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防疫模式•人盯人 VS 鬼哄鬼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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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防疫模式•人盯人 VS 鬼哄鬼

今天带孩子打完球,去Wegmans(美国最大的联锁超市之一)吃午饭,孩子喜欢那里卖的寿司。一到门口,赫然醒目的立着一个招牌:“We Strongly encourage all customers,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status, to wear a face mask while shopping with us” ( “我们强烈建议所有顾客,无论打疫苗与否,都戴口罩”)。

我与婆娘相识一愣,都被吓着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见到Wegmans如此严重的警告。我们立即取消了在Wegmans店内餐桌区吃饭的固有模式,点了寿司,迅速回到车上吃,尽管今天温度是华氏95度。

注意到Wegmans里面:

1、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戴口罩,以前有很多不戴的;

2、一个白女妹纸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进洗手间,看见有人出来立即退后闪避,非常谨慎的避免近距离接触

然而另一方面,我从二楼看一楼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六尺距离且不论,一半以上是不戴口罩的。甚至有一个年轻人坐在大门口,旁若无人的吸烟。

唯有一叹: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防疫模式,鬼哄鬼,哄死鬼。

其实我们这个民主党的州,从政府到老百姓,打疫苗的热情在全美属于前列,毕竟去年春天第一波疫情,我们这里死人按比例,跟纽约是一个级别----新泽西州人口与封城期间武汉类似(900万),而地方大得多,至今死亡已接近2万4。

所以,5月开始,本地接种率已经相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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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导致了盲目乐观。从7月初始,甚至对疫情最为警醒的中国人,从身边邻居到孩子的全部课后班老师们,很多携全家(上至70岁老人下至几岁娃儿)去旅行,最远的去了墨西哥 。可见此地老百姓认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了。

然而今天在球场,身边两个白人家长对话(一男一女),焦虑的是即将到来的全体孩子返校上课。看看本县疫情日新增数据,又从疫苗注射高峰的六七月的个位数,增加到现在的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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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们返校,天气变凉,室内聚集增加,谁又能保证,今年秋冬会不会形成第三波呢?

国内的防疫模式,显然是人盯人。这种模式自南京、郑州接连出现状况以来,明显的也受到Delta的强烈冲击。

其实数一数,不算去年年初的武汉,这一年多以来,国内已经有几个大城市特大城市连续出现状况了----青岛、石家庄、广州、南京、扬州、郑州 ---- 这是偶然的人为过失?还是有必然的原因?

以对疫情反应最为迅速的武汉市为例,今天华工的同学讲:学校被封了,几万人什么也干不成,非常生气。此次学校及周边小区被封,是因为中建三局武汉沌口项目工地工作的确诊17岁男,最后一天在工地上班是7月30号,而武汉方面8月2日隔离的与南京机场相关的最早源头,不包括此病例-----工地方面的隔离工作做的不够及时,甚至可能出现了遗漏:

确诊病例6:田某,男,17岁,中建三局武汉沌口项目工地工作,现住址为洪山区关山街康居园小区,其活动轨迹为:

7月29日9:00,自住处出来,在黄龙山地铁站乘坐2号线转4号、6号线到达国博大道老关村站,出站后步行到中建三局武汉沌口项目工地,15:00在附近中百罗森吃盒饭,晚上在工地吃饭,住工地宿舍,同住人员6人。

7月30日在工地工作。

7月31日8:00,与朋友王某某一起乘坐394路从工地到达经开永旺,乘坐61路从经开永旺抵达钟家村,9:28在钟家村转乘4号线,10:00到达楚河汉街,中午在聚香隆美食城吃饭,在汉街T9酒店公寓702休息,19:10乘坐地铁2号线于19:44到达街道口,从街道口站A出口步行至京韵花园小区其父亲的住所。

8月1日白天在父亲家,16:10离开京韵花园前往小区附近的襄阳牛肉面馆吃饭,16:30离开面馆在街道口公交站乘坐702公交车,车牌号为鄂A19639D,17:00到森林公园站下,回到康居园住处。

8月2日-4日,居家,晚饭后步行到森林公园散步。

8月5日上午11:00步行到光谷新世界恒大华府其朋友王某某处,14:00离开。

8月5日,核酸检测为阳性,8月6日复检为阳性,立即由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除此之外,昨天整个江夏区,也被连夜封了,因为“有三个确诊曾在江夏的世纪广场散步,当时广场有几百人”

我同学很气愤于工地及有关方面的隔离工作做的不够彻底、及时:

8月1日源头被确诊,工地怎么没有管控7月28日以后在工地上班的人员?武汉市只有这一条传播线都管不好。忙着做全市核酸,工地源头隔离却没管好。如果多几条传播线,武汉不是成了筛子?别吹武汉了,这次管控这么大漏洞

同学身为武汉人,身为志愿者,亲身经历过去年惨痛的封城,包括学校数位教授去世,当然有资格骂自己的城市疫情管理。言辞固然激烈,也并非没有原因。

我认为,中国目前这种最严密的人人参与的防疫,能持续多久,取决于两个变量:

1、最大的成本不在于抗疫经济成本,而是持久战导致的精神成本,疲劳战最易造成侥幸、麻痹,毕竟,人盯人,累煞人。

2、各级领导尤其是新领导对城市及相关业务的熟悉程度。

南京禄口机场那个组织部出来的不懂业务却大胆“混改”的书记就不说了,南京、郑州之所以相继出问题,看看以下履新时间:

南京市长:6月29日

郑州书记:6月12日

而去年初武汉疫情之所以被拖延至那么严重,也与前面两任市委书记是中央派来镀金,一年半走人或者准备走人,市长也是刚到一年有关。

故此我另一位同学(在武汉某单位任领导,去年除夕夜参与火神山建设)评论南京之所以出状况:

“ 武汉是在痛定思痛后的结果,去年全员核酸检测,开始也有些乱,流于形式。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上面看来都要求了,真到了执行时候变味就很多了,所以需要的是熟悉情况的领导去深入基层盯,而不是下个政策就够了,那些什么领导调研都经常是被应付的,看不到真相”。

中国这种人盯人的全民防疫模式固然累人,然而:

1、今年秋冬,有关国家会不会又要大规模死人?

2、明年春天,会不会有更厉害的变种?

人盯人固然累人,总比鬼哄鬼撞大运,要对国家负责些,对人民负责些,归根结底,是对自己负责些。

《大决战》中,卫立煌曾对顾祝同评价蒋公:

“ 蒋先生听话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他对东北的指挥,在兵法上犯了三大忌。兵法上说,勿以三军重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蒋先生这三忌全犯了。”

勿以疫苗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我们在河里可以对国家的防疫大计指手画脚,甚至信口开河。但是,说说就可以了,别把自己的话太当回事。“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固然不尊,若“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亦属无谓。还是相信国家领导层,相信专业人做专业事。

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疫情日益不可预测,世界危机日深,中美在防疫问题上的互不信任乃至斗争。世界抗疫成了战场,谁又能独善其身?若真能把对方一脚踹下船倒也罢了,就怕对方落水之前,干脆把船也凿沉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毕竟各方都有这个本事,甚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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