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七：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彭德怀（一） -- 孤星

彭总是我最敬仰的革命元勋之一。缅怀他的不朽功勋，感悟他的伟大人格，体会他与战友、部属之间的深厚情谊，一直想写点东西。

悲剧的力量更打动人。彭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垮台”，文革中受迫害，最终含冤逝世。以他的性格，淡出中枢是早晚的事。即便黄克诚提前几天上庐山，能够阻止他上“万言书”，但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也很难平安度过文革十年。一些人认为他在庐山上上书是军人“干政”，是不恰当的，甚至别有用心。诚然，他信中的一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一些用词表述欠考虑，上书的时机也不一定合适，但谁规定政治局委员不能给中央一把手写信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呢？他出身贫苦，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感情，个人始终认为他写信的目的是纯粹的，就是为民请命，而没有那么多功利的考虑。

彭总关心群众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善于对上表忠心、专注于关心领导的生活包括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君子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彭总为人襟怀坦荡，刚正耿直，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在党内高层中，他与朱老总“私交”多一些。另外，抗美援朝期间，彭总与高岗接触比较多，有点惺惺相惜，后来还推荐高担任总参谋长。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他们在沈阳住的时候，有时彭总、老金在他们家里开会，时间晚了，彭总就在他们家住一晚。高岗出事之后，彭总还派人去看李力群，并送一些粮食。高岗孩子多，虽然由国家养起来，但日子也比较困难。

彭总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总指挥时的主要军事助手邓萍、左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平江起义时的几个干将，李灿、贺国中、黄纯一等，也很早就牺牲。在他的部属中，按张爱萍的说法，“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彭雪枫不是红五军的老班底，1930年5月才到红五军，但厚积薄发，进步很快。长征途中，扎西整编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编了6个团、4个团。红一军团还保留了2个师的番号，红三军团把师的番号都取消了。改编前的红五师师长彭雪枫降职担任红十三团团长。

再后来，红一、三军（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总当司令员，支队下辖3个纵队，1纵队（原红一军）司令员由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兼，2纵队（原红三军）由彭雪枫担任司令员。陕甘支队长征到陕北之后，恢复红一军团番号，原来的2个纵队分别改编为红二师（刘亚楼、肖华）、红四师（陈光、彭雪枫）。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种子中的种子。原红三军团的干部当时整体上不被重用，2个师的4名军政主官中只有彭雪枫来自原红三军团，其在红三军团中的地位和代表性可见一斑。彭雪枫如果没有在八里庄战斗牺牲，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是妥妥的。

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他自己与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黄有思想，不盲从，经常给领导提意见（确实有水平，不服不行），因而多次被降职，彭没少保护他，救过他的命，但也没告诉他。彭总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黄大将的不同意见，他一般能听进去。

《黄克诚自述》中提到，在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向毛主席辩解：“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黄克诚晚年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

1965年，黄克诚到山西当副省长。1966年春节后，他到太行山区抗旱。到高平县时，想起1939年与彭总在高平一起研究部署反摩擦的情景，不禁黯然伤感，连夜填成《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迫于当时的形势，黄克诚一直未曾将词示人。直到1981年9月，他才当着众人的面将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总已含冤逝世7年了。

张爱萍之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提到：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说法耐人寻味。只提到先总理、彭总、陈老总三个人。

张胜写到：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1959年庐山会议上，各路大员表态发言，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被迫无奈。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提到，轮到张爱萍发言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仅此而已。还能说什么呢？

王平上将在《王平回忆录》中也深情回顾了彭总的一些往事。俄界整编后，红三军不存在了。彭总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总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的脾气不好，骂过很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是‘骂’出来的”。

王平写到：

红三军团自1930年6月成立以来，在彭德怀军团长和其他首长的领导指挥下，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进行了数百次战斗，逐渐成长为一支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勇猛、作风顽强、主动啃硬骨头、能打硬仗恶仗的坚强部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彭军团长要求干部打仗讲究战士，反对蛮干；他不主张团以上指挥员带头打冲锋，认为这样是降低了指挥员的作用。他要求团以上坚守自己的岗位，调动部队的各种积极因素，去完成作战任务。在彭德怀等军团首长的带动影响下，红三军团的干部养成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能够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高尚品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

确实，彭总以他的刚直品格、艰苦奋斗作风等给红三军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亮剑》中很多内容是瞎写的，在真实历史中不可能存在的。像李云龙那样屡屡违规抗命，早就被撸到底了甚至严明军纪了。但他宣扬的“主官决定论”“主官性格决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有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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