失望。不，虔诚与粗俗在这里一体两面地组成了统治意识形态。

顺便说一句，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相差不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正当大跃进的后果显露无遗之际，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都要主动承担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我是一个一零七零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这不是什么藏在讲话中段的口误，而是整篇讲话的结尾——“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这个粗俗的比喻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将针对严重错误与责任的自我批评比作拉屎放屁？我认为对于毛来说，自我批评并不等同于感到懊悔，更不等同于主动下台。自我批评的用处其实是摆脱责任，之后“肚子就舒服了”。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承认自己是屎，而是要摆脱屎。

总而言之，我们眼下应该怎么办？世界正在越发成为一体，但是依然分为里外两面。例如《饥饿游戏》与《极乐空间》这样的好莱坞电影正确反映了一个正在缓慢露头的世界。如今的新世界秩序是全球化，但是这个球是空心的，我们在球里面，其他人在球外面。20%到25%的特权人群生活在安全空间里，往球心里钻的人自然就是难民。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令我忧心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我们习惯了批判西方新殖民主义与普世人权理念无非是西方推行霸权的工具，旨在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第三世界。我认为如今又出现了更加值得担忧的新现象：从莫迪到埃尔多安，从普京到特朗普，这些人的上位表明某种全新的多元文化秩序正在浮现，不过是最恶劣的那种。每一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或者文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并且隔绝外界影响。如今的西方在这方面已经认栽了，福山的幼稚理念已经彻底破产，西方失去了全球民主化的愿景。我们可以在本国推行女权，其他国家残害妇女不关我们的事。在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我将这一现象比作反犹主义。最新形态的反犹主义就是锡安反犹主义。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挪威夏令营枪击案的凶手，杀害了八十多名青少年的安德斯.布雷维克。他主张：“在以色列我们应当全力支持犹太人，因为他们保护我们免遭穆斯林的野蛮暴行——但是挪威绝不能允许犹太人的存在。”换言之我们要在自己家反犹，去别人家挺犹。特朗普的做法也与之相对应，他不仅会玩弄锡安反犹主义，而且玩起尊穆恐伊斯兰主义也同样得心应手。他在美国散布各种恐伊妄想，然后又与沙特土耳其打得火热。意识形态在这里发挥了极其犬儒的功能，以至于批判工作非常难以展开。曾几何时美帝国主义还在用人权与普世价值为自己背书，那时候我们这些批评家的工作还容易一些，无非就是揭露人权的谎言、普世价值的虚伪以及西方男权文化的特权地位而已。可是如今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普世价值的外皮，有普世市场就足够了。因此我得出以下结论：今天的斗争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方式将普世的解放斗争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这才是今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