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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小说《刘志丹》

1952年底和1953年初，高岗、饶漱石先后从东北、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任上调中央工作。高岗任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2]

一九五三年以来，因为对待合作化问题以及城镇工商业改造中刘少奇的一些错误做法和言行，令主席不满，对刘少奇多有批评。一九五二年九月前后，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新修订的税制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实行。新税制施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混乱，各地告状信雪片般飞向中央，就连北京的彭真因市民闹事都坐不住，找主席汇报“恩来和一波咋搞的，这么大事也不事先向中央汇报，弄得这么被动“，不知情的主席赶紧了解相关情况，处理善后工作。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一些高级干部中进行挑拨活动。他制造所谓“军党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想借此拉拢军队干部。他还散布言论，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的提法不对，需要重新做结论。他煽动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在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活动期间，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的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缺点，批评主持日常工作的安子文，意在攻击中央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一九五三年底，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政治局委员面临改组，。安子文私自草拟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并拿给高岗看。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权力争夺的表面激化，高岗的游说得到西北局彭德怀，中南局林彪的支持，并且得到高层中很大数量的响应。邓小平，陈云组织原则强，党性觉悟高，对此给予抵制并向主席汇报。当时很多高层干部对刘少奇，周恩来是不服不满的，认为刘少奇搞结派把持权力过多，东北局书记林枫，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央财经委负责人薄一波，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都是他的人，传言“毛家天下刘家党”。比如谭震林，江华，陈正人等二十多位中央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曾在一次中央会议散会后又私下开会，讨论权力分配问题，谭震林提出主席“三权”（党，政，财）旁落，只剩下军权。，面对党内汹涌的权力争斗，主席的处理是打击出头挑起争斗的始作俑者，对其他参与者给予教育批评，将可能造成党内第一次分裂的可能消弭于无形。高饶受到组织处理，谭震林等人被主席叫去进行了严肃批评，主席说“哪来的三权旁落，中央就一个司令部，就是我这里这个司令部”。在批评帮助的会上，周恩来历数高岗“九宗罪状“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等待他们醒悟。但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认错，饶漱石也未认真检查错误。周恩来在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历数高岗“十宗罪“，让高岗认罪悔罪，重新做人。

小说《刘志丹》

小说《刘志丹》反映陕甘宁根据地创建初期的那一段历史，涉及很多那一时期历史人物的是非恩怨，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对于小说，习仲勋给予不少帮助。从一九六二年七月底开始，《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连载这部小说。小说虽然将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都用了化名，但刊出后那一历史时期事件的参与者自然能够对号入座，激起陕甘边根据地谢子长一系，以及长征先期进入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成员的极大不满和愤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向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致信要求停止刊出小说《刘志丹》。阎红彦又两度致信中央办公厅并书记处，和中央文艺工作领导小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康生，谈了自己对小说《刘志丹》的看法。由小说《刘志丹》诱发对“西北历史问题“旧案的争论，很多党的高级干部卷入其中，中央不得不为互不相让的历史争论劳心费神，并成立专门组织处理这个事件。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主席在台上发言，康生递了个条子” 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主席在会上念出来。

要想厘清其中的恩怨，还的从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开始。陕甘边根据地由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组成，从陕甘根据地发展出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从陕北根据地发展出红二十七军，主要领导人有谢子长，郭洪涛，阎红彦，贺晋年等。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彼此秉持的发展理念不同，这也是中国革命初期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刘志丹一系把“红，灰，黑，白（红是指党员及其骨干，灰是指会道门子，黑是指土匪，白是指国名党军）“囊括一体，只要是愿意革命的全都接纳。谢子长一系认为要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革命的基础力量只能由劳苦大众和进步青年组成，在谢子长活着时双方尚未撕破脸，谢重伤牺牲后两方对立尖锐起来。这两家的娘家也不是一家，陕北根据地谢子长一系归北方局领导，陕甘根据地刘志丹一系由上海方面领导。

北方局派了朱理治，聂洪钧作为北方局代表来陕北指导工作，郭洪涛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北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领导层（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戴季英）支持朱郭，决定对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搞肃反，戴季英作为二十五军代表负责执行。因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各有一千多人，势均力敌。红二十五军三千多人加入天平严重倾斜，陕甘根据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和红二十六军排以上干部二百多人被捕，先有二十多人被拉到河滩活埋。此时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主席令释放因肃反被捕人员，因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二十六军因排以上干部全部被捕，被打散分配。刘志丹，高岗被放出来后无兵可带，主席又拿出中央警卫营三百八十人为骨干，升级几个县游击队编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又成立骑兵部队，任命高岗为骑兵部队司令。

历史恩怨由此积累下来，彼此不依不饶。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亦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根据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西北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主席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朱理治做的检查比较深刻，其他参与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亦做了认识程度不同的检查。这一段历史作为一页本来应该就此掀过，大家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今又把历史旧案翻出来，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制造领导层中的裂痕对立，是中央不能容忍的，处理的办法仍然是将板子打在始作俑者身上，并对“西北历史问题“再次做出结论。

到了一九八0年代末一九九0年代初，大多当事人已经凋零过世，剩下的人仍然彼此怨恨，不死不休争论又起，中央不得不让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组成调查组，再一次对“西北历史问题“作出调查结论。对于结论，刘志丹一系剩下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在结论上签字。谢子长一系和红二十五军剩下的三人中郭述申，贺晋年在结论上签字，郭洪涛拒绝签字，事情总要做个完结，薄一波代表中央连威胁带哄劝让郭洪涛在结论上签了字，作为当年当事人的习仲勋这次胸怀大局，没有卷入这翻旧账的纠葛。

要说到“西北历史问题”，那哪个根据地又没有历史问题呢，中共初期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本土革命经验，革命的政策路线方针由共产国际制定，道路照搬苏俄模式，主席在艰难中摸索出一条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因与中央路线不同，备受打击排挤。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立不住脚不得不搬入中央根据地，去了以后把打击主席作为要务，清算执行主席政策的“罗明路线“，打击执行罗明路线的”四大干将“（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惟俊），”四小干将“（肖劲光，罗明，陈正人，江华）。一位老同志回忆，那时打击罗明路线，邓小平被隔离审查，一次他在院子里看到邓小平被两个红军战士押着进来，看到邓小平消瘦的就剩一个大脑袋了，心下酸楚，悄悄问邓小平怎么样，邓小平只说出一个字”饿“，这位老同志赶紧找了块干粮塞给邓小平。在审查期间妻子金维映与他离婚，同负责审查他们的罗迈（李维汉）结婚，邓小平没有记仇，在其后革命岁月及其建设新中国近一甲子岁月中，他们依旧精诚合作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大业，但是党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邓的胸怀。