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聊聊宋代理学 --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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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聊聊宋代理学

1、什么是宋代理学?

教员年轻时在北大干图书管理员,博览群书。

有一回,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作了这样一个眉批:“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 一九二○年十一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教员读的泡尔生,作过《康德传》,是康德哲学的拥趸者,而教员所说的“宋儒之说”,指的就是宋代理学。

要理解教员的这个眉批,自然要了解康德讲了什么,宋代理学又讲的啥。

首先,康德认为,支配人们行为的,要么是个人感性欲望,要么是理性原则。

打个比方,拿借钱来说,借钱不还就是被个人感性欲望所支配的行为,而有借有还则属于理性原则。

那么,康德讲,如果人人都借钱不还,那么这世上就没有借钱这一说了;反过来,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借钱要还,那么人人都会愿意借钱。

很显然,借钱帮助别人是一种道德行为,但如果,人们被感性欲望所支配,借钱不还,则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存在了;反之,如果人们遵循理性法则,有借有还,那么,这种道德行为就会普遍存在。

所以,康德讲,如果人类要建设道德社会,支配人们行为的不应当是个人感性欲望,而应当是理性原则。

说完康德,再说宋代理学。

宋代理学最有名的口号是“明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往往被人理解成禁欲主义,其实是误读。教员将宋代理学与康德思想联系起来,才是正解。

因为,宋人讲的天理就是康德讲的理性原则,宋人讲的人欲就是康德讲的个人感性欲望。所以,“明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消灭人的欲望,而是提倡人们用理性主宰感性,建设道德社会。

2、为什么宋代理学会兴起?

为什么在宋代和近代的欧洲,思想家们都在思考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商品经济兴盛繁荣带来的思想冲击。

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近代欧洲就不说了,就说宋代,看看《清明上河图》,就明白宋代的商品经济有多繁荣,画中到处是酒肆茶楼,各种商铺应有尽有,街面上人头攒动。据考证,当时东京开封的人口有150万之众,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可以说,大量的城市人口,其实就是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带来的结果。

问题在于商品经济的核心是赚钱,商品经济越繁荣,说明社会上的赚钱意识就越强烈,最终必将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思想。

事实也是如此,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朝代,甚至连向来清高的官员、读书人都开始忙挣钱。

朱熹做官时就曾向朝廷举报台州的一把手唐仲友,说他上任后打着官家旗号造酒贩卖,所得利润大半装自己口袋,又说他使用官府资源印刻自己文集,然后拿到自家书坊卖。

当时的皇帝宋孝宗看到朱熹的举报,便问丞相如何处置,丞相却说,不过是两人争闲气,“可有一些的正事么? 多不要听他就是”压根没当回事,习以为常。

官员如此,读书人自然也不以经商为耻,宋人笔记《张氏可书》记载,“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甚至有的读书人忙着挣钱,连科举考试都不参加了。

回想当初改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大概情况类似。

与今天情况类似的还有,当全社会都掉进钱眼里,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大爷,社会上各种乱象频出时,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思想领域的混乱。

这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要在混乱当中树立旗帜,为世人,特别是读书人指明方向。

这面旗帜就是理学,主要包括濂洛关闽四大学派。

濂学指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因其住处附近有条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故称为濂学;

洛学指程颐、程颢两兄弟,因其家居洛阳,故称为洛学;

关学指张载,因其家居关中,故称关学;

闽指朱熹,因朱熹曾长期在福建为官讲学,故称闽学。

四大学派中,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朱熹曾向二程当中程颢的三传弟子求学。

理学各派的学术思想不尽相同,但落脚点都是为了强化读书人的道德建设。

撇开理学深奥的哲理不谈,看周敦颐写的《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实际是主张读书人“出淤泥而不染”,要求读书人远离铜臭,从钱眼里走出来。

再看张载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是在说走出来以后该干什么,要求读书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再看朱熹为什么那么重视《四书集注》的编著,直到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四书集注》,因为《四书集注》是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朱熹认为只有将圣贤经典通俗化具体化,让读书人读懂弄通,“圣经贤传之旨”才能“灿然复明于世”,读书人才不会走入迷途。为彻底达此目的,朱熹甚至从娃娃抓起,亲自编写儿童蒙学教材,为读书人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世间事,打基础最难也最见成效,朱熹的工作成果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空泛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3、理学的问题

理学的兴起来自于在道德普遍缺失的时代,对道德的张扬,缺啥补啥,顺应人心。但另一方面,理学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过于强调道德,将道德摆在第一位,神圣和泛化道德,导致只谈道德,不讲事功。

1975年7月28日,教员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

亲自为教员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

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让教员洒下英雄泪的南宋词人陈亮,也是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他就指出过理学的危害: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日“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日“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理学一兴,却是上下相蒙相欺,百事不理。可是事功派最终还是被理学打的落花流水。

南宋本就孱弱,靠着向金国称臣纳贡偏安一隅,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一点都不虚,正应该救亡图存,大讲事功,可理学一味地强调道德,只好应了那句话,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

中国自近现代以来,从国际环境看,可以说,比两宋只差不强,妥妥地大争之世,对此,没有人比已经将24史翻烂了的教员,看的更清晰。

可是,教员的痛哭,天下又有几人能理解?

通宝推:尚儒,三笑,红军迷,小泽珍珠,空中吴钩,大眼,猪啊猪,ccceee,崂山一道士,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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