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韬光养晦下大棋的两种解释 -- 田昭明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都被归咎于计划经济时代推行的集体所有制。20世纪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断。此后，几乎所有农村改革都将削弱集体、强化个体作为主要制度改进方向。本文通过回归古典成本函数，引入固定成本，以解释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而提出由基层集体组织解体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才是引发当前农村问题的主要原因以及制约未来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的乡村振兴，必须从重建农村公共服务开始。

　　 一、问题溯源

　　 财富由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两部分构成，所谓公共财富主要是指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服务)。由于公共服务对私人财富成本的影响极大，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资产的价格，①所以，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乡村的富饶与否。

　　 1.被忽视的前提

　　 历史上，中国传统农村的公共服务是以宗族、乡绅等为纽带，通过自治的方式提供的，②这就决定了农村公共服务是初级和低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农村提供了以生产资料(特别是农田灌溉基础设施)为核心的重资产，相关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财富单元，这一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③在集体所有制时期形成的重资产瞬间被盘活，长期徘徊不前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跳跃式增长。④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创造出的公共服务存量和红利，与其他早已采用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在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果不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⑤

　　 2.公共服务解体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集体经济并未完全瓦解，农村的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向村民征收“三提五统”⑥来维持。2006年，在免除农业税的同时，“三提五统”被一并取消，千百年来隐含在其后的耕地所有者和国家间的契约关系随之消失，土地所有者不再对国家负有耕作义务，耕地被任意转用甚至荒弃；⑦原本由税费支撑的公共服务快速解体，而集体经济关系的式微，使乡村原本互助、共享的人际关系随之瓦解，长期赖以存在的自治公共服务陆续消失；随着农田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产品逐渐折旧殆尽，农业将被迫回归传统耕作，随着成本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将逐渐沦为没有商业价值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务农人口进一步减少，而生活性公共服务的恶化加剧了这一趋势。面对农村的凋敝，政府开始逐渐接手部分乡村公共服务，但这种用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反而导致乡村公共服务自主能力快速下降，相关机制进一步丧失。⑧

　　 3.产权细碎与资本屏蔽

　　 导致公共服务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以“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加上中国传统的平均继承制，使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和农田的产权不断细碎化。⑨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村级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导致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成本急速上升，⑩而且一旦资产(在农村主要是耕地)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导致人均资本不断下降，使乡村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

　　 由于离开村集体的原成员不能将其拥有的集体经济份额转让、变现，因此新加入村集体的成员也自然无法获得有法律保障的集体份额。就投资而言，除非投资者是本村成员，否则可能处于产权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之中，而原集体成员利用集体身份，几乎没有违约风险，这种不对称导致资本投入方和资本接收方之间互相信任的成本极高。由于长期收益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妨碍了外部资本的进入，无形的资本壁垒使负有提供乡村公共服务责任的村集体无法有效履职。[11]而在本村的成员中出现具有资本运作能力且能得到全村支持的“能人”的概率并不高，这使乡村振兴表现出较大的偶然性。

赵燕菁 宋涛：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