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求助】关于人口和生育的一些疑问 -- 审度

梁中堂：一胎化怎么来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813ace0102x0q6.html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无法展开的争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因为那时我们从极“左”的禁锢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

------------------------------------

1、导弹科学家宋健在欧洲出差碰到了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两人相谈甚欢，奥尔斯德介绍了自己的人口理论，宋健从中得到了灵感，回国后就出台了人口控制论，认为中国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胎政策，否则人口会暴涨到40亿，最适合中国的人口数量是7亿。 哦，对了，这个欧洲数学家现在表示，当时就是喝酒随口聊了一句人口模型，其实那个人口模型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早就废弃不用了。梁中堂的书籍，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BBC中文转载的泰晤士报报道《西方是中国一胎化的始作俑者》，《Science》的文章（一个很短的小八卦），外国学者书籍《Just One Child》上面都讲过这个事情。

2、1981年宋健从食品角度估算了百年后（刻舟求剑，根本不知道百年后技术，用当前技术硬推），中国适度人口数量，中国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3、“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被西方忽悠瘸了！

4、根據宋健的学生田雪原計算，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億，那麼每對夫婦只能生育1.7個孩子。於是，1.7個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夢靨。1.7意味著有的人可以生育兩個，有的人只能生育一個，到底誰能生兩個，誰只能生一個？ 在中國，這種難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案：宁左勿右。

5、宋健的6亿人口执念非常强，2015年还在阻碍二胎放开。时间到了2015年，中国两位退休高官宋健与彭佩云都在就独生子女政策游说新一届领导层，但彼此意见相左，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内部在此事上的分歧，而内部分歧阻碍了这一关键领域的改革进程。与许多学者一样，彭佩云认为目前是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了。不到一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彭佩云首次公开表明她对该政策的看法已经改变。宋健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中国资源有限，必须保持低生育率来保持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人口将猛增，引发粮食和其他资源短缺。

6、模型简陋到荒唐可笑。不像是所谓导弹专家国务委员水平。考虑变量太少，根本没考虑社会、科技、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等等因素，这个勉强可以算水平问题。水平多低呢，举个例吧。90年代初，本科阶段选修课记得叫系统动力学，日本一个教授编的教材。只要上过课，就知道宋某人的模型简直是搞笑。当时上课老师是当笑话讲的。

模型计算结果出来，就成为政治正确的东西，不能动。最基本的科学精神都没有。不说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比如日韩）的人口发展数据复核、修正、改进模型吧（记得当年有人做过类似事情，被“中国人有严重多子多福观念”怼回来），至少也应该根据国内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修正吧？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模型是不能动的，结论是不能改的，数据对不上，那就伪造人口数据呗。简直匪夷所思，已经不能用胆大包天形容了。

7、人口学长期以来都是一言堂，打压不同意见，宋健的徒子徒孙一直控制人口学术，还觉得自己很正义，别人是异端，狂热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