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有关元清非中国的说法，补点明朝的看法，这个观点早就有了 -- 阴霾信仰

关于应不应该有一个皇帝这个问题，我个人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现在皇帝已经被打倒了，不可能再把皇帝请回来，我只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历史状态之下来考虑皇帝在当时、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那个时代的皇帝的作用和最后经过革命把皇帝推倒之后所造成的问题之间，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照，也就是说，皇帝在不在或者皇帝有没有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把皇帝当做一个完全负面的、完全可以不用讨论的问题，好象只有打倒皇帝这一条路可以走，其它都是反动的想法，只有革命才是唯一最合法的道路，只有革命是最先进的，只有革命才是最彻底的变革之路。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重新把皇帝请回来，放在我们的面前重新审视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所做的一个工作。举个例子，前年，关于辛亥革命有很多讨论，但是有关辛亥革命的讨论令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是一个现实政治工具而已，大家一味地对它歌功颂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纪念史学，每隔几年就大唱一遍颂歌，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意义已经毋庸讨论了，我们只是纪念它，对它高唱赞歌就够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好像是必然的，所有跟辛亥革命成功相违逆的东西都是反动的，都是不能讨论的，或者是都不需要讨论的，这是那一年开会的基调。去年我们清史研究所开始注意是否能换个角度对革命加以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把清帝逊位重新纳入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框架中来，所以开了一个“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的研讨会，我开了句玩笑说我们要开一个“反革命”的会——当然不是真反革命，不是把自己真当成一个反革命去捍卫什么，那是遗老遗少的立场--为什么要开一个“反革命”的会？因为我们从来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必然的、不用讨论的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必须被质疑。革命并不是说不好，革命肯定有它的理由，但是革命并不能成为我们遮蔽或放弃讨论其他救国方案的一个理由，我们应该把当时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话题释放出来，跟革命进行对话。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革命，因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摆在那儿了，但是辛亥革命意义阐释以外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被遮蔽掉的，根本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有责任把所有被遮蔽的东西重新请回来，中国是否应该保留皇帝只是其中的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

在上海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聚会，专门讨论立宪的问题，现在立宪不能公开谈，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是可以讨论的--有人说你怎么变成遗老遗少了。我自己并没有强烈的所谓名人情结，一定要为祖宗弘扬什么，好象祖宗说什么都是对的。我非常尊敬我的祖先，但不会变成盲目的崇拜者，我一定会把我的曾祖放在一个开放的格局和框架里进行审视，把各种因素纳入到这个框架里，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人说你就是遗老遗少，想把皇帝请回来不就是证明吗？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文化保守主义”，我说我绝不是一个狭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我只是在这么一个开放的框架下，认为保留皇帝在那个特殊时代是有必要的。当然，您说的刚才那点我也同意，皇帝未必凝聚了所有传统资源，满人的汉化程度可能也很严重，晚清早已不是那个满人的皇帝了，但是我觉得他恰恰因为不仅仅是满人的皇帝，所以他身上具备了一种凝聚不同民族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象征符号，但是我觉得如果保留着这个符号，中国所有的改革和开放的设计可能比现在稍微要更合理一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往往并不一定是皇帝一个因素导致的，但是民初变革遭受挫折肯定跟皇帝不在有一定的关系。这里我还是要反复澄清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不是一个保皇派，我只是在现有的框架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向大家请教。大家都在谈中国立宪的问题，当然现在表面上中央不让谈，“七个不准”。我想从历史上，我仅仅从历史上来看，立宪和代议制有关，和整个民主选举制度有关。在满清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大家现在一直在讨论。经过革命以后，整个民主的主体发生变化了。按照当时梁启超和杨度先生的设想，如果保留皇帝的话，在底下可以展开很多民主制度架构的建设，如果把皇帝推翻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把皇帝推翻以后用什么来替代那种象征意义上的文化符号？人民？什么是人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各个阶层都可以叫人民，但是人民具备有一种像皇帝这样凝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象征意义上的作用吗？目前看来人民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作用，因为到现在为止人民的内涵和边界不断地在移动，所以人民到底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掌权？如果人民不能直接掌权，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掌权？谁能够代表人民掌权？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中所聚焦的代议制的作用问题。如何实现代议制？通过直接选举吗？或者有什么其它可靠的选举方式可供选择吗？现在大家也讨论得非常激烈，有人觉得选举也不是一个解决民主变革问题的好方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如果从我们杨度先生那一代开始，大家都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把传统制度摧毁之后，有些东西是无法挽回的，也许我们已经丧失了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些很好的制度，把它们当作糟粕给清算掉了。比如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中国最好的代议制实际是科举制度。大家都把科举制度仅仅狭窄地看作是一个考试制度，从晚清开始就把科举制度骂得很惨，说它就是八股文，使人头脑僵化，摧残人性等等，但是科举制度其实和现在的高考制度有密切的关联性，现代高考制度基本沿袭了科举制度按地区进行名额分配的原则，因为科举制度是最讲名额分配的。最繁华的地区比如江浙地区考中科举的人非常多，所以皇帝就有意限制这个地区的名额，他会照顾边疆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行省，名额分配要往这些地区倾斜，造成相对均衡的态势，尽量使更多地区的士子都能得到晋升的机会。因此，科举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种代议的特点，因为它的名额分配相对比较公平。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个地区绝对平等，但是因为名额分配相对均匀，所以在机会平等上，科举制度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局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科举制度为什么具有代议的性质？科举制度把人才均匀分配在不同的层次和地点，这是现在我们任何制度所达不到的，所以科举制度的废除我觉得太可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科举制度下，你考中了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可以当大学士；考中了举人，就只能当县长，不能再往上爬了。如果你连举人都考不中，就是个秀才，你就只能待在村子里。但是秀才在地方上有一点特权，比如可以免劳役，交税的额度也可能较低，这是非常大的优惠，但你必须为乡里服务，比如要从事一些社会救助活动，有时还要为老百姓代言。这个制度还使得人材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秀才也可能过两年考中举人了，就可以当县官了。如果当县官还觉得不满足，再考几年，考到六十岁，弄不好就成了进士，变成皇帝的幕僚了，说不定也可以当上清朝的军机大臣。因此它是不断流动的。如果秀才考了几十年，皓首穷经也考不上，就老老实实地在乡下待着，修桥铺路，发展教育，做一切有利于乡梓乡邻的事情。很多宗族的族长就是由秀才来承担的，因为只有他最有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举人、秀才和进士的梯级分配非常均匀，我觉得这就是代议制，因为秀才在基层就代表了民众基本利益，他往往承担着推动本地区文化教育、慈善救济和公益事业的责任，他要为民众负责，而且有时候就是族长，人们有什么诉求都会优先求助于秀才。

　　科举制度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代议制度，而且它是上下流动的。我们把它破坏掉之后，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替代它的新式学堂根本不具备它的功能。新式学堂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也就是培养技术人才的地方，出来后大多是行政技术官僚。新式学堂的人虽然学了满脑子技术知识，后来却往往被认为是没什么文化的：第一，因为缺少道德训练。你看当时学堂的学分设计，道德课被缩减到一两个小时，传统文献、传统经典不读了，学生基本蜕化为一个技术人员；第二，因为没有科举制度对人员分配的上下层和地区的限制机制起作用，进了学堂之后的学生不用回乡，不用回村，大多数就直接进城了，进城之后谁也不愿意回到乡村服务。现在高考制度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清末及以后，我们知道，学堂教育之后的最佳出路都是留学，这条道路培养了一批理工男，一批没有文科基础和传统文化训练的人。这套机制把科举制上下流动的循环系统完全破坏掉了，我觉得这是清末一个最大的损失。清末新政把科举废除之后，教育本身的那种教化和政治相互辅助的关系被完全割裂了，基层管理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衰落了很多，基本上培养的都是技术官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不一定对，我觉得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