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商榷】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 夜如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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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借此说两句,文明是发展的基础

一、

改开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之后势必面对话语权问题,外来意识形态一直在瓦解中华文明的凝聚力……而这些问题或者现象的本质都是价值观问题。这不仅会影响思想市场和文化产业,还会影响全球利益格局……当旧有的思想不再适应当前发展,就势必要推出一套全新的思想,不管用什么瓶子来装。这是历朝历代飞速发展之后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是补充自身所匮乏的精神实质,一方面是稳定民心、维持继续发展的动力。

实际上早在15年,习在强调王阳明的时候就已经显露了这个端倪。

二、

三皇五帝即便是信史,意义也不在于此。因为三皇五帝是向往秩序的一种表达,为人们的努力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当代的等价物,就是我们从未真正到达过共产主义,却可以想象共产主义实现之后的景象。它们的内在是一致的。也就是个人常说的提供参考。

三、

道统的关键在于:「道统之人也能传递天道,和代表政统的政治权力分庭抗礼」

  

此前仅仅依赖天子来维持的社会秩序,现在也依赖参与宇宙秩序的圣人,圣人成为天子的竞争者。在符号领域,这种自立人格的新经验及其构建秩序的意志,在帝王资格向圣人的转移中变得显而易见。道和德——对两者的拥有使“君”具有构建秩序的效能——现在变成了君子的心灵中具有效能的力量。  ——《秩序与历史 卷一》P113

四、

天道在早期主要是天文地理等自然规律,而老子说非常道,是因为无法用语言规定。不过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出来具体方向——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对历史规律的反思。

如果要讨论「道」意味着什么,话题太大,不易说清。

  

中国思想家从来不把实在与表象分开。汉语中所谓“实”指硬的、满的,与“虚”相对,后者指缺和空,都不是超越感觉经验的“绝对实在”;汉语中“有”“无”皆针对具体事物而言。在印欧语系中,人们说一个事物,是同时包含其存在与其本质,即what it is per se(它自身是什么)。但是在绝大多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人们追求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怎么称呼更合适、即如何“名”的问题,所以在《老子》中“名”拥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道”(the Way,即恰当方式)有了首要的重要性。由于西方哲学家关心的是being(存在)、reality(实在)、truth(真理)一类问题,他们容易把“道”想成absolute Reality(绝对实在)。其实,中国思想家真正关心的是“出路在哪里(where is the Way)”,他们想知道人该怎样生活、怎样组织以及汉末以来的怎样与宇宙感应。因此,当中国人追问“多”背后的“一”时,并不是在探求现象背后更加实在的东西,而是变化不定、充满冲突的生活和政治中不可变的途径/方式是什么(the constant Way),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朝什么方向走。  ——《论道者》P258

个人浅见:对于人文,价值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道路,也即是「道」。深信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努力转化为生命的现实。

周天子以德配天,虽说代替了原本的上帝信仰,但依然没有脱离原本的政治秩序。依据《洪范》之类文献,也很难说商朝并没有发展出「仁政」的具体内涵。

当然这不是说周代没有突破。周以天、德树立正统,替代了原来的近乎神授,显然为后来道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五、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厌恶是相当明显的,尽管从孟子那里拿来了仁政说。这是因为,荀子的礼制和王制论更多是对社会规范的论证,对社会制度的辩护。而思孟学派的礼是反过来的。是由仁而礼,礼是结果。只有形于内才叫德之行。

社会治理自然首推荀子,但性善作为仁的根本问题,荀不如孟。很简单,既然一切都是积伪,那么怎么确定行为的善恶?怎么能够促成道德行为?甚至福兮祸兮,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好坏?这也是现代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问题。

荀发展到极致,自然也就是「法」了。坚持秩序,应规蹈矩,安分守己。却无法解决人们对规范本身的疑惑。它能够代表人民普遍认同的方向吗?它能够体现出仁义的内在精神吗?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  ——《朱子语类 卷第七・学一》

借此讨论一下释家。

释家进入中国有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由于书厄灾异、官方压制,儒道从事实上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解释生活。尽管可以解释,也能够解释,但于僵化和松散而早已无法提供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尤其是战乱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释家因为先天疏离的面相,无君无父、经济独立,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是致命的,不可能依靠它来真正唤起群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释家可以换成任意一种外来意识形态,只要它提供了传统文化所“匮乏”的解释,同时又在割裂原本统一的社会共同体。

所以规范其实不重要,怎么做,才是重要的。这也是目前努力发明传统的关键所在。

六、

  

  儒家是从春秋战乱里总结出的改良版王权,想寻求出一个王向贵族分权的合理分寸。地方独立,军事上不安定,但也有巨大好处,因为贵族行政是文化型政治,犹如丛林的自然生长,是一种经济、民俗、学术、文艺的综合性发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族行政契合本土,地方独立,带来繁荣。郡县制是法令型政治,官吏是皇帝权力的延伸,权力结构单一,安定性强,但法令的准确度比贵族治理差很多,往往不能契合地方特性。

  官吏的素质也比贵族差,职业官僚必须拘泥于政令,执行是第一位的,没有创见和灵活性,让法令进一步粗糙化。史书上的昏君往往写成个人生活变态,以掩盖皇帝因法令失误而失天下。

  ……

  汉代儒家董仲舒的分寸,是在皇权的外衣下实现王权,将郡县制官吏变成短期贵族,提高其素质,给他们一个理念,他们一个接一个驻派地方,也就等于是世家了。

  这个统一理念要有别于政府法令,官吏有一套理论跟皇帝的法令论争,便争取到了行政的自主权,避免政令失误。这个统一理念就是孔子学说,汉代已出现了普遍的“依经辩法”情况,官吏和平民可以拿儒家经典去论证法令的合理性,最常用的是《论语》和《春秋》。

  延续到后代是“理法之争”和“情法之争”,其实是一个意思,变换了词汇概念。“理法”的理指儒家理念,法指行政法令;“情法”的法是行政法令,情是人之常情――还是儒家理念,儒家将人之常情总结为人伦道德,有了理论高度,所以能跟法令辩论。

  儒家承接了贵族文化,身份又是平民,没有贵族发展后的军事企图,又能提高官吏素质,减少底层失误率。汉代皇帝让儒家取代贵族,又让儒家改造官吏。但这属于人员编制上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皇权结构。  ——《武人琴音》 P150-153

忽略精神实质,仅从行政考虑。虽然论证并不严密,但感觉此说更贴切。

最后一句几乎可以直接代入某个时期。

七、

其实说了这么多,很容易看出来,当年理学(诞生前)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我们现在的困境。不管是社会发展、世风日下、还是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几乎如出一辙。这几年重提理学的动机其实非常非常明显。

唯一的区别是,现在要在全球文明之争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单纯自己圈子里解释的通是不够的。

八、

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会有理学式的可能。不管是僵化为教条、空谈理论,还是被权力所利用,压制和扭曲。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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