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晋洛阳武库大火研究 -- 张新泉

一、历史上，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收天下兵铸为铜人；元朝灭夏金宋一统中国后，收天下兵器至老百姓几户共用一把菜刀；西晋司马氏篡魏灭蜀降吴统一天下后，也收天下兵器入洛阳武库。

长期战乱后建立的这三大王朝，在统一天下后，都采取了极端武器管制措施。然而，就是这种相似政策背景下，反而是一旦条件成熟，散乱无组织的民众立刻就能遍地烽火蚁賊蜂拥而起，最终也都成功推翻这三大王朝。

中国历史上唯二成功的秦末、元末两次农民起义，都是如此。

而汉晋时代的五胡，在当时更都是比汉族农民更低等的奴隶阶级。他们一旦反叛，也成功反杀。

五胡乱华如果撇开民族矛盾背景，与秦末六国遗存贵族游侠小吏们带头起义，其实没什么区别。秦失其鹿，六国遗民群雄共逐。晋失其鹿，五胡共逐。

极端武器管制之下，民众与政权之间力量悬殊更大。手持利器的统治者，横征暴敛更普遍更深入更无所故忌更随心所欲，腐化堕落也更迅速更惊人。

于是，一旦条件成熟，反抗也更普遍更激烈更摧枯拉朽。

二、

对于东汉三国魏晋时代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权力争斗的结局，究竟是胡主中原还是汉人主宰天下，其实都并无实质区别。只有是否更有利于佛教传播，那才是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

同样，对明末清初时代的西洋耶教而言，关内关内朝堂民间各方世俗权力争夺的结果，究竟最后是由鞑靼主宰中国还是大明国继续统治，其实也并无区别。关键只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天主教士传播主的福音。

从技术上来说，晋代佛教徒与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处时代分别做了两件影响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在当时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晋武库大火后，从大黄弩、连弩车等重要武备不再见于史书来看，当时很可能连武器生产工坊、工匠、工具、技术图纸之类都一并烧掉了。换言之，汉民族的整个军工后勤体系当时也崩溃了。

明末王恭厂安民厂炸后，同样不仅是军备军储一扫而空，当时的军工火器生产体系也基本毁灭。

明清两时代，倘若一直有类似于王恭厂的军工军火人才物资生产体系完好无缺，还会那么看重红夷炮，不得不容许引进耶教吗？

往更远了说，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原武备始终都是强于周边蛮夷。哪怕是春秋战国、王莽之乱、东汉末年大乱，周边蛮夷始终无能为力，很难进入中原区域。

洛阳武库大火之后，局势才彻底改变。

洛阳武库大火，甚至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

同样，王恭厂爆炸之前，汉唐宋明在对外交往方面，从来都是中华上国之姿。地理大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王恭厂爆炸后，中国火器军事生产体系完全崩溃，这才是中国军事技术彻底落后于西方的根由。 王恭厂损失的不仅是武器弹药，而且是整个生产体系。借机取明而代之的满清，更是以落后野蛮代替先进文明，他们重新将骑射为业的八旗精骑当作政权生存立足的根本，中国的科技树再次被拐歪，这才造成中国从此彻底落后西方。

因此，将王恭厂爆炸看作是中国近千年末有之变局的源头，也并不为过。

两次大事变，都是让胡人骑射从被压制状态按地摩擦后又满血复活。让中国的科技树一再彻底歪向胡骑骑射。

两次大事变后，两大胡教洋夷教也才借机打破儒家独尊与宋明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开始广泛传播。

三、

将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并列而观，放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发展史里，从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们视为改变华夏文明科技、军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发展历史进程的大事变，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是否有点儿"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维不合理不科学倾向？

分析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战争，装备决定论的观察，确实总是会显得有失偏颇、片面。

但装备决定论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质变性质的尤其是洛阳武库大火式毁灭性打击式的装备决定论，当然有其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洛阳武库大火前后，中国范围内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军事战争形态、规模、作战方式、装备技术水平，尤其是汉胡华夷之间整体的军事力量格局对比，都有了根本性改变。它确实导致了当时华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变局。

这样的武器装备突发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仅仅被视作一个战术性质的变量因子。而是必须被视为质变性质的战略性质的巨变因素。

王恭厂爆炸如果考虑到明代军火生产体系的破坏乃至瘫痪崩溃，同样不可以等闲变量视之，而是战略格局性质的变化。

当然，王恭厂大爆炸声势虽更惊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质权重上，其质变程度远不及洛阳武库大火来得严重。

这两次特大历史偶发事变，一者长期以来被史书史学家们尽量淡化到无形，一者被各类野史小说家们变成各种玄幻色彩怪谈历史之迷？

说到底，历史发展如果是这种"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种大儒专家哲人们不辞辛苦去总结历史经验、规律，还有什么意义？

不同程度各类历史决定论岂非建在沙塔之上？

归根到底，这种历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决定性环节，让习惯了读史可以知兴替，惯于将分析政治得失作为重头戏码的史学家也罢，普通人也好，实在难以接受。

四、

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信。

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曾一扫而光。

但是，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至把自己看得一无所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或许有人要说"总把原因推给别人，是容易地"，但真的吗？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正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统统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是弱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用成王败寇思维死死钉入华夏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

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却又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的狂热的开拓者。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的中国人、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战场应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冒险家、殖民者开拓先锋阴掉了。

当一些人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他们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某些人们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使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两次击溃、打垮华夏文明的要害死穴。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如岀一辙。

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